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与企业杠杆率

去杠杆是防范和化解重大债务风险的关键举措,而利用实体经济的力量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积极稳妥地降低企业杠杆率是新时期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的重要方向。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讨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影响企业去杠杆的方向和内在机理。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行业企业去杠杆都有积极的影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由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带来的盈利能力提高、外资弱化效应以及商业信用增加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因此,政府和企业可从市场角度特别是企业自身竞争力提高方面探索降低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路径。

外部市场需求规模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企业作为贸易活动的主体,详细考察外部市场需求规模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市场需求环境变化会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贸易水平。基于理论层面的分析和相应研究假说,以2000—2013年中国工业出口企业为样本数据,探讨外部市场需求规模变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着重从企业生命周期异质性视角对该影响与机制进行详细研究发现:外部市场需求增加能够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机制检验表明出口规模效应的促进作用占主导,缓解了竞争效应的抑制作用;由于这两种效应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存在差异,进而外部市场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程度依次为成熟期企业、成长期企业、衰退期企业,这个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同时,外部市场需求增加对低技术、加工贸易以及出口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会产生更明显的积极影响。

贸易自由化、全要素生产率与就业--基于2003-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

本文采用2003—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分析全要素生产率与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在考虑企业的异质性后,本文发现:(1)无论是对出口企业还是内销型企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都会降低企业就业人数;(2)贸易自由化能够增加出口企业的就业,而贸易保护能够给内销型企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3)对于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和资本密集型内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能够增强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而对于资本密集型出口企业和劳动密集型内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会减弱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4)面对贸易自由化,企业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将就业人数调整到理想数量,并且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调整速度要高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内销企业调整速度高于出口企业。

内需的扩大是增加还是减少出口?——基于异质企业视角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

中国的贸易失衡表现为巨大的贸易顺差,有一种观点认为扩大内需可以减少出口,降低贸易失衡。本文在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对中国制造企业内需能否促进出口的作用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理论模型预测,如果企业生产率足够高,可以进行贸易,企业内需的增加总能促进出口数量和出口额的增加,且贸易成本的减小会促进这种效应。我们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这一推论进行了实证研究。我们首先利用半参数估计的Olley和Pakes(OP)方法估计企业生产率,然后控制企业生产率、企业要素禀赋、行业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和企业所有制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实证结果发现,出口企业内需的扩大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出口,而且处于规模经济行业的企业的这种作用更为显著,东部地区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国内销售对出口的作用也高于其他地区和其他企业。另外,本文对不同出口规模的企业应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发现,企业出口规模越大,企业内需对出口的作用越显著。

创新能力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研究

创新能力是开放背景下企业实施国际化策略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而创新能力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行为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话题。文章提出了创新能力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三种假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数据为这些假说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持。研究得出:创新能力直接影响企业的国际生产和销售能否成功匹配目标市场的差异化需求偏好,进而成为出口企业;创新能力更强的企业能够通过提高自身生产率水平,进而突破出口的固定成本而成为出口企业;与外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的出口行为对创新能力的依赖性更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出口生存与出口转内销

基于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与Baker等编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匹配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出口生存的影响。研究发现: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显著增加了企业出口失败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非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转内销”,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出口转内销”的幅度更大。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不仅对东道国的整体出口竞争力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影响内资企业的生产成本、产品质量和声誉、出口商品结构以及生产规模等对东道国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产生间接影响。本文利用中国2001～2010年33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内资企业整体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但表现出一定的行业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不利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FDI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FDI的引进使中国形成了内外资企业并存的"二元"出口主体结构。外资企业不仅以其自身出口直接影响了中国整体出口,而且以其相关经济活动间接影响了中国内资企业的出口。文章利用2001-2009年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FDI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内资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但对不同创新能力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FDI对高创新能力内资企业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大于对低创新能力内资企业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与企业工资增长--来自“一带一路”的证据

基于中国对“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微观企业数据,在测算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同时,深入考察出口国内附加值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国内附加值对企业工资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该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区位差异特征。此外,出口国内附加值对不同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尤其是私企和国企表现更为明显;工资增长的动态分析表明,工资增长率主要与企业异质性因素相关,其弹性仅为0.7%。

市场分割推动了中国企业出口吗?

