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内卷化、出口退税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企业面临来自国内外同类企业的双重竞争,容易出现为抢夺代工订单和抢占市场份额而竞相压价、生产低端同质产品的“外贸内卷化”现象,这是推动我国经贸高质量发展亟需探讨的问题。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进而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是否能够起到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有负面影响,而出口退税政策有助于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出口退税通过企业利润提升效应和一般贸易占比提升效应帮助企业缓解外贸内卷化的负面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实行不完全且有差别的增值税退税政策,以更好地发挥其引导企业出口行为选择的作用,走出外贸内卷化困境。

出口退税、消费者福利与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国际贸易环境不稳定及中国国内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双重背景下,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畅通供需双侧循环,持续推进以扩大内需为基本导向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今出口退税对供给及外需侧的研究已得到广泛关注,但关于其对内需侧影响的研究却较少。文章利用2004—2021年产品层面出口退税率数据及中国地区层面价格与工资等数据,考察了出口退税对中国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出口退税率上调会通过降低物价水平即降低消费效应和提高工资水平即增加收入效应来提高消费者福利。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出口退税的上调对低收入群体及东部地区福利提升水平更大。因此,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充分发挥在其促外贸、扩内需的作用,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论过程性行政行为不可诉规则之突破——以出口退税疑而缓退为切入点

税务机关在办理出口退税业务中如果发现纳税人有骗税嫌疑,则将开展疑点调查、暂缓出口退税。在实务中,税务疑点调查并无时限要求,导致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调查,形成事实上的疑而不退,而法院也大多以该疑而缓退行为属于过程性行政行为而认定其不具有可诉性,造成纳税人无以救济的诉权困局。为了实质性化解疑而缓退的可诉性争议,宜针对“过程性行为”与“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的狭隘理解,将疑而缓退界定为“复合型过程性行为”,并对“实际影响”作出“权益增减变动型”与“权益限制型”的二元划分,并通过建构法定的暂缓退税时限制度,对税务机关施加法定时限这一程序限制,用以保障“权益限制型的复合型过程性行为”下纳税人在事实上的出口退税利益。

出口退税的出口激励效应--兼论企业融资情况与创新行为的变化

出口退税是稳定国际循环、推动“双循环”格局发展的重要政策抓手。本文基于2008-2011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2009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对企业出口销售的影响。结果表明,此次出口退税率的提高使企业出口销售额提高10.3%,获得的出口退税资金增加4.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随着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企业更有激励增加出口销售,以获得更多的退税资金。并且,随着所获出口退税资金增加,企业获得的外源融资和研发投入均相应提高。因此,可以适当提高对部分重点行业的退税率,从而在外部冲击频发与新发展格局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切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Applying for Export Tax Rebates In China

As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has taken hold,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moved to increase the value-added tax (VAT) refund rates on several industries in an effort to boost production. For example, China has increased the tax rebate on textiles at least four times over the past six months,

税收努力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

搜集2002—2021年31个省区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LASSO回归测度税收努力,构建非线性计量模型考察税收努力与金融发展的关系。结果发现:税收努力与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而财政缺口对二者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经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消费税、西部地区、低出口退税率地区的税收努力与金融发展存在明显的倒U形关系,增值税税收努力决定了总税收努力对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未来推进金融发展的过程中,既要保持适度税收努力,稳定财政缺口,又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地方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取消出口退税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以“两高一资”行业为例

选取2003—2016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2007年取消“两高一资”行业出口退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该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导致了创新挤出效应和价格扭曲效应,显著抑制了制造业结构升级,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该政策实施的产业效应表现出所有制和区域双重异质性,一方面,取消“两高一资”行业出口退税对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负向影响,而外资企业对该政策的冲击不敏感。另一方面,在东部地区实施该政策的产业效应并不明显,而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结构升级却受到了明显阻碍。

出口退税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量提质”了吗?

出口退税作为调节农产品出口最直接的贸易工具,长期以来,其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都是评估政府支持和鼓励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依据,但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是否能够满足当前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然有待检验。以2004−2013年农业企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模型等方法,主要考察了出口退税对出口农产品规模及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退税率的提升有利于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增量提质”,是推动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行之有效的政策手段。其中,出口退税对公有制企业的影响中存在双重政策倾斜所引致的无效率问题。此外,出口退税率的上调通过减缓外部市场竞争、优化企业内部资源配置、增加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等方式推动企业出口农产品质量提升。基于金融危机的模拟实验发现,出口退税的质量升级效应仍然显著。

全球价值链位置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基于出口退税的门槛效应

采用中国海关数据库、UIBE_GVC index数据库和中国产业层面出口退税率数据,考察全球价值链位置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及出口退税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创新过程中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制造业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上升显著激励制造业的创新活动,当全球价值链位置达到一定高度时,负向影响制造业创新;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仍然稳健;出口退税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制造业创新过程中发挥门槛效应,当出口退税跨越门槛后,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对制造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增强。

出口退税政策的区域异质性效应——基于国内交通基础设施调节视角

将出口退税与新经济地理冰山运输成本同时引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分析框架,从国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视角探讨出口退税政策对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退税率的上升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强度,且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这种促进效应会产生明显的调节效果,而调节效果方向主要取决于企业出口国内段运输距离和国内贸易运输距离的相对大小。结果表明,出口退税与交通基础设施政策的协同实施有利于提高国内企业尤其是中西部企业的出口强度,增强区域发展活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国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理解出口退税的区域异质性效应提供了新的解释,也为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了相应政策建议。

