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企业环境创新行为演化博弈及其激励策略研究

从激励FDI企业环境创新行为选择的积极和主动性研究目的出发,通过对与FDI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利益、权利分析,构建东道国政府、FDI企业与母公司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引入系统动力学理论构建SD演化博弈模型赋值仿真进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三方根据自身收益的变化不断调整策略,最终博弈都可达到稳定状态;东道国政府的环境规制、母公司的跨境环境管理并不是FDI企业实施环境创新行为的决定因素,但可能影响其演化的速度;东道国政府不同的规制力度对FDI企业实施环境创新行为的概率具有不同的影响;高度集中和统一的跨境环境管理战略虽然能降低子公司不良环境行为的风险,但抑制了子公司的环境创新行为。以上结论的政策含义表明创新成本和收益是企业实施环境创新的动力核心,同时也是其利益相关者实施规制、管理的立足点。

FDI企业环境创新行为形成机理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解释构架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增加母公司跨境环境管理变量,构建FDI企业环境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FDI企业环境创新行为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企业环境创新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和母公司跨境环境管理均能影响环境创新意愿,并通过意愿变量间接影响FDI企业实际环境创新行为;感知行为控制和母公司跨境环境管理则能够直接对环境创新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营商环境、FDI与企业创新

探讨如何优化营商环境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的流入及FDI对企业创新具有怎样的影响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基于组态视角,采用fsQCA和PSM研究方法,检验不同营商环境要素对FDI的组态效应,以及不同营商环境组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单个营商环境要素不构成高FDI的必要条件,各要素相互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产生高FDI。产生高FDI的营商环境组态有创新环境主导型、市场-人文环境驱动型、市场-政务-创新环境驱动型和综合驱动型4条;产生非高FDI的营商环境组态有3条,概括为多要素抑制型和人文环境抑制型;产生高FDI的营商环境组态与产生非高FDI的营商环境组态呈现非对称性特征;东部发达地区营商环境组态引入的FDI能够促进当地企业创新,中部地区营商环境组态引入的FDI对当地企业创新影响存在差异性,西部地区营商环境组态引入的FDI抑制了当地企业创新。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基于组态视角为优化营商环境引入FDI及促进企业创新提供理论指导。

企业集群创新行为群外环境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群外环境的变化不但影响集群企业的创新状态,而且影响集群企业的内部结构和行为方式,良好的群外环境是集群企业进行集群创新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多元回归分析,从地理区位、社会文化、法制政策、市场、群外技术水平角度对群外环境是如何影响企业集群创新行为的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群外技术水平因素和市场因素对企业集群创新行为有显著影响,群外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效应是企业集群创新行为发生的两个直接动力;地理区位、社会文化、法制政策等因素对企业集群创新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内涵界定与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梳理企业环境创新的相关文献,界定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内涵,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影响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TPB模型,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三个方面分析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最后,基于各因素的分析结果提出促进企业实施环境创新行为的引导策略。

新创企业创新逻辑、创新行为与创新绩效:任务与制度环境视角

建构了新创企业创新逻辑与创新绩效以创新环境为调节机制的理论框架,该模型从创新行为入手阐释创新逻辑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制度逻辑体现新创企业提高合法性的诉求,技术逻辑体现新创企业提高技术竞争力的诉求,社会关系行为和技术创新行为能帮助企业增强合法性与技术竞争力。此外,当创新环境呈现出不同特征时,创新逻辑与创新行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有所差别。该模型可以解释并预测新创企业面对不同环境时的不同回应及效果,也说明新创企业需要基于一定的逻辑调整自身行为以匹配动态环境,并进一步开展创新活动。

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研究述评-基于理论的演进脉络

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要求企业在环境行为方面有所创新,打破仅在末端治理的现有格局,而企业实施环境创新行为又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过程,需要完善的理论研究体系。因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综述: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这也是目前文献研究的重点;企业自身和环境两大维度的创新绩效。在此基础上,对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进行了述评和展望。

网络关系、管理者认知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基于资源型企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及社会认知理论构建企业网络关系、管理者环境认知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关系模型,根据219家中国资源型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企业网络关系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管理者环境认知,企业管理者环境认知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企业管理者环境认知在企业网络关系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企业社会资本与突破式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企业间合作行为和环境扫描的中介调节效应

本文以256家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了企业社会资本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并分析了企业间合作行为和环境扫描的中介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资本(关系维、结构维和认知维)对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间合作行为在两者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环境扫描正向调节了企业间合作行为和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证实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成立。本文为企业开展突破式创新实践提供了参考。

