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敬通之不循廉隅”考论

范文澜先生在《文心雕龙注》以冯衍二次出妻之事解释《程器篇》中“敬通之不循廉隅”一句。本文结合历史文献考证及中国古代社会婚恋观,认为清以前的士人对于冯衍家有悍室、二次出妻,皆持同情态度,如刘孝标、苏轼、张溥等。直至近代西方男女平等观念传入,学界才出现不同观点,如王闿运、章太炎等学者皆一反古人对冯衍出妻之评价,这可能是范注《文心雕龙》将两次出妻例证冯衍“不循廉隅”的渊源。本文从还原文本的角度,比对《程器篇》所指七对“文士之瑕累”,认为刘勰此处所论冯衍之“不循廉隅”,应当指其一生汲汲求仕、结交外戚阴氏并向其数次请托的行径。

宗教、文化与人——扎西达娃、阿来、范稳小说中的藏传佛教

以扎西达娃、阿来、范稳这3位作家的几部作品为对象,试图考察“新时期”以来汉语小说对藏传佛教文化表现的变迁,从而揭示藏传佛教这一元素在小说叙述中的功能异变,及其文化功能的意向所指。

从《文饭小品》看施蛰存办刊的生存策略

《文饭小品》是施蛰存编辑活动中一本较为重要的期刊,它短暂的生命,忠实地记录了当时施蛰存在文坛的生存状态以及编辑出版方面残酷的竞争。其"微言"栏的设计,体现出一种生存的策略与心机,可以成为我们理解施蛰存的编辑思想及当时文坛生态的一面镜子。

范文澜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及其启示

范文澜结合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研究中国历史的体会,从史学方法论的高度阐述了如何坚持马列主义,如何运用马列主义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如何正确地理解和恰当地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原则具体分析中国历史等重大问题。范文澜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对范文澜在特定政治运动中的一些不当言辞应具体分析,不可简单地全盘否定。

中国文学史初创期的“南黄北林”论

国人自著文学史自窦警凡始 ,对后来文学史著述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北方的林传甲和南方的黄人。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接受了日本 竹世 川种郎的影响 ,创造性少。黄人在文学史观上有较大的突破 ,不仅注意到文学发展的量变进程 ,也注意到文学史进程中的质变和突变 ,其文学观至今仍有现实价值和借鉴意义。但他的《中国文学史》因坊间没有印行 ,仅为东吴大学堂教本 ,故流传不广。

范文澜的学术交往

范文澜最重要的学术交往 ,有黄侃、萧一山、吴玉章等。其师黄侃在学识渊博和治学严谨两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他 ,但范文澜重师承又不拘泥。萧一山提倡学术经世致用 ,有崇高的民族气节 ,萧、范二人在抗战时期密切交往 ,成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范文澜所持“西周封建说”的观点直接受到吴玉章的影响 ,建国后吴、范一同担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共同领导史学界 ,二人在治史的基本方法和树立严肃学风等问题上甚为契合。研究范文澜的学术交往 。

论范文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

范文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对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历史问题 ,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了系统的看法 ,为进一步奠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础作出了贡献 ,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如他对社会分期问题 ,汉民族形成问题和关于劳动人民的作用及农民平均主义思想问题的研究 ,灵活地运用了马列主义 ,解决了中国历史实际存在的问题。

论范文澜先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第一编 )对先秦历史作了科学的分析 ,在殷周社会性质、民族关系的融和与发展、诸子百家思想的评价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 ,体现了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卓识。随着考古事业的发达 ,出土文物材料的增多 ,范文澜的某些结论不免有偏颇之处 ,如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及道家形成的时代等问题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历史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

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

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一书,是他的《文心雕龙注》的前身。《文心雕龙注》流传颇广,《文心雕龙讲疏》则知者甚少。从内容上看,《注》比《讲疏》丰富,注释的条数和内容增加,《讲疏》中已有的各篇下面的参考文字,在《注》中又颇多调整、增益;从体例上看,《讲疏》与《注》基本相同,只是注文安排地位有变化,《讲疏》的注文分插在各篇分段下面,《注》则注文与原文分列。《讲疏》卷首原有梁启超序文、范氏自序各一篇,其中梁启超序文未被收入《饮冰室文集》,亦未载入《文心雕龙注》,为世所罕见,具有参考价值。

范文澜注“张衡怨篇”句辨析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明诗》"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不仅存在字讹序倒、人名错标、卷次淆乱诸多讹失,而且将黄注、纪评、李补和黄札裒辑于一体,统统置于李详名下,既有乖其书著述体例,又致使阅者错识颜标,还导致注文仰逼俯侵。故须辨析其讹误与错失,使黄注、纪评、李补与黄札各归其所。而在辨析过程中,还可以依据此条注文所透露的信息,判断"范注"所据底本为扫叶山房石印本《文心雕龙辑注》。

