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乙神针”在岭南的传播与改良

太乙神针是指将药物加艾绒配制成的艾条点燃后隔符纸按压熨于穴位的方法,是一种在临床具有显著疗效的灸疗方法。太乙神针法最初由清代的范毓?在广东做官之际传入岭南,此后得以广泛传播。在岭南地区流行的由清代顺德周桂山所辑的《经验良方》著作中,记载有一种独特的隔姜灸“太乙神针”法,其出现时间早于1856年叶圭所创的隔姜罩碗的“太乙神针灸法”。对比清代19种有关“太乙神针”著作,发现这种独特的隔姜灸“太乙神针”法仅记载于几种岭南医书中,其太乙神针药方(组成药物为麝香、川乌、草乌、生南星、生半夏、雄黄、雌黄、丁香、细辛、威灵仙、蜈蚣、硫黄,共12味)中不加艾绒,而是将药物制备成药块进行隔姜灸。该文对岭南隔姜灸“太乙神针”法的来源与特点进行考述,以期为临床灸法的拓展提供思路。

《叶雨书衣》与“三联风格”——范用书籍装帧实践与三联品牌文化的塑造

简练、平实、雅致,富有书卷气的“三联风格”,是三联书店的装帧传统。范用是“三联风格”的开创者,“三联风格”具有鲜明的范用艺术风格的烙印。在三联书店几代书籍装帧设计师的努力下,由范用发轫的“三联风格”得以传承和发展。范用的装帧设计风格既汲取鲁迅、丰子恺等前辈的精髓,又独树一帜,并润泽了一批设计人才。在范用的影响下,三联书店在出版实践中尊重作者和读者,倡导文化传承、思想启蒙的价值立场,践行“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维护和稳固“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品牌形象。

Lady Windermere’s Fan汉译本比较——基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奥斯卡·王尔德虽然是男性作者,但其以女性为主要人物的作品Lady Windermere’s Fan挑战了维多利亚时期所谓的"好女人"与"坏女人"的标准,彰显了女性主义思想。文章运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通过比照沈性仁和余光中关于Lady Windermere’s Fan的两个中译本得出,相较于余译本,沈译本通过在翻译过程保留原文女性主义思想甚至积极改写,通过凸显女性特征,赋予了女性更高的社会地位。

范增“奇计”论

范增面对暴秦肆虐、反秦浪潮风起云涌的局势,即使是七十高龄,也毅然“出山”,投身到反对暴秦的行列中,为消灭暴秦贡献智慧和力量。他力劝项梁拥立楚王之后,以从民望;忠诚地辅佐项羽,数出奇计,为项羽的王霸事业呕心沥血。但他的计策不被采纳,自己又受到猜忌,被陈平的反间计一击而中,愤而离去,命丧归乡道,上演了一曲谋士的悲剧。尽管如此,对于范增的“奇计”以及他在秦汉之际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则是应当充分肯定,不能因为他的失败而埋没了他的重要谋略和重大贡献。

从郑玄、虞翻《易》注之“宗统”观念看汉《易》之体

现行研究一般认为汉代是一宇宙论时代,本体论的突破则待王弼之注《易》《老》。但汉儒尤其是郑玄与虞翻在注《易》时实有一种“宗统”观念:重视卦爻与卦爻间之关系,更由对其关系之研究,而组织成种种卦爻集群,从而以种种象数系统去解释《易》之经文。如此,在解释卦爻时乃极尽其拓展与繁衍之能,而其中即同时蕴涵着收敛与凝聚。拓展与繁衍是宇宙论的解析,而收敛与凝聚即是由宇宙论的解析逐渐会归本体。其具体的表现分为两阶段:诸卦会归到乾坤;乾坤推极到乾元。

“由法而象”客观解释原则的演变——一种对汉易象数之学发展逻辑的解释

汉易象数之学重心由占筮派转移至注经派,其发展逻辑在于客观解释原则“由法而象”的演变。占筮派试图通过师法、家法作为解释的客观原则进入中华易学文明的创造历史。受法的约束和限制,该派对易象作神学解释、政治解释,宣扬阴阳灾异、占筮数术。与之相对,注经派不是不要师法、家法,而是突破师法、家法,将象数方法自身的根本性、客观性作为客观解释原则的新内涵。他们结合易辞对易象作语言解释,建立了方法论层面的象数解释理论。经郑玄、荀爽,至虞翻,象数易学达到理论化、学术化的顶峰。虞翻虽确立了象数解释的客观性,但是局限于易象与易辞的循环解释,取象方法上实现不了一元性。加剧了象数易学内部的矛盾运动,推动象数易学方法论的自我否定,其向玄学易学本体论的过渡具有理论上的必然性。

“范张故事”明代改写下的疫病文化探析

“范张故事”主要歌颂东汉范式与张劭死生相交的友谊,自东汉末年起广为流传,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丰富的记载。“范张故事”自明代前后发生了主角由染病至染疫的转变,这一情节的改编与明代疫情的频发有关,从人们对疫情的认识、医疗救助方面可窥明代社会下的疫病文化。

周密《齐东野语》“范公石湖”条辨谬

周密《齐东野语》专列“范公石湖”条,对范成大所筑石湖别墅有较详细记载,但查阅有关文献并实地调研,其中“文穆范公成大,晚岁卜筑于吴江盘门外十里”中的“晚岁卜筑”“盖因阖闾所筑越来溪故城之基,随地势高下而为亭榭”“又有北山堂、千岩观”等三处记载与实际不符。周密虽与范成大同为南宋人,但毕竟相去百余年,他当并未对石湖别墅作过认真的实地调研或考证研究,致有此谬。

