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贸易协定中竞争政策规则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研究

以64个国家1995—2017年141个区域贸易协定为样本,在测度竞争政策规则深度的基础上,实证考察其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竞争政策规则的强化有助于提升缔约方出口国内增加值。该结果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缔约方制度质量加强了竞争政策规则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作用,但区域贸易协定灵活度会阻碍该促进作用。区分条款发现,横向原则与国有企业条款可以促进出口国内增加值;区分国别发现,竞争政策规则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存在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竞争政策规则的强化对第三方国家存在溢出效应。因此,中国应有意识地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合理设计竞争政策条款并逐步提升执行度,打造更为开放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出口韧性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识别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因果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出口韧性,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改变关键变量衡量指标、改变回归样本、排除其他竞争性解释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成本节约效应和国内价值链延伸效应是数字经济提升企业出口韧性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企业、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数字经济对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带来的是“数字红利”而非“数字鸿沟”。

数字技术与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正在加速重塑全球价值链(GVC),以此为契机推动GVC分工向内需主导型转变,是畅通双循环、促进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本文通过辨析增加值来源识别数字技术渗透水平,研究了数字技术对内需主导型GVC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技术可有效深化内需主导型GVC分工,其作用机制在于激发国内需求、强化核心环节优势与降低贸易成本。第二,相对而言,数字技术对内需主导型GVC分工的深化作用在国际分工参与水平高的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发达国家和地区中更大。第三,与外需主导型GVC分工相比,数字技术对内需主导型GVC分工的深化作用更大。以上结论对中国凭借数字技术优化国际分工模式、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重要启示。

农业全球价值链嵌入、贸易成本与增加值贸易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农产品贸易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稳压器”。农业全球价值链在农产品贸易过程中加速形成,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有助于改善对先进技术和知识的获取,推动农业向高附加值环节升级。文章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选择OECD AMNE 2023版数据库中76个经济体为样本,探究了农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增加值贸易收益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农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度均能促进农业增加值贸易收益增长;机制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可以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来促进增加值贸易收益增长;异质性检验表明,这一影响对发展中经济体尤为明显。为此,我国应积极融入农业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扩大农业开放、优化贸易环境和保障要素供给,以提高增加值贸易收益。

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倒u型关系——双调节效应分析

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优化升级有着重要意义。那么,政府补贴的政策效果如何?它促进了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吗?为回答以上问题,运用OLS和两步法系统GMM,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并探讨行业集中度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1)政府补贴通过激励效应和扭曲效应对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倒U型影响;(2)行业集中度对倒U型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行业集中度越高,政府补贴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倒U型影响越小;(3)全要素生产率会强化行业集中度对政府补贴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倒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

外贸内卷化、出口退税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企业面临来自国内外同类企业的双重竞争,容易出现为抢夺代工订单和抢占市场份额而竞相压价、生产低端同质产品的“外贸内卷化”现象,这是推动我国经贸高质量发展亟需探讨的问题。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进而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是否能够起到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有负面影响,而出口退税政策有助于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出口退税通过企业利润提升效应和一般贸易占比提升效应帮助企业缓解外贸内卷化的负面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实行不完全且有差别的增值税退税政策,以更好地发挥其引导企业出口行为选择的作用,走出外贸内卷化困境。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与企业杠杆率

去杠杆是防范和化解重大债务风险的关键举措,而利用实体经济的力量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积极稳妥地降低企业杠杆率是新时期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的重要方向。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讨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影响企业去杠杆的方向和内在机理。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行业企业去杠杆都有积极的影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由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带来的盈利能力提高、外资弱化效应以及商业信用增加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因此,政府和企业可从市场角度特别是企业自身竞争力提高方面探索降低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路径。

