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裼袭礼辨疑

裼袭礼是周代典礼中常见的仪节之一,涉及周代贵族穿着裘衣之法、裘衣与裼衣色泽配合原则以及裼裘与袭裘的礼义等问题,《礼记》等屡有提及,而语焉不详。两汉以后,此礼亡佚,学者异说纷呈,莫衷一是。礼有“盛礼”与“非盛礼”之异,前者要求“充美”,后者则要求“见美”。裘衣之外加裼衣作为文饰,谓之“见美”;在裼衣外用另一件衣服覆盖,称为“袭”,谓之“充美”。裼袭乃是专为裘而设,因裘而有裼与袭,绝非专为聘礼而设。春、夏行礼,葛衣之外加罩衣,虽或有裼袭之义,但不得蒙裼袭之名。学者分歧之根源有二,一是郑注“裼者,免上衣见裼衣”与“凡襢裼者左”,所指非一,贾疏误混,并以为吉凶皆袒,后儒遂以丧袒、射袒、罪袒与裼袭之袒为一,致使经义淆乱。二是文字讹误,裼袭礼之“袒裼”当如段玉裁之说作“但裼”,如此则经义自清。《玉藻》入公门的规定可证表裘、袭裘乃未与裘服配合使用的裼衣、袭衣,袭衣确为充美之衣的专名。周代君臣礼服于细微处见名分,两国交聘,君臣同服麛裘,而主国之君以素衣为裼,使臣以绞衣为裼;裘服君用纯色,袖口处臣用杂色。三年之丧,丧服亦有相应之变化。

“大学”一词在《礼记》中的三重内涵阐释

对“大学”一词的不同理解,是造成《大学》解释不同的原因之一。“大学”一词的含义应上溯到《礼记》。在《礼记》中,“大学”有三层含义:一是作为教学机构,与“小学”对举,是对接近成人的王公贵族和国中俊秀之士,围绕诗、书、礼、乐等内容,进行的崇善、黜恶教育;二是作为养老场所,主要是针对有德行的从政退休者,即国老而非庶老、乡老,天子以礼待之,向社会申明孝悌之义,达到国家教化的目的;三是与教学相关的义理内涵,此即“大学之道”“大学之教”“大学之法”“大学之礼”。《大学》篇则是专言“大学之道”。“大学”在《礼记》中的不同含义,既受《礼记》跨时代性的成书过程影响,又取决于作者以礼治重构社会秩序的需要。这些不同含义奠定了“大学”一词与《大学》文本解释的基调,而解释的纷争亦于此初见肇端。

治道之间:任启运研礼倾向的演变——以《礼记章句》《经筵讲义》《礼记义疏》之《王制》《月令》为例

任启运《礼记章句》《经筵讲义》及《礼记义疏》的问世,伴随着个人身份的转变与研礼倾向的转移。康乾之际,任启运从乡塾学者到帝廷之师,再至礼学总裁,逐步被纳入清廷政统与道统的中心。三书不仅彰显了任启运在各阶段的身份认同,同时揭橥了任氏释礼重心由考据向义理的转向,以及经世意识的增强和文化认同感的提升。稽考三书阐释《王制》《月令》相关内容的异同,可管窥任启运礼学研究的核心精神与发展脉络。

礼学视域下的《中庸》

《中庸》文本中存在着多处礼学痕迹,其本来就是《礼记》中阐述礼学思想的通论性文章。《中庸》从唐代开始背离礼学体系,学术重心转向“心性”。南宋朱熹从向内拓展和强调存养功夫两方面着手,最终完成了《中庸》从“礼”到“理”的转变。作为《礼记》文本的《中庸》是“礼”的总括性描述和哲理性表达,对具体的礼仪规范和伦理等级作了形而上的解释,从人情、政教、天道等维度深刻揭示了“礼”之于人、国家、社会的价值。“中”与“诚”在《中庸》中实是一体两面、似异实同的两个概念,中庸即至诚,是礼乐文化的哲学化表达,代表了由礼乐之道内化而来的终极道德。