本文从本土和外资企业的不同视角,实证研究了中国省份地区间的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本文发现,市场分割确实激励了本土企业的出口。而且,市场分割程度越高的省份和地区,生产效率越低;创新能力低以及资本密集度高的本土企业偏向于出口。相反,外资企业出口并不受到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外资企业中创新能力强、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偏向于在中国本土市场进行销售,这表明外资企业利用了中国迅速成长的本土市场需求空间获得发展机会。由此,有可能造成、强化乃至固化了中国市场上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之间显著、持续的竞争力差距,进而制约本土市场上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效应

基于中国本土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出口引致进口"的特征事实,本文将企业的中间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纳入到统一的计量框架内,依靠所构建的符合中国企业进出口行为特征的多重工具变量体系,实证检验中间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重要发现包括:从进口角度看,进口促进了一般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但抑制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在区分不同所有制的情形下,进口对从事一般贸易的民营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更强的促进效应,而对从事加工贸易的民营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抑制效应。从出口角度看,出口未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活动产生显著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与发达国家开展的进出口贸易均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活动造成了显著的抑制效应,这种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进出口行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上述发现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中国本土企业所遭受的全球价值链俘获效应假说,为在持续推进对外开放背景下如何有效实施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依据。

企业异质性、出口国内附加值与企业工资水平——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文章从出口国内附加值的角度对中国异质性企业的工资决定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升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都可以显著促进中国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其弹性系数为3.6%;企业异质性特征对企业工资水平存在显著影响,但其影响会因企业所有制类型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有关工资增长的动态研究显示,出口国内附加值与工资增长率正相关,劳动生产率、资本密集度等对工资增长率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而企业规模则抑制了样本企业工资增长率的提高。因此,中国出口企业更应注重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升,而不仅仅是出口规模的扩张,且中国出口企业还需结合自身的异质性特征来调整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进而实现产品国际竞争力和企业工资水平的双提升。

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的来源:基于微观数据的结构分解

本文使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测度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DVAR),从贸易模式和企业动态等方面拓展DVAR的分解方法,揭示中国DVAR提升的来源。结果表明:不同贸易方式企业的DVAR存在明显差异;退出企业DVAR均值高于进入和持续企业,不同代际进入企业在持续期间DVAR不断提升;从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的贸易模式转型是中国DVAR提升的来源之一;持续存在企业的集约边际变动是中国DVAR提升的主要来源,企业进入退出的扩展边际对中国DVAR提升的贡献很小;产业内DVAR提升是不同技术含量产业DVAR变动的主要来源。

双重电商平台出口的规模效应与中间品效应——兼论新发展格局下两个市场的利用

基于Melitz(2003)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本文构建了研究双重电商平台对企业出口影响的理论模型,并通过整合2002—2016年1688、阿里巴巴国际站以及中国海关数据库中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究了加入双重电商平台(同时加入1688与阿里巴巴国际站)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主要结论是:第一,电商平台的出口效应存在显著的排序特征,表现为加入“双重电商平台>阿里巴巴国际站>1688”的顺序,即同时加入1688和阿里巴巴国际站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最突出,仅加入阿里巴巴国际站次之,相比之下,仅加入1688的促进作用最小。这是现有文献中首次对双重电商平台优势问题的探索性研究。第二,机制分析表明,规模效应和中间品效应是企业参与电商平台影响出口的两大重要渠道。同时,加入双重电商平台的企业凭借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充分利用,所发挥的规模效应和中间品效应显著强于单独加入一个平台的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与本土企业借助双重电商平台发挥的出口促进效应更突出。本文从以电商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视角,为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有益的理论和实证支撑。

土地资源配置与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

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土地市场网277个地级市土地市场交易数据测算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指标,同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数据测算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进而从城市土地资源配置视角探讨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的推进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工业用地存在应得收益大于实际价格的反向错配倾向,这种反向错配通过抑制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弱化集聚经济效应以及加剧企业要素配置扭曲等机制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进一步强化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抑制效应;土地资源错配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依赖于企业贸易类型、所有制类型、所在地区及所在城市等级等方面。上述结论表明,进一步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是当前阶段保持制造业快速增长、推进出口产品附加值稳步提升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