《唐鉴》成因及其史学地位探析

北宋中期的唐史研究热潮为《唐鉴》的撰写营造了一个有利的氛围,热潮中涌现的一批唐史著作为《唐鉴》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者扎实的知识积累是《唐鉴》得以撰成的基本保障,参与编修《资治通鉴》并与主编司马光发生意见分歧是范祖禹决定撰写《唐鉴》的直接原因。突出的鉴戒思想、浓厚的史评色彩、独特的编纂体例、精辟的论断以及封建正统思想是《唐鉴》在当时和后世受到亲睐的重要原因。

《多续译语》版本考察

将日本今西春秋藏《多续译语》和新见故宫所藏《多续译语》抄本进行详细比较,发现两个版本有百余处不同,且今西本和故宫本均为抄本;今西本是原始抄录本,即四川地方政府根据调查到的原始材料抄录的本子,故宫本是根据原始抄录本再次抄录而成的本子;原始抄录本或不止一份,故宫所抄的底本有可能不是今西本。推测其他"西番译语"也可能存在类似情况,故整个"西番译语"的研究都应该重视版本考察和文字校勘工作。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一朵迸飞异彩的心灵火花——繁漪“雷雨”性格分析

《雷雨》中,曹禺塑造了最具有独特个性的典型人物——繁漪。她“雷雨”式的性格在剧中的淋漓尽致的体现和她的悲剧形象交错在一起,体现了这一人物悲剧性格的深刻性。繁漪那火炽热情,强悍灵魂的本质是时代的觉醒。她就象一朵进飞异彩的心灵火花,令人目眩耳鸣,心荡神摇,又是如此短促,倏而消逝。

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

现藏日本的少山堂本《西厢记》是弘治本后最早的《西厢》刊本。由于特殊的原因 ,《西厢》研究者一向对它情况不明。它实际上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它不但在戏曲理论批评史上 ,而且在《西厢》流变史上 ,都值得关注。

虞氏易消息卦变新论——以潘雨廷易图为例

虞翻易学卦变体系在潘雨廷图式中表现出全新的秩序,六十四卦通过旁通、卦变、消息相互紧密地勾绾起来。消息通过辟卦消息和别卦消息方式展示爻的运动,爻的运动产生新的卦变。卦变还通过旁通方式使一卦向对立卦转变。这些易例的结合,深刻表现了事物发展的渐进性、阶段性、对立统一和体用不二的道理。

有关李渔“便面窗”的分析——借助于媒介的思想看空间的转换

从明末文人李渔有关“便面窗”的设想出发:先对比于一般的借景概念,分析其由“景”向“借”的转向;既而借助于麦克卢汗的媒介理论,探讨“便面窗”作为媒介的双重转换之制;最后提出一种空间的转换思想。

范文澜的学术交往

范文澜最重要的学术交往 ,有黄侃、萧一山、吴玉章等。其师黄侃在学识渊博和治学严谨两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他 ,但范文澜重师承又不拘泥。萧一山提倡学术经世致用 ,有崇高的民族气节 ,萧、范二人在抗战时期密切交往 ,成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范文澜所持“西周封建说”的观点直接受到吴玉章的影响 ,建国后吴、范一同担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共同领导史学界 ,二人在治史的基本方法和树立严肃学风等问题上甚为契合。研究范文澜的学术交往 。

孙甫与范祖禹史论比较研究

在撰述旨趣方面,孙甫与范祖禹都希望宋朝的统治集团能以唐为鉴,探讨治乱兴废的原因。但在价值取向方面,孙甫重事功而范祖禹则偏重于儒家伦理道德。对于唐朝致治之本的讨论,孙甫主要是以具体的历史经验予以说明,范祖禹则总结为"治由君子,乱由小人"之说。二人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但是孙甫以防微杜渐为主,范祖禹则以防患未然为主。在评论人事方面,孙甫是从人情人性的角度出发,而范祖禹则以"义"、"礼"、"名"、"正"等儒家伦理和纲常秩序为标准。对于君臣关系的讨论,孙甫服膺法家的理念,要求君主对臣下保持威严,而范祖禹则要求君主对臣下应"御以至诚"。二人的史论还分别存在着持论偏颇和割裂史料强为史论等缺点。

樊粹庭在豫剧现代化进程中的卓越贡献

樊粹庭倾注毕生的精力才智致力于豫剧的改革和创新:改建现代化剧场,组建行当齐全的演员阵容,扩充提升豫剧祥符调唱腔体系,"因人设戏"编创剧本和培养舞台精英,建构中西合璧、古今融通的编导理念,完善以编剧导演为中心、以演员为主体、以观众为接受和评判群体的运营机制。他不仅引导豫剧高扬民族精神、弘扬中原文化,且在民族解放的进程中实现豫剧的现代化转型,铸造为受众最多、传播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地方剧种。历史的汗青将樊粹庭定格为"现代豫剧之父"和近代地方戏改革的先驱之一。

浅论范祖禹及其《唐鉴》的史学价值

北宋著名史学家范祖禹一生著述丰富,代表作《唐鉴》所采用的史实与史论并重的历史评论体裁,因史而发论,"以古鉴今"等史学研究方法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桃花扇》侯李爱情与史实相合考论

《桃花扇》中侯方域与李香君初会于崇祯癸未,两人一见钟情,进而发展成为生死不渝的爱情,这些内容与史实完全相合。对于侯方域与李香相识的时间、"不复更与相见"的含义、"此去相见未可期"的含义也均有深入研究,从而证实《桃花扇》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与史实并未乖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