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并购与高管薪酬——来自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2012—2019年实施跨境并购的上市企业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考察跨境并购对高管薪酬的实际影响、作用机制与差异化特征。结果表明,跨境并购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企业高管薪酬,且在并购后第3年仍然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并购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兼具相对合理的市场渠道和不合理的非市场渠道。市场渠道表现为跨境并购能让有海外经历的高管获取更高的薪酬;非市场渠道包括跨境并购使得权力更大的高管获得更高的薪酬以及跨境并购增加了高管的超额薪酬。本文厘清了中国上市企业跨境并购影响高管薪酬的作用渠道,不仅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具有一定参考意义,而且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一步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风险承担的中介作用

高管薪酬会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一定影响。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究发现: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负向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在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且这一现象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以上结果表明,如果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超过其预期薪酬水平,则会使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导致企业投资效率降低。建议企业合理制定高管薪酬体系,实施有效监管,并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控制在适当区间内,以此确保企业不会出现非效率投资现象,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机构投资者抱团与高管超额薪酬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本文借助2013~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运用Louvain算法,通过构建机构投资者共同持股网络并识别网络团体,从高管超额薪酬角度考察机构投资者抱团行为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机构抱团后倾向于扮演“合谋者”角色,具体表现为机构投资者抱团规模越大,高管超额薪酬现象越严重;进一步从企业产权性质和高管权力两个方面探讨机构投资者抱团的治理行为差异,发现相对于其他企业,在国有企业和高管权力较大的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抱团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加剧作用更加明显。上述研究从网络社团结构视角重新审视了机构投资者抱团的治理行为,为证监会深化认识机构投资者治理角色,引导完善机构投资者制度设计、避免非理性的过度行为协同提供参考。

上市公司高管显性激励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双向治理”研究视角的经验证据

由于实际控制人的存在,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激励研究需要将实际控制人的影响纳入高管激励研究中。基于此,本文引入"双向治理"研究视角,期望通过考察实际控制人在高管显性激励安排有效性中的影响,即高管迎合实际控制人需要的管理层权力,探索中国上市公司高管显性激励安排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货币化薪酬呈现积极的治理效应,但是高管持股却容易诱发代理问题,并且弱化货币化薪酬的激励效果。进一步分析得知,高管期权激励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货币化薪酬与代理成本关系的调节效应中,并且主要见于民营企业和高科技行业。本文研究表明,中国情境下更为有效的高管显性激励组合应该是充分考虑实际控制人的潜在影响,构建货币化薪酬与期权激励的有机结合,同时还需要兼顾高管持股的负面治理效应和期权激励的适用情境,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高管显性激励的制度安排。

中美两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决定因素比较研究

选取中国深沪两市1999年到2003年4 430家上市公司和美国纽约交易所1999到2002年6 907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比较,在确定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主要决定因素的基础上,与美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公司规模、公司绩效、股权特征是决定高管薪酬的主要因素;它们对于两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是有区别的;探究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了对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政策设计的指导性建议和以后研究的方向.

高管薪酬水平对企业并购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和企业并购行为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行为决策理论认为它们是负相关的，而管理主义则持相反的观点。利用负二项回归方法对中国上市公司2001～2003年1166个样本进行研究发现，管理主义的观点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高管持股水平对七述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有效激励还是以权谋私:超额高管薪酬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不同产权性质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高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搜集了2010-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的薪酬水平,考察高管的超额薪酬与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关系,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高薪的激励效果。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超额薪酬与股价崩盘风险正相关,证明国企中高管高薪的自利性,但该现象仅在地方国企显著;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相对国企而言更具激励性,但激励效果十分有限;超额高管薪酬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受产权性质的影响,证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高管激励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为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同时反映了基于激励动机的股价崩盘效应。

非执行董事对超额薪酬影响研究——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2010~2015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非执行董事对管理层超额薪酬现象的监督效果。研究发现,相比于独立董事,非执行董事对管理层超额薪酬的监督抑制作用更为明显。从股权结构视角出发,研究股权制衡与机构投资者对非执行董事作用的影响,发现较高的股权制衡度反而会抑制非执行董事的监督效果,而在不具有稳定型机构投资者的上市公司中非执行董事的治理作用会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可丰富董事会治理机制的学术文献,也可为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提供新的启示,对有关政策制定部门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股权结构、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粘性——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尤其是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成为政府监管的重点和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以2010—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存在性;同时,重点考察了股权结构、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粘性特征;在股权结构的影响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权制衡度越低,高管薪酬粘性相应越高,当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时,上市公司高管作为控股股东利益的代表,通常忽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不对称性,因此薪酬粘性成为控股股东对高管的奖励;在产权性质的影响方面,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粘性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降低代理成本、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具有一定的启示。

基于不同股权特征的上市公司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

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存在重要的产权和治理结构差异,因此它们对经理的激励也可能存在重要差异。基于此,本文将样本上市公司分为国家机构直接控股、国有独资企业代表国家间接控股、国有法人控股和私营企业控股的民营上市公司四类,并且分别检验四类样本公司的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我们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最高,其次是国有法人控股和国有独资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而国家机构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报酬业绩不敏感。

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采用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最新数据,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企业规模、董事会规模显著正相关;与高管持股比例正相关,但不显著.对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度的改进提出了建议,以促进创业板的健康发展.

