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双元创新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和引资规模持续扩大,外资为经济提质增量贡献了重要力量,也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从双元创新视角出发,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同时考察企业家精神的调节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双元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凸显;较好的企业家精神可以显著增强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会因企业所处行业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基于研究结果,从政府、企业和企业家三个方面提出建议,为企业引资致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影响——基于新质生产力视域

立足于新质生产力培育视角,探索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绿色双元创新提升的逻辑机理与现实路径。基于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从探索式绿色创新和利用式绿色创新两方面衡量企业绿色双元创新,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有明显的抑制作用;ESG表现为正向调节两者的关系;融资约束是外商直接投资抑制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中介路径;外商直接投资对探索式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存在,利用式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在中部地区更加明显。该结论深化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绿色双元创新复杂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深化金融开放增强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创新效应吗?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不断深化,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创新效应可能发生结构性变化。本文通过时变面板模型对深化金融开放下FDI的创新溢出机制进行研究,证实该机制存在横向及纵向结构断裂。目前,地区创新质量受金融开放与FDI联合影响;而FDI的影响则呈现经济正常时期顺周期、危机时期逆周期特点。特别是,二者对东部地区的联合影响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可通过提升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吸引优质投资以增强地区创新能力;而中部地区则表现出增加FDI促进创新数量、深化开放提升创新质量,可通过深化金融业开放、放松资本及货币市场管制有效提高创新能力,同时吸收东部地区转移的外资企业可刺激创新积极性;西部地区中虽二者联合影响为正,但要在深化金融开放、引入FDI以激发经济发展潜力与抑制区域创新能力间做好平衡。

互联网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网络中心度——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证据

基于2009-2019年全球126个国家(地区)的FDI数据,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全球FDI网络,并测算各国(地区)的PageRank中心度;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互联网发展对一国(地区)FDI网络中心度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在全球FDI网络中,大部分国家(地区)PageRank中心度较低,处于网络边缘位置;少部分国家(地区)PageRank中心度较高,处于网络中心地位。互联网发展能够提升一国(地区)在FDI网络中的PageRank中心度;从影响机制看,成本节约效应和创新促进效应是互联网发展提升FDI网络中心度的主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中低收入经济体、强知识产权保护经济体的互联网发展更能提升FDI网络中心度。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协同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与高水平引进外资提供了经验证据。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流通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机制检验

本文基于我国贸易强国建设背景下,就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我国流通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中介效应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我国流通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同时还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渠道对我国流通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具体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会通过资本和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强化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流通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文章最后从加大政策支持、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借助“一带一路”与APEC等载体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扩大开放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加快全球产业体系布局等方面提出提升我国流通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与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机制与实证分析——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储蓄率和劳动力成本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究人口老龄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且存在时空异质性:空间异质性,表现为老龄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呈现东、中、西部逐渐下降趋势;时间异质性,表现为2012—2020年人口老龄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2003—2011年。储蓄率在人口老龄化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过程中表现出正向调节效应,起到推动作用,而劳动力成本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且劳动力成本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力随着老龄化的持续加剧而扩大,阻碍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为此,各级政府要完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制定完善的外资引入机制,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均衡发展。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异与动态演进——基于非参数核密度估计的实证研究

为了研究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和动态演进规律,选用2000—2020年中国29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不同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特征和动态演进。为了使分布结果更为准确,文章提出一种新的非参数分布自动离散化算法,拟合最优的相关参数,优化非参分布数据下的核密度估计。结果表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并逐渐向中部地区转移,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额处于绝对的劣势。外商直接投资额整体呈上升态势,密度函数的中心峰度不断向右移动,波峰由原先的“一主一小”逐渐向“多小一主”的格局演变,地区间差距不断扩大。

美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态势、政策变化及启示借鉴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一国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美国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近年来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稳步攀升。同时出现结构性变化,主要体现在吸引重点国家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出现分化,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领域出现结构性变化。这与美国引资政策稳中有变密切相关。美国在现有引资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签署高标准投资协定,加大安全审查力度和重点领域引资力度,原因包括美国要巩固并增强其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加快芯片等重点领域发展,以及保持国际收支总体平衡、促进增加就业等。美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做法对中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具有一定启示和借鉴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效应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要求。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巨大的推动和影响,选取2007—2020年中国各省级面板数据,在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对本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有着明显的驱动作用,但存在着地区的差异性;在较发达的东部和中部,FDI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不显著,而在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FDI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却非常显著。政府和社会各界应继续让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持续性动力;完善各地区“数字化”战略的政策机制,政府应给予国际企业投资相应的政策支持;要大力培育数字化改革中的人才及骨干,促进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投资目的地数据监管与外商直接投资

