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FDI、OFDI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灰色关联理论的实证分析

基于灰色关联理论的研究方法,利用中国2006—2014年的相关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FDI、OFDI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FDI、OFDI与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我国生产性服务业FDI、OFDI行业结构对制造业产业升级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广州市FDI、服务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关系研究

基于1997—2021年广州市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第三产业贡献率增长率和市场化指数增长率数据,采用VAR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业发展和营商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服务业发展、营商环境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服务业发展是营商环境优化的格兰杰原因。服务业发展促使前瞻性制度供给产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广州应抓住服务贸易创新试点契机;重点培育高端服务型企业,鼓励服务型制造业发展;构建与服务业相关联的营商环境保障体系,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

中国服务企业是否从服务业FDI中获取创新?——来自第二次经济普查和专利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促进企业长期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当前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探究服务业FDI是否影响服务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匹配中国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库中二位行业代码为51-97的服务企业数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微观数据,得到64,436家服务企业研究样本。以企业专利数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指标,以企业所在地离海岸线距离作为FDI的工具变量,实证剖析了服务业FDI对服务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FDI通过企业学习效应和行业竞争效应显著促进了东道国服务企业创新。进一步按外资来源细分发现:非技术优势型港澳台外资通过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东道国服务企业创新,而技术优势型西方外资却通过竞争效应抑制了东道国服务企业创新。从区域制度异质性的效果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和知识产权制度执行较好的地区,服务业FDI的企业创新溢出效应更为显著。因此,在加大引进服务业FDI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加强服务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和吸收能力,以应对来自FDI的竞争压力,增强对FDI的学习效果,更大地发挥服务业FDI对服务企业创新的作用。同时,加快地区市场开放、加强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执行有利于增大服务业FDI的企业创新溢出效应。

服务业FDI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服务业FDI流入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包括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两个方面:前者又可以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层次,从影响方式来看,既有“就业创造效应”,也有“就业替代效应”;后者体现在东道国平均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人力资本投资、就业结构等多个方面。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FDI流入对我国就业数量的拉动作用不大,但是对提高我国就业质量具有比较显著的效果。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引进服务业FDI,应该以创造间接的就业效应和提高就业质量、优化就业结构为主要目标;在服务业FDI的产业选择上,要大力引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FDI。

中国服务业FDI对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25个省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服务业FDI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看,现阶段中国服务业FDI对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从区域看,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服务业FDI对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相对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服务业FDI对就业反而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相对于北方地区,南方地区服务业FDI对就业的促进效应较弱。为此,本文提出要针对不同区域采取差异化的服务业外资引入政策:加大内陆地区服务业FDI力度;提高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开放水平;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梯度转移制造业,从而带动相关服务业向中西部转移;优化沿海地区服务业FDI结构。

服务业FDI与我国服务业结构优化:机理分析与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就流入我国的服务业FDI对我国服务业结构优化作用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定性研究,研究表明:我国服务业FDI通过资本补缺效应、技术外溢效应、竞争与示范效应和收入增加效应促进了服务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然后利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前面的理论进行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FDI对我国服务业结构的优化作用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效应和收入增加效应两个渠道来实现。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FDI对广州服务业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可通过直接和间接效应,对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文章针对广州市的实证检验结论表明,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作用也截然不同。就现阶段而言,服务业FDI是影响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的原因,而服务业结构变动也会影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进一步检验发现,广州服务业FDI对流通业的影响要大于生产服务业和房地产业,而对社会服务业的影响则不显著,这与2000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服务业内部各行业间的变动轨迹是一致的。由此认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结构调整效应,并提出利用外资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政策建议。

我国现代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7～2007年的数据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服务业自由化进程的加速,服务业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主流,同时服务业向知识密集型现代服务业转变的步伐加快。与发达国家相比,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利用FDI提升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在分析我国现代服务业利用FDI现状的基础上,从实证方面研究我国现代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引资策略。

服务业FDI技术溢出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理论分析和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分析服务业FDI技术溢出的机制,接着利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对我国2003-2011年14个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了测算,最后设定面板回归模型就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服务业技术进步在推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各行业的异质性决定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有所不同;除房地产业外,服务业FDI确实存在着技术溢出效应,其显著地促进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是非线性特征不明显;服务行业内部一些因素也会影响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基于生产成本与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6-2015年生产性服务业5个行业以及制造业29个行业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生产性服务业FDI影响制造业效率的路径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整体生产性服务业来看,生产成本和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其中生产成本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较小,各细分生产性服务行业的生产成本中介效应占比的程度趋同;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占比则相对较高,同时各细分生产性服务行业创新能力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表现出较大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强区域生产性服务业招商引资程度,促进区域制造业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选择招商引资行业时需要考虑地区制造业产业特色;重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产业融合度的增强。