机构持股、投资决策与高管薪酬——基于经理人职业声誉模型的理论分析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然而传统观点认为增加机构持股比例会抑制公司投资、降低高管薪酬,这与近期实证研究发现的证据存在矛盾。为此构建了基于经理人职业声誉顾虑的理论模型,试图为相关实证结果提供合理的解释。研究表明,机构持股比例越高,越能增强机构投资者监督、了解经理人经营能力的意愿,从而确保高能力经理人不会因偶然投资失败而面临声誉风险,这就增大了高能力经理人为公司投资创利的可能性,同时也使经理人能够获得与自身经营能力相适应的薪酬回报。

公司股权、债务与高管薪酬研究

本文通过对2008-2013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股权、债务与高管薪酬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除了国有企业外,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而且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高管的货币性薪酬先下降后上升,股权薪酬先上升后下降,两者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现象;债务水平与高管货币性薪酬为倒"U"型关系,企业规模、绩效等因素对高管薪酬也产生一定影响。

真实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研究

真实盈余管理作为近年来企业利润操纵的主要方式,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基于2012—2014年我国沪深A股数据,全面分析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高管薪酬、审计费用、产权性质、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影响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提高内部控制质量、高管薪酬、审计费用、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较高。

高管薪酬管制、产权性质与双重代理成本

文章以双重代理理论为基础,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高管薪酬管制的利弊进行分析,并探讨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多元治理主体对薪酬管制的调节效应及其差异。结果表明:薪酬管制利弊并存,表现为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与对大股东防御效应的促进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董事会行为对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机构投资者治理对高管薪酬与大股东防御效应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在民营控股公司中,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因此,理性权衡薪酬管制利弊并有效利用治理主体的制衡作用才是提高薪酬合理性的必要途径。

股权集中、行业竞争与薪酬业绩牵扯:由我国上市公司生发

对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行业竞争度对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的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呈现倒U形关系。当股权集中度达到较高水平,即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后,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大股东监督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替代作用更强。在外部治理方面,行业竞争度与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正相关,表明高竞争强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薪酬契约的激励作用。

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中的公司治理——规制与激励

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改善公司的营运水平、提升公司的价值。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调整。此次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涉及管理者薪酬结构的调整与薪酬水平的限定、对官员在企业兼职的管制以及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实现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等诸多方面。相关规制政策的本质意图在于改善公司内部的激励机制,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规制的执行效果可以通过公司市场价值的波动加以判断,对于政策的作用机理及公司绩效的改善方式则需融合多学科的结构框架加以分析。在规制过程中,规制者也要避免受到其自身行为偏误的影响。

高管薪酬激励、产权性质与企业绩效——基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高管薪酬激励为视角,将高管薪酬激励、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以产权性质为依据,收集了2007~2015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面板数据,分别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股权集中度是否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国有企业中的促进作用要强于民营企业;股权集中度在国有企业中对于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在民营企业中不存在显著调节作用。

混合股权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分析

以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国有企业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这两种不同的改革模式,考察混合股权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提高混合股权制衡度有助于抑制高管的薪酬粘性,其中在国有企业中提高非国有股权深入度、外资股权深入度对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效果更优,在民营企业中提高国有股权深入度有助于抑制高管薪酬粘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权、外资股权深入度在国有相对控股企业更能抑制高管薪酬粘性,混合股权制衡度在两类企业中都能起到对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民营股权深入度在两类企业中对高管薪酬粘性无显著影响。混合股权制衡度与国有股权深入度在民营家族企业和民营非家族企业中都能显著发挥对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因此,应充分发挥混合股权制衡的作用,合理配置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比例,优化高管持股方案,破除垄断行业进入壁垒,实现产业开放。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股权结构关系实证研究

选取2010—2012年A股市场全样本数据进行研究,统计分析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三年间增长很快,且公司之间差距非常大。我国股权结构基本保持稳定,股权集中度较高。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在控制公司规模与公司绩效的情况下,发现A股市场总体上高管薪酬总额与股权集中度显著负相关。结果显示,在股权分散情况下内部人控制较明显。同时高管薪酬总额与公司绩效以及公司规模呈正相关,并分析其产生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