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近年族际通婚状况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4-2012年北京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表明北京近十年的族际通婚在新婚群体中占比约10％，其中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为主，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与民族地区相比，北京的族际通婚的特点表现出显著差异：北京族际通婚的人口平均初婚年龄高于汉族通婚，夫妇平均学历水平也高于族内通婚的情况，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人群中有很大比例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方面，族际通婚夫妇的离结率（即当年的离婚数量与结婚数量之比）大大低于族内通婚。新婚人群的特征对比映射出北京对于少数民族精英人口的强大吸纳力。

回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族际族内通婚

回族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族际通婚是其最初的原因之一。经过开放式族际通婚阶段之后 ,由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等外部原因 ,也由于维护自身文化的发展等内部原因 ,回族进入了族内通婚阶段。新中国成立后 ,婚姻自由使回族的族际族内通婚处于自然发展状态。目前 。

传统外婚制下娘家与出嫁女关系问题的再认识

针对传统外婚制下娘家与出嫁女的关系,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分析路径,一种是宗族模式的分析路径,认为姻亲关系从属于宗亲关系,出嫁女与娘家没有关系或存在弱关系;另一种是实践主义的分析路径,认为出嫁女与娘家的关系并不是如宗族模式说的那样僵化,而是具有建构性特点,出嫁女与娘家的关系分割了宗亲关系。本文从出嫁女归属的角度,认为在传统外婚制下,娘家与出嫁女的关系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层面,而且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娘家是出嫁女归属于夫姓家庭、家族和村落的坚强后盾,娘家针对女儿及其婆家的一系列行为,诸如督促和支持女儿归属于婆家,敦促婆家接纳女儿,无疑都是为了女儿更好地在婆家立足,更好地归属于夫姓家族和村落。从出嫁女归属的角度,去探讨出嫁女与娘家的关系、姻亲关系,以及妇女与娘家、夫姓家族和夫姓村落的关系状态,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商代内婚说驳议

近年来,有些学者屡屡提及所谓商代外婚与内婚并行的说法。我们认为,所谓商代女性不著姓的说法,并非确凿无疑;说商的后裔宋国有内婚的现象发生,就断言其为商的遗制,未免片面;从甲骨文的个别资料论证商代内婚制的做法,也很难成立。从甲骨卜辞中看到了商代外"取"和"氐"女的证据;考古资料中除了前引资料中所言男女合葬墓中女子手脚被捆绑的"取"来证据外,还有证据表明男女的族属差异。因此,从婚姻角度来说,商代已盛行男娶女嫁,也就是说当时流行的是外婚制,而非内婚制。

群婚制与性规范——对婚家悖论的另外一种解释路径

有关群婚制是否存在的两种观点分别以摩尔根、霍威特和韦斯特马克、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其大多讨论立足于澳洲规范婚姻社会的民族志材料。通过重新梳理霍威特、斯宾塞等人提供的澳洲民族志材料,再次从经验上确证群婚制的事实性存在并指出其被外婚制严格限制并有明确的性规范,对马氏一派予以驳斥并指出群婚而非个体婚、群体而非个体关系是部落社会得以组织维系和发展的根本关系范畴;与此同时群婚制状态下家庭和婚姻的分离提供了婚家悖论的另外一种解决路径,指出婚姻和家庭有其各自的起源和发展脉络,并推动思考家庭形态单一性、家庭伦理与婚姻形式多样性的关系。

北川城镇化进程中的族际通婚问题

城镇化进程影响北川各民族的族际通婚,通过对北川羌、汉、藏等3个民族间通婚情况的调查可以看出:北川羌族自治县族际通婚呈良好发展态势,民族关系总体上是和谐融洽的;地缘网络虽是影响族际通婚的主要因素,但汉族中却表现不明显;教育水平对族际通婚有着相当重要影响;家庭背景、职业收入等因素就族际通婚也有一定影响力,但影响力相对较弱,远不如个人情感等因素突出。

作为一种生存制度的图腾外婚——兼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图腾外婚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历史上曾普遍存在图腾外婚。图腾外婚是原始人为了生存目的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行动模式、活动规则与生活习惯,是氏族社会集体表象的重要表现。从本质来说,图腾外婚是原始社会的生存制度或生存设置。

原始“婚姻”自由的衰落及其变迁

自人类产生以后,婚姻经历了五种形态,在人类的乱婚、血缘群婚、族外婚和对偶婚时代,男女交合自由,"婚姻"是个人私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增多,私有制出现,财产所有者为了把财产传给血缘子女,这要求有固定的性对象,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婚便出现了。从此,男女平等逐渐消失,女性被要求保持贞洁,男女交往被人为阻隔,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成为婚姻的必经程序,"婚姻"不再是个人私事。原始"婚姻"自由变迁和衰落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并以贬抑女性为主要特征。

纳西族的传统联姻制度

在纳西族的婚姻史上,联姻作为社会势力组合的手段和平衡经济往来的砝码,十分重视对配偶的选择。纳西族的联姻制度包括为政治结盟而实行土酋、土司中的等级内婚制,为加强民族内聚力而普遍实行"不嫁娶当地外族"的民族内婚制,"骨族不婚"的家族外婚制,以及"划地为界"的地域内婚制等四种联姻制度。这四种制度并行不悖、互为补充。

图腾:古代神话还是现代神话?