文本、历史与精神特质:论《诗大序》“缘情说”的必然性

单纯从“缘情”与“言志”两个维度看待《诗大序》,属于后世的理论视角,难以接近其真正内涵,故要以先秦儒家礼乐文化及文本为根据,依赖内在精神与历史背景的流变,参照现有“情”“志”理论框架,发掘《诗大序》的“诗”学特质。《诗大序》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以来的“诗”教传统,以阐发普遍原则为主流,但《礼记》等礼乐文本的记载表明先秦礼乐学说以自然情感为理论基础,是为个体原则的萌芽。追溯至历史深处,西周的礼乐依附于天命、习俗规范等外在力量,而春秋时期孔子以“仁”重新释礼,将个体心理原则作为礼乐的依据,实现了从他律到自律的转换,故“缘情”成为礼乐文化与“诗”学未来的必然方向。

《礼记》中的日常生活礼仪规范及现代启示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记载了先秦时期礼仪制度的产生、内容及变迁,其中有很多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规范,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仪表举止之礼,包括仪容端庄、举止稳重、衣冠得体、仪表整齐等;二是日常居家之礼仪,包括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等;三是与人交往的礼节,包括待人接物之礼和公众场合之礼仪等。从这些礼节中体现出来了诚敬、孝道、尊人等道德精神内涵。这些日常生活礼仪规范及其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对当下我们的德育工作仍有启发,我们在进行道德教育的时候要做到注意从小事做起,善于立规矩,同时要利用礼文化,来提升德育效果。

胡瑗“明体达用”的政治思想及实践

胡瑗“明体达用”既是宋学精神的体现,也是治国施政的纲领,具有丰富的政治思想内涵。胡瑗“明体达用”以“仁义礼乐”为政治原则,以“大中之道”为政治策略,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成为范仲淹、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学术资源和理论基础,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实践,影响并推动了北宋时期的政治改革运动。

形式·功能·思维:《礼记》饮食禁忌的文化阐释

《礼记》所载禁止食用的物品、实施禁忌的行为以及遵守禁忌的时间,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大传统禁忌领域的部分要素。这些禁忌具有调节人与神灵关系的宗教功能、调控人与集体关系的社会功能以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功能,反映了古代先民以物及人的类比思维、主客交融的互渗思维以及调和阴阳的二元思维,对于建构中华礼制文明和延续民间文化小传统具有深远影响。

《礼记·玉藻》“君赐车马”章辨诂

学界关于《礼记·玉藻》“君赐车马”句的读法、释义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以郑玄为代表,认为“拜”“赐”二字当分读,后一句言卿大夫受赐于天子,归必致于其君,待君有命才能使用;另一种以陆佃为代表,认为“拜”“赐”当合读,后一句承接前一句,言没有国君之命则不敢乘服。经考辨,这两句是统言“三赐”之礼,陆氏的读法更符合经文语境,但他对第二句的释义不甚清晰,应释为:若没有得到国君的正式授命,则不可以立即乘服。关于“据掌致诸地”,多数学者认为是解释“稽首”之仪,但实属赘述;段玉裁等人认为是臣受君面赐所行之礼。经考察,臣受君面赐确实应先稽首然后受所赐之物,则“据掌致诸地”应释为:臣稽首而后双手捧所赐之物于地上。

Revelation or Reason? Two Oppos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durin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The Four Books were a frequent point of reference in publications durin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n the Tian Ru Yin (1664), the Franciscan 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 (1602-69) used an allegorical approach, interpreting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as Christian revelation while rejecting the traditional reading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On the contrary, the Jesuits in the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used a rationalistic approach, harmonizing Western intellectualism with Confucianism. We shall show how these two interpretations are rooted in different theological traditions, leading the two sides to take opposite stances in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援史解经:诗经学的阐释传统

