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名股东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裁判思维

基于金钱债权执行依据,执行登记于执行债务人名下的股权时,隐名股东往往因股权代持而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裁判此类案件基于对涉及隐名股东与执行债权人之间相互冲突利益之衡量,融入具有主观性的商事外观主义、信赖利益等价值判断;为统一法律适用,有必要回归法教义学框架下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应有制度逻辑基础,即登记在执行债务人名下的股权是否系可供执行的责任财产,并在民事诉讼法规范下形成裁判思维。因此,应明确法院裁判的基础是股权代持关系中的财产权归属,而非股权归属;在隐名股东因遭到执行债务人反对而对其提起确权诉讼时,应适用诉的合并制度解决隐名股东提起的案外人异议之诉和确权诉讼。

论对执行标的的占有可否排除强制执行

我国现行法将异议事由规定为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占有作为异议事由,不存在规范制度层面的障碍。但是,我国民法关于占有的保护规定不适用于强制执行,有权占有人可以基于本权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无权占有人不得利用案外人异议之诉拒绝交出占有物,因此,原则上占有不构成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在法院将违法建筑作为执行标的的例外情形下,考虑到违法建筑的建造人等占有人不享有所有权,无法基于本权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因此,应当允许其基于占有利益通过案外人异议之诉寻求救济。换言之,对违法建筑之占有构成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刑事涉财产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以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的当事人构造为视角

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因采取移送执行模式而被误认为不存在申请执行人,使得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及其衍生的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过分依赖执行法院的职权主义。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裁判、追缴或责令退赔违法所得并返还被害人判项、责令被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判项的执行程序中,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原则上应以被害人为申请执行人,并参照适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制度。其他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应以检察机关为申请执行人。除非出现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请求等特殊情形,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检察机关通常无须现实参加执行程序。

必要共同诉讼的理论误区与制度重构

我国现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实质上是按大陆法系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理论设置的,它要求诉讼标的同一、共同诉讼人必须一同起诉或应诉,当事人方为适格。这种单一的必要共同诉讼形式,不仅影响到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和增加诉讼的成本,而且造成了我国必要共同诉讼的立法与司法、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为了满足司法实践对必要共同诉讼形式多样化的要求,尽可能使纠纷得到一次性解决,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在原有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基础上,增设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和因牵连关系而形成的必要共同诉讼两种形式。

论错误拍卖第三人财产的法律效力——兼评《民事诉讼法》第204条之相关规定

依据不同的强制拍卖性质学说,错误拍卖第三人财产的法律效力有所不同。从拍定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权衡来看,"私法说"和"公法说"均有所失衡。强制拍卖的性质上应采用"公法说",拍定人系原始取得拍卖物的所有权,这是维护公益、保障拍卖公信力之所需,但是,全面采用"公法说"并不符合我国国情。它有过分保护拍定人利益而牺牲第三人利益之虞。我国应当在坚持采用"公法说"的前提下,对"公法说"进行局部修正,以合理协调拍定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民事诉讼当事人适格刍论

适格当事人通常就是作为诉讼标的的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 ,但是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根据当事人的意思或者法律的规定 ,争议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以外的人也可以成为正当当事人。

论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关系

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增设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意在遏制司法实践中频现的恶意诉讼和虚假诉讼,加强对民事诉讼过程中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诉等制度为民事诉讼活动中权益受损的案外第三人提供了多元化的维权救济途径。但是,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相关规定较为简单,尤其是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关系不甚清晰。

代位诉讼中的适格当事人研究

理论上之所以对代位诉讼存在着诸多分歧,是因为没有廓清代位诉讼的真正含义,本文采用的纯粹代位诉讼这一概念实际是本质意义上的代位诉讼。代位诉讼的当事人适格的基础是法定的纠纷管理权;债务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诉讼标的是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债务人受既判力的拘束,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是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关于代位权存否则适用“争点效”理论。

论执行异议之诉中隐名股东资格的确认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7条规定执行异议之诉的立法宗旨要求执行法院查明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利,能否请求排除强制执行。公司法具有私法、交易法、团体法特性,究其本质上仍然属于私法,出资属于股东实质特征,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股东名册等属于股东形式特征,当各种类型的股东特征出现在同一诉争中,实质特征与形式特征互相冲突时,可以采取"在个案中之法益衡量"方法,以实现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公正。执行异议之诉中隐名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遵循实质特征优先的特殊规则,从而决定是否继续对执行标的强制执行。