自从图腾理论在 19世纪被英国人类学家麦克伦南和弗雷泽确立之后 ,很快就风行欧洲学术界 ,并成为民族学中的一门系统的学说 ,同时影响了一大批文化人类学者 ,如法国社会学创始人E·杜尔克姆、英国功能学派的B·K·马林诺夫斯基、德国心理学家W·冯特、英国人类学术家泰勒、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等等。 2 0世纪初 ,图腾主义被引进中国学术界 ,有关图腾理论的专著相继被翻译出版 ,并使我国学术界掀起了研究图腾文化的热潮 ,许多学者用西方图腾理论来阐释中国上古史以及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 80年代至 90年代 ,图腾理论被广泛运用于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中。本文通过对图腾学说发生至发展的历程的回顾与分析 ,发现该学说并非严谨的科学理论 ,自创立伊始就已陷入某种误区之中。

谷子综合种选育及其利用研究

利用各种类型隐性雄性核不育材料和各种类型谷子品种测交,从F_2代选择不同类型天然混合授粉结实的不育穗,混合种植,混合授粉.以后各世代均选择异交结实不育穗,其育和不育均进行1∶1分离,使其进行多父多母开放式相互多代授粉,基因充分交换、重组,建成谷子“综合动态基因库”.从谷子“综合动态基因库”中选出适宜的优良品种,即谷子综合种.研究结果表明,综合种比系选品种和常规杂交品种抗病、抗旱、抗倒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论堕民的内婚制及其向外婚制的蜕变

堕民的婚姻尚无专文予以论述。以往著述涉及堕民婚姻时,仅以良贱不婚、堕民自相配偶的内婚制概述。本文从《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寻找良贱禁止联姻的法律根据,以具体的案例探讨堕民自相配偶的内婚制乃天经地义,平民与堕民联姻实行外婚制则以沦为贱籍严惩。民国以后,平民与堕民的内婚制禁忌开始打破,直到改革开放后,良贱禁止通婚的外婚制的坚冰才彻底消融。

族外婚、日常化书写与世俗人生——《路得记》的民间话语书写

古希伯来文学作品《路得记》的审美与创作具有独特的民间话语书写特征,表现为重塑族外婚形象、运用日常化书写策略,和注重世俗人生,使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阐释了'神意决定论'所主导的权威叙事,发出边缘群体的呐喊,并形成一种迥异的诗学品格。然而,在古代以色列主流意识形态'神意决定论'的影响下,这种民间话语书写注定是不彻底的,也是未完成的。通过'民间话语'视角,本文重新审视了该故事的历史文化内涵。

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现状

当前我国大规模人口流动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在此背景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现状如何?文章利用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了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职业、不同民族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现状。通过与"六普"数据呈现的少数民族族际通婚状况进行比较,文章分析得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率高于少数民族全部人口的总体水平,但各民族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状况差异较大;与各少数民族的传统通婚圈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族际通婚率的性别差异显著,女性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率高于男性;提升聚居区少数民族人口受教育水平,对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和族际通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异族通婚与文化接触的非零和取向——鄂伦春族个案

异族通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文化之间的互动,并常常由结婚对象个体之间的关系,引入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异族通婚的频率和比例,离不开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底色。因此,异族通婚成为洞察民族关系和文化接触状况的有效视角,也是测度和判断社会和谐水平,展望民族关系未来远景的重要指标。本文在尽可能利用其他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历史以来鄂伦春族异族通婚线索,侧重当代,主要凭借作者在鄂伦春族聚居地区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探讨异族通婚与文化接触的关系问题。此个案初步说明,就一种文化与社会环境互动引起的异族通婚而言,尽管不排除一定的文化剥夺和屈辱,但是总体上呈现文化之间互补、共生的＂非零和＂取向。

论人类学关于乱伦禁忌的文化解释

为了将简单社会的乱伦禁忌在婚姻进化序列中置于一夫一妻制的前阶段,人类学从文化的角度开始了它对乱伦禁忌研究的首次尝试,其标志就是发明了"外婚制度"这个概念。文化解释进路对禁止近亲交配不感兴趣。关于乱伦禁忌的文化解释主要有四种理论,但都不能成立。20世纪中期,人类学放弃了文化解释,根本原因在于文化解释进路犯了逻辑错误。人类学转而依赖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

齐家:男女有别

父子和兄弟关系一纵一横构成了历史中国农耕村落秩序(齐家)的支架,但这两种关系的再生产都必须依赖男女关系,一种最具创造力也最具颠覆力的关系。"男女有别"因此成为保证村落秩序稳定的核心制度原则。制度实践包括为严防生物乱伦和近亲结婚以确保繁衍健康后代的外婚制和同姓不婚制,也包括为稳定和确保村落家族社区秩序确立的"从一而终"和"授受不亲"的制度,力求杜绝各种潜在的文化乱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