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及其启示

范文澜结合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研究中国历史的体会,从史学方法论的高度阐述了如何坚持马列主义,如何运用马列主义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如何正确地理解和恰当地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原则具体分析中国历史等重大问题。范文澜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对范文澜在特定政治运动中的一些不当言辞应具体分析,不可简单地全盘否定。

中国文学史初创期的“南黄北林”论

国人自著文学史自窦警凡始 ,对后来文学史著述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北方的林传甲和南方的黄人。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接受了日本 竹世 川种郎的影响 ,创造性少。黄人在文学史观上有较大的突破 ,不仅注意到文学发展的量变进程 ,也注意到文学史进程中的质变和突变 ,其文学观至今仍有现实价值和借鉴意义。但他的《中国文学史》因坊间没有印行 ,仅为东吴大学堂教本 ,故流传不广。

范文澜的学术交往

范文澜最重要的学术交往 ,有黄侃、萧一山、吴玉章等。其师黄侃在学识渊博和治学严谨两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他 ,但范文澜重师承又不拘泥。萧一山提倡学术经世致用 ,有崇高的民族气节 ,萧、范二人在抗战时期密切交往 ,成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范文澜所持“西周封建说”的观点直接受到吴玉章的影响 ,建国后吴、范一同担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共同领导史学界 ,二人在治史的基本方法和树立严肃学风等问题上甚为契合。研究范文澜的学术交往 。

论范文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

范文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对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历史问题 ,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了系统的看法 ,为进一步奠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础作出了贡献 ,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如他对社会分期问题 ,汉民族形成问题和关于劳动人民的作用及农民平均主义思想问题的研究 ,灵活地运用了马列主义 ,解决了中国历史实际存在的问题。

论范文澜先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第一编 )对先秦历史作了科学的分析 ,在殷周社会性质、民族关系的融和与发展、诸子百家思想的评价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 ,体现了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卓识。随着考古事业的发达 ,出土文物材料的增多 ,范文澜的某些结论不免有偏颇之处 ,如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及道家形成的时代等问题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历史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

论范文澜在民族史撰述上的贡献

范文澜第一次以唯物主义史观为指导 ,揭示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联系日益紧密和民族融合逐渐加强的趋势 ,开创了通史中大规模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先河。为今天的民族史研究。

范文澜的南北朝文化研究

南北朝文化研究是范文澜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地讲,它是由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心雕龙》研究、４０年代通史背景下的南朝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通史背景下的南北朝文化研究等三个阶段构成,范文澜就南北朝文化的历史地位问题提出了完整而科学的认识,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性和启发性。

《中国通史简编》与“通”

《中国通史简编》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 ,范文澜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大大发展了“通”的意识 ,对通史编撰提出新的要求。范文澜在长期的通史研究工作中 ,总结出通史编撰的“直通”、“旁通”、“会通”原则 ,对今天的通史编撰仍然具有极其宝贵的指导作用。

早年范文澜的学术与思想新探

今日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范文澜,在转向拥抱唯物史观,并实际运用于其个人之学术研究之前,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演变过程。本文试图从其早期著述,特别是大学授课讲义《诸子略义》一书着手,探讨范氏之学术转变与思想发端。范文澜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实为其前半生著述之枢纽。但是与此同时,其心灵由于外在现实政治的刺激,导致他深受无政府主义理想之影响,他的思想亦在急遽转向激进化的道路上前进。《诸子略义》与范文澜将近三十年后出版之《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相比,其中被重新阐述的孔子经过了一种“博物馆化”的历程,反映出新中国初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儒家文化遗产的态度。

论范文澜的学术思想

范文澜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范文澜的研究,前辈学者已经有所建树,然置喙之处颇多。文章从儒学、传统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家自身四个方面来论述范氏之学术思想。

范文澜论历史评价问题

范文澜在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程中 ,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历史评价体系作出了贡献。其中 ,对历史人物、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国历史演进中对外关系的格局以及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的论述 ,深刻揭示出历史问题的本质 ,具有突出的警策力量和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