数据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限制数据的使用范围、增加数据的使用成本,不利于企业投资。基于2007—2018年64个经济体51个行业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投资目的地数据监管对FDI流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目的地数据监管力度增强,会导致数据密集型行业FDI流入下降;从具体监管类型看,投资目的地数据境内使用监管力度和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力度增强,均会造成数据密集型行业FDI流入下降。总体而言,投资目的地数据监管对FDI流入具有负面影响。进一步探究缓解数据监管与FDI流入矛盾关系的路径,发现投资目的地提高数字技术水平能够有效降低数据监管对FDI流入的负面影响,有助于兼顾数据安全和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利用新型技术,以知识和信息为生产要素,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结构优化、技术变革以及生产效率提升。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中介变量,以中国31个省及地区2013-2021年数据为基础,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影响与作用机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显著影响以及部分中介效应的存在,同时通过地区异质性、门槛效应分析发现中介效应的发挥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并符合单门槛效应,通过稳健性检验发现滞后效应存在并对产业结构影响具有差异。

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发展

基于2011—2020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技术创新促进了绿色发展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阻碍了绿色发展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三,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呈现“U”形关系,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发展有显著的门槛效应。上述研究完善了对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规避外商直接投资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助推绿色发展提供实证参考。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如何提高国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即如何提高国家“经济韧性”成为我国当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对于增强国家的经济韧性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基于我国2009—2019年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抵御承受力、内在恢复力、创新重构力3个维度选取了14个指标构建了区域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了我国经济韧性的时空差异性特征,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之间的总体经济韧性差异较大,东部经济韧性相对较强,与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经济韧性指数差异化明显,且四大地区内部经济韧性也存在明显非均衡性;第二,外商直接投资由于区域经济路径依赖等原因,对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负效应;第三,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区域经济韧性有显著的正效应,而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教育水平对经济韧性有显著的负效应。

长三角地区营商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营商环境总指标及四类子环境指标,即市场环境、创新环境、政务环境和公共环境,利用熵权法来测算指标权重,最终得出综合得分。通过对空间计量模型选择的检验,探究营商环境及其子环境对外资的影响。结果表明,营商环境会显著的促进外资的流入,其中,子环境中的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会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环境和公共环境会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较弱的负向空间影响。根据结论提出长三角地区应继续努力提升地区营商环境水平、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子环境、地区政府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策略和多方面考量为地区FDI流入助力的政策相关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下资本市场发展对我国服务业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服务业出口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凸显。同时,服务业出口结构的升级程度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其发展对服务业的国际化和结构升级具有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跨国资本流动方式,为服务业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推动服务业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本文致力于深入探讨资本市场发展对我国服务业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并关注外商直接投资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效应,旨在通过深度挖掘这一关系,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发展显著促进我国服务业出口结构转型升级;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我国服务业出口结构转型升级;外商直接投资在资本市场发展对我国服务业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

中国海外移民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政策不确定性缓解与友城建设促进效应的分析

利用115个国家(地区)1990—2020年的面板数据,深入分析中国海外移民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泊松伪最大似然方法(PPML)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在其他国家移民人数占比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中国海外移民对FDI的影响通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缓解效应、友城建设促进效应两种机制发挥作用;与中国语言越相通、文化差距越小、对外国人信任程度越高的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移民对FDI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双边互联网发展程度越高,中国移民对FDI的正向作用越强;与海外游客相比较,海外移民对FDI的促进作用更强。有关移民作用FDI的因果论证,证实了海外移民在“稳外资”中具有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节点城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通合作不断加深,为各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促进了中国节点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文章基于2008-2021年中国27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此问题进行了回答。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国内沿线节点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即该促进作用在西部和“一带”地区更为明显,而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提高对外开放度和改善投资环境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外开放度越高、投资环境越好,“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沿线节点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效应越明显。因此,国内沿线节点城市应抢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机遇,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合作,完善和优化投资环境,以高质量“引进来”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对粤港澳大湾区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研究

积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参与国际经济融合是我国多年方针。稳定优质外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腾飞的经验和法宝。数字经济因其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进而吸引资本流入,其重要性日益得到重视。基于此,本文尝试性检验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无论从产业聚集角度还是成本节约角度,都有利于吸引外资。除此之外,粤港澳大湾区人力成本上升不利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基础设施建设、外贸依存度、财政依存度等因素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未来在参与全球经济融合和经济竞争过程中,必须提高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尤其要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提高粤港澳三地科技合作,最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流通业低碳发展的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

“双碳”目标下,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推动流通业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流通业低碳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促进流通业低碳发展,该结论在经历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流通业低碳发展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产业结构异质性;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流通业低碳发展的重要中介路径,其中介效应占比为20.82%;调节效应检验发现,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流通业低碳发展的影响,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对流通业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

“双碳”背景下服务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研究——考虑外商直接投资的调节作用

基于2004—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碳减排效应的影响机理,考察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服务业集聚碳减排的调节作用,并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碳减排效应的调节作用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并且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增强服务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对服务业进行分行业检验,生产性服务业相较于生活性服务业具有更为显著碳减排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增强生活性服务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集聚与生活性服务业集聚碳减排效应的调节作用存在倒“U”型门槛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调节作用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而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