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优化及国际竞争力评价

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事关服务贸易逆差的缩小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为探索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政策的优化方式及其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程度,文章构建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退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ET-DCGE),对建筑服务业、旅游业、金融业、咨询业和其他服务业设计包括零税率、免税向零税率过渡和增加退税率档次等方式的出口退税政策优化模拟方案。结果显示,在全部实行零税率政策下,服务业贸易逆差降低程度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程度最大。

出口退税中央、地方分担机制研究——运作原理、负面效应与机制优化

文章通过分析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前后地方政府间财税关系不平衡的两种表现形式,说明了现有出口退税分担机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临时制度安排,从长期来看它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在此基础上的机制优化是必需的。文章提出缓解地方政府间财税关系不平衡的三大基本解:发展外贸代理制的市场解,中央计划解和地方政府分散合作解。三个基本解的搭配可以有效避免由于地政府间财税关系不平衡可能引发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环境经济影响分析

作为出口环节的重要的绿色贸易手段,降低和取消部分产品出口退税已成为转变贸易发展方式、促进节能减排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解"降低和取消污染性行业产品出口退税"这一贸易政策措施的效果,填补出口退税环境效应量化研究的空白,遵循链式反应评价方法的逻辑,建立了由经贸政策到经济行为,再到环境影响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量化评估了"仅对单一污染性行业出口产品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以及"对全体污染性行业出口产品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的环境经济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调减污染产品/产业出口退税虽然使出口量受到一定影响,但能够改善经济系统的环境表现;特别是对全体污染性行业产品同时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可以有效防止"污染泄露",取得更好的污染减排效果;其经济与环境效应,在短期内主要由规模效应及其引致的结构效应主导。因此,面向环境保护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应尽量涵盖所有污染性行业,同时应尽快出台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长期性经济政策手段。

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贸易与经济效应研究——基于局部均衡模型的分析

通过将出口退税政策变量纳入局部均衡COMPAS模型,从产业层面上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如何影响进出口行业的产出、贸易、收益等经济指标,并利用中国纺织服装品对美国出口贸易的有关数据,实证模拟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变化对中美两国纺织业的生产、贸易和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平均而言,出口退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中国纺织品出口美国的价格将大约下降0.93%,而中国纺织品对美国出口量将增加2.86%左右,全行业收入大约增加1.83%;而美国纺织行业的产出减少1.9%,全行业收入减少2.2%。

中国差异性出口退税机制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研究——基于一般均衡模型

基于一般均衡模型，引入两个差异性出口退税率，重新构建差异性出口退税机制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理论模型，并利用中国1994～2011年间的差异性出口退税率和产业结构变动面板数据对该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对不同行业采取不同出口退税率的差异性出口退税机制对产业结构能够起到一定的优化作用；通过降低出口退税率收缩中低技术行业的效应较大；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促进高新技术行业发展的效应较小。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的政策机制，以促进工业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

新出口退税政策对中国出口贸易方式的影响——事件分析法的一个新应用

2004年1～5月份,在新出口退税政策实施的背景下,中国一般贸易出口出现增速回落及比重下降。因此,出口退税新政策对中国出口贸易方式构成的影响程度成为了学术界、政府和企业关注的焦点。利用事件分析法,分别从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两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在总量上,一般贸易出口额与进料加工贸易出口额在新政策出台后均出现了异常增长现象,新政策的实施使增速明显下降,但降势已减弱并趋稳,短期内的平均影响并不显著;在结构上,结构效应尚未显现。然而,随着新政策的进一步实施,长期影响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以便及时掌握其可能对贸易方式构成造成的异常波动。

基于CGE模型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减排效应研究

我国的出口贸易带来的直接和间接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占全国CO2排放总量的比重已高达47.8%(2007年)。出口退税政策是调整出口贸易的重要措施,实施出口退税的减免政策可以实现CO2的减排。基于此,本文从行业的角度出发,首先利用投入产出技术选取了制造工业、钢铁工业、化学工业和纺织工业为目标减排部门,并以政策作用在四个目标部门以实现到2020年相同减排目标作为政策情景(M-S,F-S,C-S和T-S情景),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拟不同政策情景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相同减排水平下,无论从GDP指标还是从就业指标,或者从居民福利来看,对钢铁行业实施出口退税减免的政策情景均是这几个情景中的最优选择,政策效果最差的属纺织业情景。同时,各种政策情景均会使农村居民的福利损失更大,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因此政策实施时应考虑配套措施以保护农村居民福利水平。

一次性木筷相关税收政策的效应分析

阐述了2004年以来中国出台的一系列有关一次性木筷的税收政策。对一次性木筷取消出口退税的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取消出口退税对一次性木筷出口的限制作用明显,有利于保护森林资源,节约财政收入,促进行业的转型升级和对外直接投资,但也存在影响林区就业和林区经济的负面作用。2006年新税收政策的效应基本与取消出口退税政策效应类似,但强化了出口限制效应、替代效应,改变了贸易方式和流向。

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与出口稳定增长——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不同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考察如何通过出口退税政策促进中国出口稳定增长。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不同行业,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增长的影响不同;出口退税政策对机电行业产品出口的影响不明显;长期内,出口退税政策对高新技术行业、传统行业和"两资一高"行业的出口增长影响显著。因此,中国可以通过提高高新技术行业的出口退税率和降低传统行业及"两资一高"行业的出口退税率,在促进产业升级的同时保持总体出口的稳定增长。

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趋势及其政策措施

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世界经济面临着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衰退。在对比分析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并提出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措施,即稳定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加工贸易政策、适度降低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妥善应对贸易摩擦以及企业应适当增加现金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