《诗经》作为经,目标是传达儒家思想。怎样从诗歌文本中阐发出经学义理?在很多时候需要引入历史故实作为中介环节,由此形成“援史解经”这一诗经学的阐释传统及“由言及事、由事及理”的阐释路径。经与史互为表里的关系为援史解经提供了思想依据。援史解经的实现方式包括:将《诗经》字词注释为某一历史要素、通过《诗经》语境补出历史要素等。援史解经为《诗经》阐释提供了颇具特色的阐释范式,但诗、史、经的互动和调适,又使得这种范式带有先入为主的强制阐释性质。

毕摩特依·毕摩·毕——基于卡塔西斯谱系的辨识

毕摩特依是毕摩沿袭“残缺”传统的“书写”作品,具有诗性的特质,其所指是通过“毕”这个“说唱艺术”的能指实现的。因此,毕摩特依、毕摩、毕三者只有共在,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模仿或叙事方式的“说唱”场域,各异的毕摩、毕摩特依、毕的组合凭借各自的结构力量占据空间、决定运作逻辑。卡塔西斯(Catharsis),作为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叙事功能,依之可以理解与解释毕摩特依、毕摩、毕共在中聚焦于伦理、心理、宗教等视域的“净化”“陶冶”“疏泄”——即“卡塔西斯”的场和力。

从《礼记》解读儒家典籍中的统战文化

《礼记》以“礼”教化规范人的言行,使其达到“中和”之境界,乃至于形成“天下为公”的社会意识。在当下中国文化“两创”的助力之下,统一战线工作者可以汲取《礼记》中的“中和”“礼敬”“人文关怀”“艺术关怀”等统战理念,开拓新的工作思路,完善统战文化传播与弘扬工作。

学人之诗清俊平和——凌廷堪《校礼堂诗集》新探及补遗

凌廷堪是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于经学之中尤精礼学,室名曰“校礼堂”,诗集名为《校礼堂诗集》。廷堪于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前后将其诗文整理结集,名曰“校礼堂初稿”,但未能刊刻,现藏上海图书馆。现存最早的刻本《校礼堂诗集》是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本,由其学生张其锦将廷堪诗从“校礼堂初稿”中分出,并结合在海州搜辑的遗稿整理编纂而成。《校礼堂诗集》收廷堪诗作五百余首,内容丰富,涉及题赠唱和、咏怀古迹、记游抒怀、研经论学诸多方面。廷堪诗艺术风格鲜明,主要表现为中正平和与清冷俊逸。廷堪诗另有多重价值,包括文学评论价值、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三个方面。廷堪诗数量众多,尚有散佚,今辑得八首,颇具文学价值。

试论黄以周《礼书通故》之《丧服》诠释

晚清学者黄以周所著《礼书通故》一书体大精思,内容广泛,极具特色。就《丧服通故》部分而言,主要采用考辨体,着眼于从礼文各家训释差异中寻找诠释的切入点,从而实现是其是、非其非的诠释效果;不仅关注《仪礼·丧服》篇经传记的诠释,同时也兼及《礼记》之《三年问》《丧服小记》等篇服制礼文所载服制诠释,注意揭示同一服制主客体之服制类型历代变迁情况,并对“降服”“报服”的服制分类及其特征进行了深入探究,彰显出一种“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的治学风格。就“丧服”图表的研究而论,一方面,黄以周依据《丧服记》及郑《注》贾《疏》、黄榦、杨复、李如圭、盛世佐、江永、胡培翚等多家学者之说,对各类服制之正服、降服、义服衰冠升数和受衰冠升数情况,进行了深入阐释;另一方面,依据礼经原文及郑《注》贾《疏》等语料,绘制了相关丧服器物图,并借助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手段,对相关丧服名物进行综合考证诠释,彰显出“学不专守于一家”的博通特色。