对外直接投资、中间品转换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采用时变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可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当期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中间品转换效应降低当期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进口中间品相对比例增加是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中介渠道;对地理距离较远和进口中间品关税较高国家的投资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更显著。此外,中间品转换效应的内在动因是进口高质量中间品而非低价格中间品;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将显著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营改增”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来自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全球价值链升级是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内容,“营改增”是减税降费、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文章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微观数据和OECD的跨国投入产出表,测算城市层面全球价值链升级状况,实证分析“营改增”对城市沿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表现为“营改增”提高了城市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上游度和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进一步研究发现:“营改增”通过促进城市专业化分工,提升城市创新水平,提高城市生产率,进而推动城市沿全球价值链升级;在中西部、税负较高、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和小规模纳税人较少的城市,其影响更为显著。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代表——ICT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最为深入。基于2000—2018年61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深入考察了ICT产业GVC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ICT制造业GVC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规模影响显著为正;分维度看,ICT制造业GVC前向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影响显著为负,GVC后向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影响显著为正;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和地区ICT制造业GVC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影响显著为正,且GVC后向参与度比GVC前向参与度更有利于出口规模的扩大,然而深化GVC后向参与度固然有助于其贸易规模扩大,但从盈利能力角度看却并非最优;发展中国家和地区ICT制造业GVC参与度对ICT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影响显著为负,且GVC后向参与度对出口规模的负向影响显然更深,加深GVC前向参与度有助于减轻其对出口规模的负向效应。

世界增加值贸易网络演化及形成机理——基于复杂网络方法

全球价值链分工改变了世界生产范式,促使各国价值流动和贸易关系趋于复杂,对世界贸易网络体系和各国贸易网络地位产生了深刻影响。考察世界国内增加值贸易网络演化规律,探讨其形成机理,对揭示国际贸易网络分布格局,把握全球经贸格局演进趋势,推动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治理策略意义重大。文章基于UNCTAD-Eora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复杂网络方法评价了2003—2021年世界国内增加值贸易网络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世界国内增加值贸易网络不断扩大、联系日趋紧密和区域化、融合度逐渐加深,已形成以德国、美国和中国为中心和“桥梁”的“多极化”分布格局和联结疏密差异明显但结构相对稳定的五大社团凝聚子群;“一带一路”与非“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地位差距趋于波动收窄。采用TERGM模型进行网络模拟发现,关系偏好连接效应、三元传递闭合效应、各国GDP、制度质量、关税率、贸易便利化水平、共同边界、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和历史殖民关系网络是世界国内增加值贸易网络形成的决定因素,各因素的积极影响不仅在不同区域和阶段有明显差异,而且会随国家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而增强。

稳健外交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度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此基础上研究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该结果经过变量替换、更换回归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和提高企业加成率两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显著提高低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对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却表现为抑制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加征关税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

2023年我国茶叶产销及进出口形势分析

2023年,我国茶园面积、产量、产值稳定增长,茶类结构基本稳定,内销总量基本持平。18个主要产茶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茶园总面积343.31万hm^(2),干毛茶总产量为333.95万t,总产值3 296.68亿元。全国茶叶内销总量240.4万t,内销总额3 346.7亿元。2023年,我国茶叶出口总量36.75万t,出口额17.39亿美元,均出现小幅回调。文章基于2023年中国茶叶产销数据,从不同茶叶品类的生产、国内销售、进出口等角度对当前全国茶产业的产销形势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今后一段时期中国茶产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判,就当前产业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相关建议。

外部市场需求规模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企业作为贸易活动的主体,详细考察外部市场需求规模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市场需求环境变化会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贸易水平。基于理论层面的分析和相应研究假说,以2000—2013年中国工业出口企业为样本数据,探讨外部市场需求规模变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着重从企业生命周期异质性视角对该影响与机制进行详细研究发现:外部市场需求增加能够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机制检验表明出口规模效应的促进作用占主导,缓解了竞争效应的抑制作用;由于这两种效应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存在差异,进而外部市场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程度依次为成熟期企业、成长期企业、衰退期企业,这个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同时,外部市场需求增加对低技术、加工贸易以及出口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会产生更明显的积极影响。

