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亲属与陌生人:《太平广记》鬼魂故事的类型学研究

《太平广记》中的鬼魂类型可以划分为祖先亲属的灵魂和不知姓名的陌生鬼魂两类。民众对两类鬼魂施以不同的情感、态度和民俗仪式:作为“熟人”的祖先亲属的鬼魂是民众熟悉的人,往往通过各种仪式表达尊敬和怀念之情;而那些不知来源的陌生鬼魂就是要远离并驱赶的陌生人,是有序的幽冥社会秩序的“逃逸者”。对“陌生”鬼魂的驱逐源于当时熟人社会的逻辑和幽冥世界与人间世界一致性的观点。早期先民对于鬼魂的信仰和想象实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一个投影。

北宋时期援易入医现象探析

当前学界对北宋时期援易入医现象的研究较为忽视,是医易会通研究的不足所在。通过整理北宋时期医学文献中与援易入医有关的条文,围绕易象、易数、易理、易占4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总体来说,北宋时期援易入医承继隋唐时期的“以易释医”特征,其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主动意识的增强、解释深度的加深、释医方法的成熟、固定命题的形成4个方面。北宋时期的援易入医,不仅丰富了医学的内涵,也提升了易学的应用价值。同时也应理性看待援易入医现象,既要肯定其在医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要避免过度强调或滥用易学知识而引发的负面效应。

从漂流人故事看唐代中外海上交通和海外认知——以《太平广记》资料为中心

唐代造船航海技术有限,加之海上风浪等不确定因素共同催生了"漂流人现象"。《太平广记》中所辑之漂流人故事生动翔实,涉及地区广泛,不仅登州在中外海上交通中位置尤为突出,青州、海州等地也是沟通唐与海外往来的重要据点。通过对漂流人故事的分析考证,唐与新罗、日本、虾夷国、琉球群岛等东北亚地区以及南海的交通情形可从中窥探一二,并且随着唐与域外海上交通往来的频繁,唐代国人对海外也有了进一步认识。

论主题学视角下的《太平广记》“报应”类

从小说因果思想的审美内涵和叙事结构模式两方面对《太平广记》"报应"类展开主题学视角下的探讨。"报应"类因果思想的审美内涵体现在故事文本中主要有两点:一是故事传达的大众化因果观念;二是因果主题体现的作者个人情感心理和引发读者美感兴趣的艺术特质。"报应"类叙事结构主要有两种:入冥结构和某人被杀而变鬼复仇的结构。"报应"类还未形成完全成熟的因果叙事结构,大部分小说事件的因果关联需要通过联想来进一步完成,但也有少量篇目在"传奇性"中较好地融入了因果思维。"报应"类因果叙事的结构模式为后世提供了小说文本艺术思维的组合经验。其类目的设置已初具小说主题学意识。

论《南部新书》对于整理唐代小说文献的价值

《南部新书》是北宋初钱易编撰成的一部小说选集,其内容和文字绝大部分来源于唐代的小说、杂史、杂传以及正史等书籍,该书对于整理唐代小说文献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通过此书可发现一些失传的唐代小说佚文,一些仅有节录本传世的小说可在此书中找到一些较完整的文字。在唐代小说以及《太平广记》等书的文字的校勘方面,《南部新书》

《太平广记》人神遇合故事的文化生成及观念新变

《太平广记》人神遇合故事的文化生成当源于农耕生产的人牲祭祀文化,是焚巫(暴巫)和沉人的祭祀仪式世俗化发展的结果。由于阴阳配对的巫术思维,人们认为人牲祭祀是给神送去婚配对象,以此娱神祈神,保证农耕生产风调雨顺。后来这种娱神观念逐渐脱离宗教祭祀的原始内涵而演变为世俗化的人神遇合故事。

《太平广记》异僧小说的“三重”叙事

《太平广记》异僧小说整体上代表了晋唐时期僧传文学的叙事成就,有着宗教性、史传性和审美性三位一体的叙事特征。其神异叙事善于融通佛教哲思和启悟佛性体认;史传叙事注重烘托神异观念和突出宗教真实;审美叙事重视刻画僧人形象和描绘宗教神奇。

