论非法电子数据之排除--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视角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合法性欠缺的电子数据难以被排除,其根源在于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非法电子数据的排除采取一种非常保守的态度,电子数据很难构成“非法证据”,一般只构成“瑕疵证据”并适用裁量排除。对电子数据的获取,司法解释未区分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且有以技术手段模糊强制措施的不良倾向,这导致了排除的困难。电子数据不应成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应参照实物证据设置两个层次的证据排除。对于严重违反程序以及侵犯基本权利所获取的电子数据,不允许补正和合理解释,应予以绝对排除;对于违反一般程序和技术规范所获取的瑕疵电子数据,应当适用裁量排除,并分别建立文书审查和技术审查这两种不同的裁量方式。

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实证考察

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半年多的情况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有成功之处,如排除了一定数量的非法证据、庭前会议中检察机关主动撤回争议证据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一定数量的法官对规则认知不足、部分法官对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有畏难和抵触情绪以及部分案件的审理存在不规范的情况等。通过调研,还发现了两大深层次问题,即法院公正司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待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落实有诸多障碍,因而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制度的缺位已成为阻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关键性障碍之一。本文在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的立法及其原因的基础上 ,主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证明责任应由控方承担 ,并提出了若干完善我国侦查取证程序的建议 ,这对于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制度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与实效——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从司法解释上升为立法规范并不能自动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效性问题。而且,通过分析2013年做出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请求的判决书,我们发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将非法证据排除与供述的真实性问题捆绑在一起,不愿意仅仅因为取证手段违法而排除证据。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至少有两点:在司法体制方面,法院因缺乏独立性而无力承担督导侦查违法的重任;在立法方面,立法用语的弹性以及回溯性证明的难度,致使排除规则过分依赖法院的自由裁量。因此,为了保证排除规则的实效性,我们建议通过以下技术化改造,增强排除规则适用的确定性:将直接面向事实的事后制裁规则转变为一种面向程序的事前预防规则。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本土化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产生之日起就倍受争议,但由于它具有重要的价值,因而在许多国家和国际条约中得到确认。在我国全面确立这一规则存在一些现实困难,所以应结合国情,确立对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的原则,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场。

跨境取证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随着跨境刑事案件的不断增多,为了有效惩罚犯罪,一国或法域的部分刑事取证活动必须在另一国家或法域进行,本国法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域外效力问题日渐凸显。传统观点认为,域外取证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之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适用于执法者在域外进行的刑事取证活动。这一观点忽略了本国法律适用的整体性和涉外刑事审判的公正性问题。应当以公正审判为基础,承认在一定情形下,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域外效力。

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研究

排除非法证据是保障被告人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原则。由于法律文化传统的不同以及特定时期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的需要,不同法系之间以及同一法系不同国家之间有关这一问题的诉讼理论和具体对策往往存在着许多差异。对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历史及有关法律规定进行了比较和研究,目的在于为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借鉴。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意涵

立足于审判为中心的主体立场看问题,合法性是证据的必要属性,非法证据不是证据,区分证据概念和证据资格、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的证明能力,是一种理论上似是而非实践上有害的做法。合法性相对于证据相关性和真实性的优位,体现了人类社会生活秩序作为人伦秩序的伦理性要求。合法性优位是案件事实裁判中证据认定操作的基本要求,其制度设定和操作的适度,则不仅体现程序正义,也不必然背离证据的相关性和真实性要求而有悖于实事求是原则和实体正义。如此释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意涵,就使得该规则对于中国司法的发展具有了确然的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规定的功能期待及其实现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承载着人们对弥补刑事诉讼法规范的缺陷、提高刑事案件的办理质量、保障刑事案件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等的功能期待。该规定的出台不仅标志着我国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步形成,还促进了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然而,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预期功能的实现既有赖于我国社会治理机制的根本转变,即实现以安全维护价值为取向的社会治理机制向以权利保障价值为取向的社会治理机制转换,也有赖于在制度上切实保障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能够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