天道与人情:先秦儒家礼乐美学形而上之维释证——以《礼记》为中心

礼乐文化的天道本原以及天道本身的审美化特质决定了以《礼记》为核心文本所建构的先秦儒家礼乐美学必然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思想维度和超越性的精神内涵。按照中国哲学体用不二的显证方式,礼乐乃是一套交通天人、兼摄圣俗的价值系统和行动规范,而礼乐此种功能的践行机制在于一种可以“上下其说”的情感。情感不仅是人间礼乐的发生原理和功能依据,它更指涉、含蕴形而上维度而与性和天道紧密相联,在此意义上,情感因能同时涵盖形上、形下之域而成为主体在礼乐世界中接连天人的精神通路,故正确理解情感在礼乐文化叙事中的思想属性和价值特质成为把握礼乐美学形而上精神的关键所在。

大小戴《礼记》关于礼的起源论述

随着现代学科的兴起,“礼之起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议题,相关论著几乎都以探讨“礼究竟起源于何”为目的。但回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语境,儒家追溯“礼之起源”,主要是为了证明礼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大小戴《礼记》建构了五种关于礼的起源学说,即礼起源于圣王制作、圣王效法天地以制礼、圣王因人情以制礼、圣王制礼以定分别、圣王制礼以报恩。相对于儒家既有的思想资源,大小戴《礼记》主要有四点突破:一是为远古圣王制礼作乐建构了清晰的谱系;二是将礼层层拔高,使之从自然秩序中独立出来,成为不证自明的“理”;三是为丧葬祭祀之礼赋予纯粹情感义,使之成为极具诗性美学的仪式过程;四是从“施—报”关系来探讨礼之起源,通过与天和父母的同构比拟,使君长永远处于恩主地位,接受在下位者的“敬事”之礼。

孔子的礼乐人生模式

《诗经》在先秦时期差不多可比拟今日之“教材”,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在古代社会,礼设定了各阶层成员的行为规范,子曰“不学礼,无以立”;从“十有五”志学于“诗”“礼”,到学“乐”以“成和”,达到“礼乐人和”的天命境界,进而走向“诚”“明”,最终“从心所欲,不逾矩”,实现礼乐的“中庸”,这便是孔子的礼乐人生模式。这一“范式”渊源有自,并非遥不可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敏以求之”的“志学”路径达到。

郭店楚简引诗论及毛诗《都人士》的文本生成

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缁衣》第九章引《诗》,学者以为是《小雅·都人士》,但用字、用词、用韵、句数、结构、内容与《礼记》所引、《毛诗》迥然不同,也不见于汉代服虔所言逸诗。而《毛诗·都人士》首章与后四章在内容表达、主题思想、结构逻辑又难以统一。因而“三家则亡”,“毛氏有之”,不过是郑玄所见文本的一家之言。《礼记》引诗是对旧本的增益改换,后世《毛诗》学者将其中《缁衣》“子曰”文字写入诗序,也将诗句移入《毛诗》文本,成为《毛诗·都人士》首章。但有学者指出郭简为“节引”,“鲁、齐、韩三家诗没有《毛诗》的首章六句,当属脱漏”,也是值得再探讨的。

中古嘉礼研究之一——礼书所见嘉礼内容的变迁与意义

梳理中古各类礼书对嘉礼的记载,便可发现它们存在着差异性,这一方面当与礼书本身编撰思想与方式有关,不同史书在记载嘉礼时,修撰者具有不同的考量,使得它们对于嘉礼的定义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五礼制度仅作为礼制的一种划分原则,本身就具有时代赓续性,中古五礼制度处于草创时期,人们对何种礼制当归入何种五礼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历代修撰者在根据自己对五礼认识的基础上,又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这便成为礼书所见嘉礼内容不同的根本原因。对《开元礼》所载嘉礼的内容分析,发现唐代嘉礼多源自北朝,并夹杂对古礼的模仿,呈现出“虽师汉代,实承北朝、远肇周礼”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