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首撰《逸民列传》原因论析

《后汉书》之所以首次出现《逸民列传》,与范晔对逸民的特殊兴趣有关。范晔身处两个时代的转折点,既不能遽然忘却逝去时代的辉煌,又身陷现实政治纷争的漩涡中,对过往的眷恋与对当下的忧惧心理,构成其书写成因。门阀贵族以“坐而获逸”的方式将隐逸风尚推向高潮,“逸”也随之进入名士品评的范畴,“栖逸”演化为普遍的门阀习气,这也是促使范晔将目光投向汉末逸民群体的另一重要因素。

论范晔对东汉“党人”的编纂及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党锢列传》并以之为核心对东汉的“党人”群体进行了记载。对于“党人”的编纂,范晔在《党锢列传》传首用长序、采谣谚来交代“党锢”的起因与经过,并以之提携全传,又择“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为传主,以此展现“党锢之祸”的全貌,对于其他“党人”,则以类(德性)相从进行合传。范晔对东汉“党人”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其在《后汉书》中形成了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事”始末之主次线索清晰,“党锢”人物之行事编排严密,东汉后期之历史发展面貌丰富。同时,在相关传记中范晔又以大量史论表达了他对东汉“党锢之祸”影响东汉历史走向,以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及其精神的看法。范晔对东汉党锢事件及人物的记载,最能体现他的历史编纂水平。

周密《齐东野语》“范公石湖”条辨谬

周密《齐东野语》专列“范公石湖”条,对范成大所筑石湖别墅有较详细记载,但查阅有关文献并实地调研,其中“文穆范公成大,晚岁卜筑于吴江盘门外十里”中的“晚岁卜筑”“盖因阖闾所筑越来溪故城之基,随地势高下而为亭榭”“又有北山堂、千岩观”等三处记载与实际不符。周密虽与范成大同为南宋人,但毕竟相去百余年,他当并未对石湖别墅作过认真的实地调研或考证研究,致有此谬。

范晔之死及其文化象征意义

出生于士族家庭的刘宋史学家、文学家——《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元嘉年间死于非命,罪名是谋反。范晔确实参与了谋反。但范晔的谋反是被人诱导的,是中了刘义隆君臣设置的圈套。宋文帝刘义隆在消灭了著名士族文人谢灵运以后,又消灭了范晔这个狂傲不羁的士族代表;以达到打击士族,集中军权、分化相权、加强文化专制的一系列目的。作者通过分析范晔之死及其原因,揭示其文化象征意义。以范晔之死为标志,东晋以来士族与皇族分权的局面随之结束,此后的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范晔之死,象征着皇权的胜利,也象征古典史学传统的没落。史学逐渐被纳入皇权的轨道,以往士族文人私修历史的局面被彻底改变。范晔死后,史学家通常只能奉旨修史。官史代替私史,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从《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谈起

范晔《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经常被学者看作研究东汉“处士”的基本史料。但是此传中又保留有所谓“节士”事迹,与“处士”并不完全相同。两汉之际的“节士”,指不与王莽政权合作的士人,而“处士”则指关心政治,却回避出仕的士人。从传记形成的角度看,范晔整理先前诸家《后汉书》的相关史料,有意建构起东汉“处士”远离政治的形象,并用合传的形式将东汉“节士”向“处士”演变的过程表现出来。范晔凭此说明东汉政权如何失去自己的支持者,并表达对东汉末政治的批评。此传也成为东汉王朝从兴盛转向中衰的一个侧影。

范晔的民族思想略论

民族思想是范晔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方面。在其所撰《后汉书》中,范晔在记述各民族活动的范围、对前人成就的借鉴与分析方面,体现出自觉的民族史撰述意识;通过考察中国各民族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体现出突出的政治大一统的思想倾向。在对待民族历史与民族差异问题上,范晔也具备了客观的、积极的认识;从“德政”与“王化”的政治思想出发,范晔力主“怀柔”与“王化”的民族政策理念。

陆凯《赠范晔诗》本事旁证及折梅母题

陆凯《赠范晔诗》一诗的本事历来有众多不同的解读,然诸说皆有值得商榷之处。文章辨析诸说,提出诗歌本事中的"长安",当是当时的"小长安"之误。文章结合范晔的生平仕历,对该诗的写作年代、创作背景、后世误读的原因、后世接受的过程,结合时代的审美风气和地域意识进行探讨,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陈寿、范晔历史人物评论之比较

陈寿《三国志》和范晔《后汉书》,都是得到后世很高评价的史学名著。两书在内容上颇有交叉,所记相同人物共有55人。陈寿和范晔在记述和评价这些人物时,行文也有异同。陈寿和范晔对这些人物记述上的繁简、评价上的高低,不仅反映出这两位史家著史之不同的旨趣和史识,而且对于更全面地认识东汉末至三国初的这一段历史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分合考辨

今传《后汉书》作者非一人,注释于众手,在流传过程中时分时合,难免出现各种问题。在今天看来,最主要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各种版本刊刻署名或有不妥,二是后人对各部分的撰人产生误解,三是历代学者对其分合过程聚讼纷纭。因此,有必要考察《后汉书》的版本及其内容分合情况,辨讹祛疑,以求其是,避免后人再度产生误解。

元嘉赋学批评:沉寂中的渐变与拓展

元嘉时期赋学批评的材料比较有限,通过范晔《后汉书》对东汉抒情言志赋的载录情况,可以看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观念对范晔的影响。结合《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文苑传赞》等以及元嘉时期的创作实例,印证了范晔重视声律、重视藻采的审美追求及其赋体分类观念。檀道鸾认为赋颂"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则说明这一时期的赋学批评已意识到了赋体来源的多元性。

