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FDI协同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推进制造业双向FDI高效互动与协同发展,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4—2021年中国23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双向FDI协同发展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双向FDI协同发展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相关性,双向FDI协同发展促进了邻近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3)机制检验发现,双向FDI协同发展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因此,需实施制造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政策,释放双向FDI协同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打通双向FDI协同发展的赋能渠道,以更好地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推进制造强国目标建设。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推动双向FDI高效互动与协调发展,是提升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的重要路径。基于2003-2021年中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双向FDI协调发展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区域经济韧性存在空间依赖性,双向FDI协调发展对邻近地区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双向FDI协调发展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区域经济韧性提升;拓展性分析发现,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效应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依次减弱,考虑税赋冲击、金融危机以及人口结构冲击后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区域经济韧性仍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文章澄清了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机理,对如何通过双向FDI政策赋能区域经济韧性提升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思路。

环境规制强度、FDI增长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基于动态系统GMM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2010—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系统GMM模型,检验出口技术复杂度、FDI以及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并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FDI引致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总体上环境规制影响FDI的效应是正向且显著的,环境规制的强度不同,将导致“污染光环”“污染避难所”等现象;环境规制对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并呈“U”型关系,其在不同强度下的作用效果取决于“成本抵消”与“创新补偿”效应之和;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显著,作用效果受环境规制的影响;将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加,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形成“N”型双门槛特征;环境规制强度增加的范围必须适度,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能发挥促进效应的最大化。

金融发展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基于江苏省面板数据的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已被许多学者证明存在,但影响溢出效应的因素却一直存在争议。目前关于金融发展因素的实证研究仍较少,本文选用门槛回归模型,在江苏省范围内研究金融发展对FDI溢出的影响。研究结论为,江苏省内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较为显著的金融发展双门槛效应,表现为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的低门槛和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的高门槛。即江苏省内的金融水平低于门槛值时,FDI无明显溢出效应。大于低门槛值时,金融发展会促进FDI的溢出效应。大于高门槛值时,FDI溢出效应进一步扩大。

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

以索洛余值法求得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以其对数作为衡量技术溢出效应的指标,来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2003—2021年中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东、中部地区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促进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扩散,有利于当地的技术进步。而在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金融市场无法与快速发展的FDI规模相匹配,企业无法有效融资,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无法很好地被吸收。因此,只有分区域采取不同的政策才可以更好地推进各地区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只有平衡金融市场和FDI规模的协调发展才能使FDI技术溢出效应对当地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最大化。

FDI技术溢出、行业吸收能力与工业碳排放强度——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

在考虑中国工业行业吸收能力异质性的基础上,构建技术差距、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程度、外贸开放度等4个反映行业技术吸收能力的要素,利用“入世”以来中国工业行业门槛面板数据,研究吸收能力作用于FDI低碳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低碳技术溢出对上述4个因素都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人力资本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越高,FDI的低碳技术溢出效应越显著;适度的技术差距与外贸开放度均有助于FDI碳减排技术溢出,过低或过高的技术差距和外贸开放度均不利于FDI低碳技术溢出效应产生。因此,工业行业尤其是高碳排放行业需要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以跨越人力资本与市场化程度对FDI低碳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同时需要提升行业在全球贸易分工中的地位。此外,FDI引入不能盲目追求高新技术,需要结合内资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适度考量。

FDI技术溢出对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的影响——基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调节效应分析

采用1999—2019年我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评估各省份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的基础上,定量分析FDI技术溢出对我国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的影响及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FDI技术溢出能够促进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植物新品种保护能强化这一效应;且上述结论在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高、中等水平地区作用更为显著,低水平地区的FDI技术溢出对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未产生显著影响并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具有抑制作用,但二者共同作用能有效提升农作物区域育种创新。

合资型FDI、独资型FDI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1993年以来,进入中国FDI呈现不断独资化的倾向,不同的进入模式FDI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差异性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讨论,但很少有研究实证分析不同进入模式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在理论上区分了合资型FDI的溢出效应和独资型FDI的竞争力优势,并运用1993-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不同进入模式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合资型FDI主要通过溢出效应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独资型FDI主要通过其竞争力优势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合资型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大于独资型FDI。但是合资型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依赖于中国对外资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而独资型FDI的作用不依赖于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因此不同地区应针对不同进入模式FDI制订差异性的招商引资政策。