元嘉政局与范晔的命运

范晔受到宋文帝的重用,原因有二:一是在刘义康刘湛朋党被清除后,宋文帝急需人才,而范晔与刘义康交恶,故在政治上可靠;二是范晔的生父范泰对宋文帝有恩。范晔虽然受到重用,但也种下了被杀的苦果。由于宋文帝性格猜忌,不信任大臣,所以在大臣之间制造不和,以范晔桀骜的性格,长期在此环境下,必然会有过激的行为,这是他被杀的主要背景。

韵:宋代美学的新追求

"韵"是宋代诗歌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书画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韵"和"胸次"有关,"胸次"又和圣哲之学、道义相关,与"俗"是对立的。综合宋代学者的看法,曹植、陶渊明被认为是有"韵"的诗人。"韵"是不可学的,是一种天生的灵性。范温在《潜溪诗眼》中对"韵"作了规定:有余意和美之极。从美学史的角度看,"韵"主要概括了欧阳修、梅尧臣、苏轼等诗歌美学的特征。

从“藏地三部曲”看西藏故事的西藏化趋向

范稳的"藏地三部曲"是一片释、耶、爱熔铸成的人间净土。这种"奇观"式的写作呈现出一个被强加了"西藏性"的西藏,而生产和消费"奇观"的代价是将西藏特例化、工艺品化,从而使我们错失了真实的西藏。

识诗之法门 悟诗之妙处──论《潜溪诗眼》的诗学理论

宋代范温所作的《潜溪诗眼》主要包含了“诗意”与“诗法”两个诗学范畴．他所说的“诗意”，即诗歌的最根本眼目所在是诗歌的内容，主要包括“诗识”、“诗意”、“诗韵”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结合的三个方面。他所说的“诗法”，即诗歌遣字造句的表述艺术和诗歌的结构技巧，主要包括“练字”、“炼句”、“炼意”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结合的三个方面．他认为诗歌“有余意之韵”是诗歌的审美极致。

《温公家范》中的传统家庭教育思想

司马光编撰写的《温公家范》重点论述了中国古代家庭伦理纲常和道德礼义教育,是体现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典范。从中国古代家庭的传统治家之道、为人父母的教育之道、为人子女的孝敬之道等方面对《温公家范》中的家庭教育思想和道德伦理纲常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温公家范》中的孝道观述论

司马光宣扬的孝道不仅要求子女在经济上要供养父母,照料年老体弱和生病的父母,而且还要在供养和照料的过程中让父母心情愉悦;子女必须以礼尊敬父母、顺从父母,但对父母不能盲从,发现父母有错误时要及时劝谏;父母去世后子女要以礼安葬,但不能过度哀伤毁害身体,也不能迷信吉日、风水不及时安葬父母。《温公家范》中宣扬的孝道观是对宋以前孝道观的继承和发扬,对稳定家庭秩序、解决家庭养老问题和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韵”的呈现与宋代审美理想——对秦观词透视的又一角度

“韵”是宋代文人提出的有别于前代“韵”意的新兴审美理想。范温对于“韵”意的精微剖析 ,除了反映出当时社会文化所推崇的简易平淡的美学情趣的影响 ,也特别反映出苏门文人的共同美学情趣。秦观虽然没有流传下来多少对于“韵”的言说 ,但他的词却体现出了对于“韵”

论范文澜在民族史撰述上的贡献

范文澜第一次以唯物主义史观为指导 ,揭示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联系日益紧密和民族融合逐渐加强的趋势 ,开创了通史中大规模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先河。为今天的民族史研究。

范文澜的南北朝文化研究

南北朝文化研究是范文澜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地讲,它是由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心雕龙》研究、４０年代通史背景下的南朝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通史背景下的南北朝文化研究等三个阶段构成,范文澜就南北朝文化的历史地位问题提出了完整而科学的认识,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性和启发性。

时政世态、风土名物的折射——江藩《舟车闻见录》新探及补遗

《舟车闻见录》是江藩在行旅途中陆续写成的,写作时间晚至道光二年(1822)。书稿初成时有十卷,后有增补,今仅存四卷,共收文164篇,另可辑得佚文45篇。《舟车闻见录》的版本有清抄本两种,至1948年才有上海合众图书馆石印本。《舟车闻见录》内容博杂,涉及朝章国故、部族属国、人物传记、庙宇器物、草木鸟兽等;价值丰富,表现在反映国政民情、记录草木名物、印证思想行迹、辑存史料文献等方面,具有突出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