论范晔的“大一统”思想

在《后汉书》的本纪、列传中,范晔通过对东汉历史人物生平事迹、各少数民族历史及其政权兴衰的记述和评论,阐发了“大一统”思想。范晔这一思想的形成既有晋宋更迭与南北对峙的时代影响,又与司马迁、班固思想的影响有关。范晔的“大一统”思想有助于刘宋时期“大一统”共识的形成,蕴含着朴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时代及自身认识不足,范晔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从《后汉书》的文学成就看范晔的思想及撰文取向

范晔崇尚儒学,主张以儒家人格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提倡积极用世,极力颂扬仁人志士的忠义节行与杀身成仁的高贵精神,猛烈抨击违背儒家礼义而不惜丧失人格以追求富贵者的丑恶行径。这种思想倾向一直贯穿《后汉书》全书,成为该书的主导思想。范晔撰文构思精微,立意高远,辞采华美,笔势纵横,叙议结合,骈散相间,析理透辟,文气清朗,音节圆转,体现出史学家深邃的洞察力与文学家高超的表达能力。

元嘉政局与范晔的命运

范晔受到宋文帝的重用,原因有二:一是在刘义康刘湛朋党被清除后,宋文帝急需人才,而范晔与刘义康交恶,故在政治上可靠;二是范晔的生父范泰对宋文帝有恩。范晔虽然受到重用,但也种下了被杀的苦果。由于宋文帝性格猜忌,不信任大臣,所以在大臣之间制造不和,以范晔桀骜的性格,长期在此环境下,必然会有过激的行为,这是他被杀的主要背景。

论范晔《后汉书》帝后纪论中的“春秋笔法”

范晔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经典《春秋》这部史书的行文手法,即将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运用于史论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史论笔法,在其《后汉书》帝后纪史论中更是多处可见,主要表现为:微言见意,婉而成章;言近旨远,文略理昭;伏脉千里,褒贬互见。使其史论情感表达曲折幽深,讽喻多致,文约而意丰、委婉而多讽,体现出其史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诸细意甚多"的特点。

无趣世界的智慧承担——以范小青、叶兆言散文为例

江苏散文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江苏散文千姿百态的言说与书写尝试,为当代散文的发展蓦然打开了新的广阔空间。范小青和叶兆言都是当代著名作家,在创作上都先以小说著名,继写散文。就散文创作来说,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惊人的巨大成就,而绝不只是参与似的客串。他们的散文不论记人写事还是状物摹景,从不用气势去咋呼,全用坦诚深情、平和素朴的文字精准表达自已的情绪感悟,慧达而细腻,亲切而凝重,平易而精辟,形象而省人,达到了含关怀于幽默、寄智慧于从容、拥凡俗于雅洁的上乘效果。

南北朝士族文人的自我转型——以颜之推对范晔的批判为例

《后汉书》是南朝刘宋时期范晔的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从范晔删众家后汉史写作开始,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为止,未能完成全部写作计划。一方面,《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其创造性的撰写成为儒林和史学的典范,以致许多儒者精读该书;另一方面,范晔的为人和被杀的命运,又显示了一个生动的典型,伴随范晔被杀,撰史由私家的权利被收归国有,皇族继续打压世族。至颜之推对范晔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批评。扬弃范晔,象征士族文人的自我转型,转变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以适应时代的巨变,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去。颜之推就是一个成功转变的典型。

范晔《后汉书》文学思想论

被誉为前四史之一的范晔《后汉书》不仅是一部辉煌的历史巨著,还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范晔为东汉时期众多的文学之士立传,还在诸传中著录了他们的作品及文体数量。文章对范晔《后汉书》的著录体例及作品、作家品评进行了研究,阐述了范晔不仅重视作品的社会功用,也注意到了文学的情采的思想特征。

范晔的文学审美论及其贡献

南朝刘宋时范晔既是史学家,也是文学美学家。于《后汉书》,首辟《文苑传》,成正史文人传记之先导。善在文史合议中发论,于前人史著,不惟评其史学价值,而且论其文学水准。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是其文学美学思想的集中表述,也是中古文学美学史的经典文献。首言文意为主,首分文笔界限,首以文学审美之法撰写史之传论赞词。发论与撰述珠联璧合,史思与文情桴鼓相应。范晔于中国史学-美学实有大贡献。

儒学与范晔《后汉书》的编纂

范晔出身儒学世家,少时博涉经史,但却生逢儒学式微的时代。他著述《后汉书》,意欲修旧起废,采用以史明道的方式表达对于儒学的传承与发展。在《后汉书》中,范晔设置《儒林列传》,在总结东汉儒学发展历程的同时,力求呈现出儒学发展的新气象与新特点。范晔对东汉人物的评价,贯穿着以儒学作为衡量标准的主线,这既反映了他历史评论的特色,又显示出他历史编纂的局限。透过《后汉书》的历史叙事,折射出范晔批评佛教、谶纬,推崇儒学的撰述意旨。

论范晔《后汉书》帝后纪论中的“春秋笔法”

范晔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经典《春秋》这部史书的行文手法,即将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运用于史论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史论笔法,在其《后汉书》帝后纪史论中更是多处可见,主要表现为:微言见意,婉而成章;言近旨远,文略理昭;伏脉千里,褒贬互见。使其史论情感表达曲折幽深,讽喻多致,文约而意丰,委婉而多讽,体现出其史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诸细意甚多"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