CEO绿色变革型领导与绿色创新绩效——企业环境伦理的调节与企业绿色行为的中介作用

当今社会,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至关重要。那么,怎样有效提高绿色创新绩效便成了人们关注的重点话题。基于此,本文探讨了CEO绿色变革型领导对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本研究将江浙沪地区120家环保压力较大的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在自然资源基础观等理论基础的前提下进行实证研究,使用SPSS、AMOS等软件来进行信效度检验、回归分析等,检验企业的CEO绿色变革型领导与绿色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引入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并进一步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使得CEO绿色变革型领导与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影响机理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

企业创新行为与社会环境

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产业升级,而企业创新行为则是产业升级的源泉。企业素质、社会环境和创新文化是制约企业创新水平的三大基本因素。企业创新行为固然立足于自身,但特定时期的社会环境至关重要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社会环境具有结构性特征,在我国至少涉及"需求旺盛"等11种因素。因此,如何塑造促进企业创新的良好社会环境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

企业创新行为、制度环境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使用1999—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由于数据处理原因,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制度环境的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在基准回归下,企业创新行为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全样本层面,制度环境存在3.49和5.68这两个门槛值,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突破门槛值后会发生明显改变;(3)在高制度环境水平地区,产品创新的影响作用在跨过第一个门槛值后由负转正,工艺创新的影响作用则是不断下降;在低制度环境水平地区,产品创新不存在门槛值,工艺创新的影响作用在突破门槛值后会不断提升。

动态环境下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精神性的觉醒和焕发往往带来创新绩效的突破,但其动力机制尚待探索。为此,以企业精神性因素、组织创新成分理论和创新交互理论为依托,探讨企业创新绩效的精神性动力机制及其边界条件。通过对363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对公司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公司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动态环境不仅调节了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而且调节了公司企业家精神在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这种直接影响和中介效应随着动态环境的增强而增强。

网络环境下企业家决策心理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

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家决策心理有别于传统经济时代,且极其复杂,深刻地影响着企业家行为与企业行为。通过对江苏、浙江等地201位企业高管开展问卷调研,最终获得161份有效问卷。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家决策信心、风险偏好、创新能力都对企业创新行为有显著的的影响,其中决策信心影响力度最大。

环境规制下政府与企业环境行为的动态博弈与最优策略研究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政府环境规制成为社会性规制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规制经济学,以及规制过程中的博弈研究基础,采用博弈论分析方法,研究了政府实施排污税环境规制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析认为,政府的排污税率、谎报罚金等指标以及企业自身的排污技术水平、排污谎报带来的声誉损失影响企业污染上报量、环境治理等环境策略,但是监管强度并不能直接影响企业的排污水平。因此应通过完善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以积极开展污染治理工作,提高环境规制效率。

谈企业创新环境

所谓企业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具有法人地位的组织建立的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对生产要素中生产条件进行新组合。它包括五个方面:(1)引进新产品;(2)引进新技术和运用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发现新材料供应的新来源;(5)采用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这五个方面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三大类。这三大类、五个方面的创新在不同企业、不同时期,其重要性是不同的。随着企业由小到大,创新的重心由技术转向管理;随着产业的成熟和市场的饱和,市场创新就更为重要。

供应商绿色压力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

以211家交通运输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高阶理论和制度理论,构建了供应商绿色压力、高管环保意识、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的理论模型,利用层级回归分析和Bootstrap方法进行检验,探讨了供应商绿色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高管环保意识的中介作用及政府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和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环保意识在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供应商绿色过程协作、供应商绿色知识共享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关系。最后提出推动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发展的管理启示。

不确定性规避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但《中国制造2025》指出,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在自主创新能力上差距明显。全面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需要正确识别影响激发企业创新的关键因素和行为模式。本文在考虑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同时,将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扩展至企业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维度,考察企业不确定性规避态度以及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这是从企业创新行为的内生动机理解企业的创新行为,也是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一个重要嵌入点,为企业创新管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政府行为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

基于结构方程的政府行为与企业创新关系模型可以反映政府行为的相关因素对于企业创新效益的影响程度。通过制作问卷调查，确定出政府的政策支持、环境支持、经费支持和企业创新效益这四个潜在变量以及相关的观测变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潜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表明，政策支持通过环境支持和经费支持对企业创新效益产生间接影响。

环境创新的采纳行为分析

讨论了环境创新与非环境创新的区别,揭示了环境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涵义。并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简单模型,用以分析理性市场主体对于环境创新的采纳行为。最后讨论了该模型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