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嵌入、制造业服务投入质量与服务国内增加值出口

本文基于以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为载体促成的服务开放,以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为切入点,利用世界银行深度贸易协定数据库、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2016)数据系统考察和检验了一国FTA网络地位对该国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结合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探究了由服务质量差异引致的制造业服务投入结构调整对FTA网络地位综合作用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以一国自身FTA缔约数量、缔约质量和FTA伙伴国的平均缔约数量、质量分别刻画的FTA网络地位,通过服务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双重作用渠道显著促进该国服务国内增加值出口。具体表现为生产步长延伸效应、技术提升效应和规模扩张效应。但嵌入FTA网络也会因国内外过大的技术差距抑制国内服务业创新,从而不利于服务出口,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同时,一国制造业服务投入质量整体上对FTA网络地位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根据效应分解结果分析,这主要是由制造业国内服务投入质量引起的,质量匹配驱动下国内外中间服务产品的再配置,削弱了FTA网络地位在供给端依托国外服务发展国内服务的作用效果。而来自非FTA伙伴的国外服务投入质量呈现正向调节效应。此外,上述调节效应在不同的分类型服务业、分类型制造业及不同国内投入密度的服务部门体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

在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的过程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基于2010—2019年3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国内增加值数据,构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的影响及其机制,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且主要通过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和出口比较优势提升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的提高;数字经济发展在其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并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的提升作用仅显著存在于中度以下老龄化国家和非中心网络地位国家中。中国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推动产业高级化发展,加强培育技术密集型中间品的出口优势,打造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环境,更大限度地发挥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以提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中的地位。

国有企业改革的增加值贸易效应——基于多部门量化结构模型的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是连接经济体制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纽带。基于自主编制的我国时间序列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本文通过构建区分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多部门量化结构模型,研究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增加值贸易效应。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改革主要通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缓冲了上游进口市场的价格波动风险,体现了国有企业效率提升对国内大循环稳定性的重要作用。此外,本文围绕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与未改革情形开展反事实分析。结果显示,2007年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推动2018年的出口增加值率相较于国有企业未改革情形上升3.19个百分点。探讨国有企业改革在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与政策评估提供新的视角。

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及CEPII-BACI,系统考察进口技术复杂度与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进口技术复杂度显著提升了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研发创新行为对广州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即具有较高研发创新程度的企业通过进口技术复杂度促进广州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机制检验发现,研发创新对广州企业出口DVAR作用的显著中介变量是企业成本加成率和进口中间品与国内中间品的相对价格。为促进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和竞争力的提升,应加快推进进口政策由出口导向向创新导向升级。

出口增加值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

利用2010年中国非竞争型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了30个省区市30个产业的出口增加值,揭示分产业出口增加值的区域分布格局;并通过构建和计算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对比出口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产业结构差异,结合阐述出口增加值带动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结果显示:出口增加值的规模与结构高度化程度在空间上都存在东中西梯度差异;出口增加值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越高,即区域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越深,分工越高级,对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带动作用就越显著。因此,区域间出口增加值的结构差异,是拉大区域间产业结构差异的因素之一,导致了区域产业结构的"马太效应"。根据研究结论,建议各区域通过创新驱动、产业技术溢出、延长产业链等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出口增加值结构,从而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FDI、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本文利用WIOD投入产出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库等匹配数据,主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机制下FDI对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发现:FDI对我国出口品中的国内附加值存在正向影响,但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上看,这一影响并不显著。FDI通过全球价值链嵌入有利于提高出口品中来自本行业的国内附加值,然而也可能造成我国日益严重地嵌入在低附加值环节,导致我国出口品中来自上游行业的国内附加值下降,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是造成全球价值链嵌入机制下FDI对出口国内附加值影响不显著的原因。从分行业性质看,知识和技术密集行业、劳动力密集型行业FDI对出口国内附加值存在正向影响,但影响路径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