中国志怪小说的跨文化英译——以《太平广记》为例

论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以《太平广记》的小说英译为例,剖析了小说中标题及文化负载词语的英译,从而找出应对志怪小说英译的翻译策略,并为跨文化交际理论提供实践支持。

阐释学视野下《太平广记》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

在阐释学翻译理论框架下,翻译过程可以分为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阐释学分析的翻译步骤,译者主体性作用在对原文本的理解和阐释过程中得到了彰显,在翻译《太平广记选》过程中译者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将中国文化内涵介绍给西方读者,实现了翻译再创造的过程。阐释翻译操作过程中从语言理解到译者主体性作用的考察,也为阐释学翻译理论指导实践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太平广记》中狐形象文化内涵解析

谈到狐,中国人对它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生物属性,狐在人们的观念中被妖化、被灵化,也正源于此,它常出现在文人尤其是小说家的笔下。狐故事在古代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间狐信仰的兴盛。作为中国古代文言纪实小说的第一部总集,《太平广记》中收录了大量宋前神怪故事,其中《狐卷》中有83则狐故事,这些故事中塑造了一系列生动有趣、性格各异的狐形象,这些狐形象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狐形象的地域化、狐形象的胡化、狐形象的宗教化、狐形象的女性化等方面。同时,这些狐形象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太平广记》中的“豪侠”形象及其文化意蕴

《太平广记》是宋代李昉等人编写的类书,其中卷一九三至一九六题为"豪侠",收录了多则唐人传奇故事,内容却与今天一般认识中的"侠义"观念颇有不同。概言之,《太平广记》中的"豪侠"故事具有三种内涵及特点:一是豪奢侈靡;二是具有传奇性及神秘色彩;三是追求人格的独立自由。这些"豪侠"故事及形象反映出唐人独特的精神风貌,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

变形故事中的原始思维特征——以《太平广记》为例

变形故事作为中国古代小说中主要故事类型之一,具有明显的原始思维特征。万物有灵观念作为原始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变形故事发生的基本观念依托;巫术思维作为原始思维的一个侧面,是变形叙事的重要思维倾向;互渗律作为原始思维的内在规律,在变形故事中有具体表现;图腾信仰作为原始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对变形叙事起到直接而显著的影响。

试析《太平广记》豪侠类故事的特色及产生原因

本文针对《太平广记》中的豪侠类故事,从"故事人物——经历动荡,淡看名利"、"女子形象——能力强势,大胆奔放"、"史传影响——反映社会,记叙笔法"、"诗词入文——营造氛围,突出感情"、"社会风气——崇尚法术,道教盛行"五个方面说明其特色之处,并对特色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太平广记》的选篇原则与汉唐小说的搜集确认

从《太平广记》的实际选篇情况看,故事性原则与人物中心原则是其选篇的两个重要原则。《太平广记》按照人物中心原则与故事性原则选取“小说”“野史”“传记”“故事”等著述中的篇章并按类编排,汇为一集,在事实上确认了这些被选篇章的小说性质。《太平广记》的选篇与编录过程,实际上是一次对汉唐小说文献的全面清理,大致确认了汉唐时期小说存在的范围和数量,基本将汉唐时期的主要小说作品全部收录其中,完成了一次对汉唐小说的整体确认和总结,并全景式地呈现了汉唐时期小说(也包括先秦小说)的历史生态。就此而言,《太平广记》的编纂与成书便具有了十分特殊的小说史意义。

《太平广记》成书时间及流传考

《太平广记》成书时间应是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十二月,而不是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八月。《太平广记》成书后的流传始于朝廷贵族,并随着朝代变更和时间推移逐渐向士人阶层传播,流传的范围越来越广。

《太平广记》中涉道婚恋小说的性别话语与儒家思想

《太平广记》中的涉道婚恋小说虽然讲着人神恋爱、修道成仙的道教故事,看似与"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思想并没有联系,但仔细品味依然可以发现,涉道小说也难以逃脱儒家伦理道德这张大网,处处表现出与儒家思想的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