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对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一个区位优势分析视角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Johanson协整检验和误差纠正模型,检验了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对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研究发现:制度因素还没有形成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区位优势;非制度因素中的市场规模、第二产业FDI、人均收入水平等是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重要区位优势。为此,文章在政策建议中指出中国应在改善服务业利用外资制度环境的同时,充分利用现有区位优势,培育新的区位优势,吸引FDI促进本国服务业的发展。

广州服务业利用FDI的经济增长机理分析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已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随着广州服务业市场逐步开放,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低估。文章对1980年至2005年广州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存在由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到经济增长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技术效应、就业效应和物质资本积累效应是广州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最为显著的增长路径。

地区工资差异、FDI与服务业结构高级化——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2005-2016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方法,考察服务业地区工资差异和服务业FDI对服务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及其空间作用。研究表明,本地区服务业工资上涨对该地区服务业结构高级化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本地区服务业FDI的影响不显著,中国需警惕服务业结构调整中"成本病"的出现。空间回归结果进一步揭示了本地区服务业结构高级化能有效地承接临近地区服务业FDI的积极外溢作用,封闭和内循环的经济模式在中国已不再适用。不同时期的样本证实了,随着中国服务业的不断发展,本地区服务业工资上涨对该地区服务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由负转为正,并且本地区服务业结构高级化从临近地区服务业工资提高和服务业FDI增多中显著获益。

生产者服务进口、FDI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实证分析

作为制造业的重要中间投入,生产者服务进口和FDI提高了一国的专业化分工和生产率,从而促进了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文章根据中国制造业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与生产者服务业FDI相比,生产者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促进效应要更为明显,而且二者都更能促进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保险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专有权与特许权使用费进口最能促进制造业尤其是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通讯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进口可显著促进资本技术密集性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但对劳动密集性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没有显著影响;建筑服务和金融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不明显。

中国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进口的替代关系

分析了我国服务业FDI的利用现状和服务贸易进口现状。运用需求理论选择研究变量,采用1997—2011年的时间数据,通过进行协整检验、构建脉冲响应函数和进行方差分解分析,对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进口的替代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进口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内,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进口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且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进口的贡献率最大;货物贸易进口与服务贸易进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且货物贸易进口对服务贸易进口的贡献率较小。

中国服务业吸引FDI溢出效应分析

入世以来,中国服务业加快对外开放,服务业吸引FDI急速增加,并对服务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即溢出效应。为具体检验该溢出效应,文章在对服务业FDI溢出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基础上,对1997～2005年中国服务业总体及分行业吸引FDI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为中国调整FDI产业流向提供依据。

服务业FDI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吗

本文研究了服务业FDI对下游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首先分析了服务业FDI作用于下游制造业生产效率的理论机制,然后利用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15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服务业FDI的流入对我国下游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当期服务业FDI并不会促进下游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但其滞后一期的提升效果则非常显著;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项来看,服务业FDI主要是通过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从而促进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

新形势下南京服务业利用FDI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国际服务业呈加快向中国转移的趋势,跨国公司相继进入南京服务业。新形势下研究南京服务业利用FDI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分析出南京服务业存在整体水平偏低、外资比重偏低、高级人才缺乏等诸多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南京服务业利用FDI的强化区域合作、改善投资环境、人才引进及引导外资流向等战略措施。

服务业FDI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上下游投入产出关系的分析

基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上下游投入产出关系,将服务业FDI与制造业技术创新联系起来,通过构建服务业FDI产业渗透率指标,并利用2004—2015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与投入产出表的匹配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外资开放对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业FDI通过产业关联嵌入我国制造业,进而对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即短期显示出"1+1> 2"的叠加放大效应,而长期存在抑制效应。较之劳动及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服务业FDI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短期放大效应较为明显,但同时长期抑制效应也更加明显。在不同部门的服务业FDI研究中,金融服务和研发服务领域的外资嵌入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短期支撑作用较强。

FDI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随机前沿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FDI影响下的中国服务业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可通过构建中国服务业FDI影响下的复合式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利用中国1992-2007年30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和联立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考察。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FDI对服务业的技术效率的改善和技术进步的提高都有促进作用;服务业的技术效率随时间呈上升趋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存在着地区的差异,其中广东、江苏和上海三个东部沿海省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居于前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