环境规制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39个工业行业2000—2009年的相关数据,考查FDI水平、前向、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对各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FDI水平技术溢出效应没有促进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FDI前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促进各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作用不稳定;FDI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加强环境规制会促进FDI垂直技术溢出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能够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探究“一带一路”倡议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可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提供参考。基于2000—2022年我国31个省份(未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29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DID模型,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根据机制检验结果,“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优化对外政策环境、改善基础设施配套、加强对外经贸合作、增进人文交流,促进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增强FDI技术溢出效应。根据调节作用分析结果,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越小,政府干预能力越弱,“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越小。根据异质性分析结果,“一带一路”倡议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显著为负,在中部地区显著为正,在西部和东北地区潜力很大;“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碳排放与FDI技术溢出效应在高碳行业存在部分替代关系,在低碳行业存在显著替代关系;碳排放与FDI技术溢出效应在采掘业存在显著替代关系,在电力及相关行业存在部分替代关系,在制造业不存在替代关系。为进一步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提升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要充分发挥跨国公司的技术纽带作用,使之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连接点、支撑点;积累高级人力资本,提升技术溢出吸收能力;重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区差异,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扶持;重点加强高碳行业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绿色发展。

FDI对我国工资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为基础,根据FD I对工资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原因和方式的不同,引入与之相对应的FD I流量和FD I存量两种度量FD I数量的方式,建立FD I对工资影响的计量模型。以此模型对我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FD I对我国工资水平产生正面的直接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负面的间接效应,并就产生负面效应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为克服这种负面效应,文章提出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提高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及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相关建议。

FDI对促进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FD I)通常被认为是先进技术转移和扩散的重要渠道,而近年来对于FD I是否能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正日益成为学者们和产业界争论的焦点。本文运用全国各地区的数据分析了FD I对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FD I的流入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并非普遍认为的那样显著,FD I对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增强原创性的科技能力无显著影响。加大国内研发投入,增强国内企业技术创新的源动力,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营造技术创新的良好环境才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

挤出还是溢出：FDI出口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规模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考察了FDI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溢出效应。主要结论包括:FDI对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影响是双向的,同时存在"挤出效应"和"溢出效应";基于竞争渠道所产生的出口溢出总体为负,基于信息渠道和示范渠道所产生的出口溢出效应总体为正;不同外向性程度的FDI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溢出效应有明显差异。

FDI影响我国内资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采用统计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挤出效应和溢出效应角度分析FDI对我国内资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FDI对我国内资高新技术产业的挤出效应与溢出效应同时存在,总体上溢出效应大于挤出效应,FDI对内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竞争力提升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外资部门对内资部门的市场挤占不容忽视,产业内外资利用的技术结构有待提升。

金融市场发展对中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检验

金融发展水平对提高技术吸收能力至关重要,并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利用中国1983—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从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技术溢出效应间的线性和非线性关联假设出发,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FDI确实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并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而FDI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

知识产权保护、FDI技术溢出与企业创新绩效

结合我国转型期的制度背景,基于中国2001—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及不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该效应中的影响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FDI的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增强,FDI技术溢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增大。另外,我国省际间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

零售产业FDI行业内效应研究:溢出还是挤出?——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商贸流通业FDI效应研究相对薄弱的背景下,文章以一般性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理论框架为基石,并结合零售产业特质,提出了关于我国零售产业FDI行业内效应的四个理论假说,进而采用1999-2010年我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对假说进行了经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零售产业FDI行业内效应在我国区域之间呈现了明显的异质性,"溢出"与"挤出"并存,且区域分布呈现明显的规律性;(2)高"质"的FDI所带来的溢出效应显著于依靠FDI"量"的集聚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且"适量"的FDI参与程度是"溢出"效应产生的重要前提;(3)FDI规制政策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竞争环境变化等对本土零售企业绩效产生了显著影响。文中提出的四个假说均被证实。

FDI技术溢出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

选取2008—2016年中国制造业15个行业的面板数据,通过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验证FDI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并建立基于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的结构方程模型,验证FDI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 FDI对我国制造业存在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2) FDI技术溢出对我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3)吸收能力在FDI技术溢出影响创新能力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FDI的溢出效应:基于江苏制造业面板数据的估计

一直以来,FDI的溢出效应备受理论界的关注。由于各地区数据生成过程差异很大,利用全国数据来估计溢出效应会产生较大的偏误,而缩小考察范围是一个可行的思路。江苏省作为全国FDI流入最多的省份,其FDI溢出效应问题理应得到深入分析。本文基于江苏省2位数制造业行业数据,分别建立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依据数据生成过程特征主要使用了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结果表明,通过动态模型控制了FDI内生性后其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大大变弱;高外资比重行业的FDI存在较强的竞争性"挤出效应"。

不同股权参与、企业绩效及FDI技术溢出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世界银行对中国1500多家制造业企业的微观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的溢出效应,同时检验了不同所有制的股权参与对企业效率和溢出效应的影响。经验结果表明:在对外资本身可能选择较高生产率的行业或城市进入这一内生性因素进行控制后,计量结果没有得出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政府对企业的直接股权参与降低了企业生产效率;按企业所有制分组回归的结果显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本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和政府所有企业并没有显示出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