论民事执行异议之诉——对《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异议之诉改革的评价

2007年新《民事诉讼法》和2008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执行程序的司法解释》,初步建立了我国执行异议之诉的制度。高法的司法《解释》和新《民事诉讼法》在规范执行异议之诉,建构其具体程序的同时,仍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民事执行异议制度的框架,原执行异议之中的若干缺陷仍被保留下来。为此,将要进行的民事诉讼法的系统修改,应全面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和第三人异议之诉。

论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废除

以程序性争议与实体性争议的分类为基础的案外人异议之诉,并不符合民事诉讼的法理。案外人异议之诉和案外人执行异议,实系分别以强制执行法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为基础。因此,制度的法理基础完全冲突的案外人异议之诉和案外人执行异议,无法在强制执行法中并存,二者必废其一。强制执行中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本无优劣之分,但需要结合一国的国情予以选择。从当前的国情出发,我国应当废除案外人异议之诉。

仲裁案外人程序保障体系研究

仲裁作为除诉讼外的另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其发挥定纷止争的作用无可厚非。特别是仲裁裁决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但作为仲裁裁决书可能涉及的到案外人利益的情形,目前无法通过专门针对第三人权益保障的第三人撤销之诉进行保障。同时,由于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案外人保障机制的相对混乱,使得这一问题不仅在实践中大量存在,并且造成当事人对司法公信力的质疑。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第三人撤销之诉范围的扩大,把仲裁案外人纳入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去。同时,对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应尽量通过执行异议之诉解决,使再审程序成为兜底性的救济措施。

论民事判决的既判力

民事判决的既判力问题 ,不仅涉及判决自身的生效强度与范围 ,而且关系到法律的威严、审判机关的地位、统治阶级对诉讼的重视程度等方方面面。因此 ,剖析既判力的本质 ,确定其效力范围 ,对于丰富我国民事诉论法学研究、完善民事诉讼立法。

从案外人的执行异议看我国的执行审查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虽规定法院组织机构设置应按“审执分立”的原则设立,但仅仅只是机构上的分立,在执行过程中,当第三人提出异议时,执行机构往往对实体问题进行审查,从而“审执合一”,这是造成我国“执行乱”、“执行难”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通过对我国执行审查制度在立法上所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借鉴国外关于异议审查制度的相关规定,从而提出完善我国民事执行中案外人异议审查制度的几点设想。

党内民主监督客体论——兼与石柏林教授、徐能毅博士等专家商榷

党内民主监督作为一种权力监督,它的客体是指被监督者行使权力的行为,监督客体与监督对象不同。监督客体具有客观性和对象性两个基本特性。从权力的不同载体出发,党内民主监督的客体可分为六种基本类型。围绕权力运行来进行监督,才是抓住了监督的要害。

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理论问题研究

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制度是我国新颁布的《合同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中所确立的一项新的诉讼制度，有关它的程序理论问题，学界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通过对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的诉讼当事人特征、诉讼标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及既判力的主、客观范围等问题的分析，对这一制度作了理论上的探索。

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研究

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的设立一方面是救济在执行程序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案外人,另一方面能够对公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保证公权力的正当行使,切实规范执行行为的合法性、公正性。我国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司法适用疑难问题主要有:一是主体适格及异议事由的认定问题;二是证据形式的表达问题;三是案外人的举证责任问题;四是恶意诉讼预防与惩戒力度不足的问题。完善我国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的措施主要包括:一是完善相关的立法制度;二是健全恶意诉讼防治机制;三是对司法改革背景下司法系统内部资源进行整合与优化;四是健全监督和反规避执行机制;五是加强相关配套制度的实施。只有这样才能健全我国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保障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司法效率。

民事裁判执行中的第三人及权利保障

执行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当事人权利的实现 ,更重要的是利用司法资源来维持整个社会关系的平衡 。

民事诉讼法中案外第三人对执行的异议之诉

在民事判决和执行过程中,被执行的标的物可能涉及案外第三人的利益。案外第三人对执行标的可提出异议。文章在参阅德国法律文献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立法现状,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论述了案外第三人对执行异议之诉的法律特征、立案条件、诉讼成立条件、举证责任及其法律后果。

论当事人恒定原则

在诉讼的进行中转移诉讼标的会对整个诉讼进程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引起诉讼承担、如何确定当事人等问题。所以,需要一定的规则来应对诉讼标的转移后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对此各国具体规定不一,主要有当事人恒定原则和诉讼承继原则两种诉讼规则。其中,我国《民诉法解释》第249条确立了当事人恒定原则,但是目前的司法解释存在漏洞并缺乏可操作性,需要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本文结合域外立法中关于当事人恒定原则的规定,对我国的司法解释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可行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