论违法证据排除法则在我国的适用

本文提出了应在我国初步确立违法证据排除法则。作者认为，确定排除法则不仅是我国实事求是证据制度、刑诉法公正与效率价值取向和证据合法性的刑诉理论的要求，也是我国宪法的必然要求。它可以弥补现行刑诉法有关违法搜查、扣押获取证据的否定性法律后果规定之空白，有利于维护刑诉法的尊严。文章还探讨了违法搜查、扣押获取证据的各种否定性法律后果。

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一个政府对非法证据的立场也是该国政府人权保护立场的反映。通过对加拿大、澳大利亚两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比较研究,了解两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的基本立场,并为我国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一点借鉴。

证据规则对庭前证供证据能力的规制略论

庭前证供是庭前证人证言和庭前被指控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总称,在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庭前证供的证据能力是指庭前证供作为一种证据被法庭所接受的资格。英美法系通过一系列的证据规则对庭前证供的证据能力问题进行了规制。其中,关联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规则等对庭前证供证据能力的判断提供了一定的标准和方法,我国应在借鉴国外合理规定的基础上对庭前证供的证据规则进行完善。

侦查讯问的法律规制

侦查讯问的目的之一是取得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然而若采取非法讯问方法不仅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也易导致虚假供述,进而诱发冤假错案。侦查讯问的法律规制主要从口供的取得和口供的审查判断两个方面着手,从而在正向上和反向上规范侦查讯问权的行使。就前者而言,应落实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实现机制,完善讯问人员、地点和时间以及讯问录音录像等法律规定,确立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等;就后者而言,应着力发挥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功能。

中国语境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争——本土话语资源的批判性反思

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论争,当前我国理论界立场繁多,却有自说自话之嫌,改革主张繁荣,却缺乏系统整合。经过对话语资源的梳理,我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憧憬方面,呈现出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两种理路;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革进路方面,呈现出整体革新与渐进改良两条进路。经过对话语资源的整合,未来我国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论争还需要注重两个重要维度:一是对他域话语资源作批判性解读;二是对该证据规则的吓阻功能及我国制度环境的容纳能力作经验性研究。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障碍与建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刑事诉讼的采证规则之一 ,我国立法对此却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价值观的差异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最终确立的本质障碍 ;而对“以事实为根据”的错误理解和虔诚追求 ,又成为阻却这一原则确立的直接动因。两大法系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 ,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论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是否具有证明能力,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是民事诉讼中较为复杂的问题之一,其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实体公正与人权保障、程序正当的价值冲突上。虽然我国法律上有禁止非法获取证据的规定,但排除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规定还不完善,因此,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探讨如何完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问题十分必要。

佘祥林冤案:我们离无罪推定还有多远

在民众关心、同情佘祥林遭遇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反思它带给我们的启示与教训,以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发展。本文将着重探讨佘案的症结之一—无推定原则的改革与发展。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路向——由新《刑事诉讼法》引发的思考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明确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规范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保障基本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司法形象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其在新《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在我国刑事诉讼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然而,新《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条本身及长久以来的司法传统和现实的司法环境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发挥出其应有的功效还任重道远。因此,进一步完善法律的相关规定,改变一些落后的司法传统,营造依法取证、主动排除非法证据的司法环境是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有功效得到最好发挥的关键所在。

基于“非法性”的分析——新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性是非法证据排除理论的核心范畴。非法性所指,游走于取证行为和证据本身之间。非法性的成分包括实体非法性和程序非法性,两者的比例关系影响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处理方式和核心判定要件。非法性依其严重程度而分为四个层次。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规制具备足以导致所得证据"不成立"、"不可采"或"可采性待定"之非法性的取证行为或所得证据。根据具体规制之非法性的层次差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分为绝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外还存在一些特殊的非法证据排除类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规制之非法性在成分上体现出由实体非法性为主向程序非法性为主的移转趋势。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它对保证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的意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很多国家都已确立,但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学界与理论界存在较多争议。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与探讨,对于建立我国的刑事诉讼规则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