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强度、FDI增长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基于动态系统GMM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2010—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系统GMM模型,检验出口技术复杂度、FDI以及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并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FDI引致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总体上环境规制影响FDI的效应是正向且显著的,环境规制的强度不同,将导致“污染光环”“污染避难所”等现象;环境规制对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并呈“U”型关系,其在不同强度下的作用效果取决于“成本抵消”与“创新补偿”效应之和;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显著,作用效果受环境规制的影响;将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加,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形成“N”型双门槛特征;环境规制强度增加的范围必须适度,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能发挥促进效应的最大化。

数字经济是否有利于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制造业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的新引擎,为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供了新机遇。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成本节约、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为中介机制,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研究数字经济是否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提升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成本节约、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均可以在数字经济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说明数字经济在跨过知识产权保护门槛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有边际递增效应。

数字经济赋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

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发展环境和数字应用产出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运用中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且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更为显著,数字基础设施对资本密集型高技术制造业影响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提高了区域创新水平,降低了区域交易成本,进而促进了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高端装备制造业贸易强度如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中国-东盟样本数据的分析

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与东盟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业贸易网络,运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考察高端装备制造行业贸易强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贸易强度对一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贸易开放、技术创新是重要的作用机制。相较于轨道交通装备行业,贸易强度对航空装备、卫星及应用等其他领域的高端装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由此提出合理布局区域贸易网络、深化贸易开放和重视技术创新等对策建议,为推动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升级提供思路借鉴。

建设统一大市场视角下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高技术产业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从建设统一大市场视角探讨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整体上促进作用显著;第二,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市场一体化水平的单重门槛;第三,根据区域异质性检验可知,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在东部地区较小。基于此,本文针对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以供参考。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为考察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在对外出口过程中的经济作用,本文选取2011-2022年我国27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量化分析,采用倾向匹配得分(PSM)、双重差分法(DID)、异质性分析法,检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实施前后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动。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实施后,试点城市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出现显著提升,且这一结论经过PSM-DID、排他性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通过改善城市营商环境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来发挥影响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

人工智能应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对出口及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对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探讨人工智能应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利用2012—2019年33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工智能应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①人工智能应用显著提升了中国工业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且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人工智能应用的总体规模更为敏感;②人工智能应用的替代劳动效应、技术创新效应是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影响机制;③人工智能应用显著提升了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其中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提升作用较大;④人工智能应用对外资进入程度较高工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较大,且更为显著。

出口技术复杂度“瘸腿”型深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基于数据赋能的视角

基于WIOD2016数据库和全球价值链研究院的GVC指数,本文从出口技术复杂度中存在的“瘸腿”型深化现象出发,探究提升本土数字化水平、降低高技术中间品进口依赖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技术复杂度“瘸腿”型深化抑制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主要作用机制为制约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瘸腿”型深化对中低收入国家具有更强的“低端锁定”效应,对中高知识密集度行业GVC分工地位的负面影响更大;数据赋能可有效减轻“瘸腿”型深化对GVC分工地位提升的抑制作用。据此,应加大对中高数字强度行业的资源倾斜,通过数据赋能改善出口技术复杂度“瘸腿”型深化,降低对高技术产业中间品的进口依赖程度,以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

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新质生产力为提升中国制造业附加值和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机遇与动力,其中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深入探究了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正向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就越高,这种正向作用在东部、中部地区及高收入经济水平地区尤为显著;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贸易竞争力在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中国应善用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正向影响,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国际贸易竞争力来不断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选取2000—2019年74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引入研发水平和人力资本作为中介变量,利用系统GMM两步法研究了农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嵌入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水平和人力资本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资源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正向影响,而汇率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则对其产生了负向影响。因此,我国农业部门应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加强农业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但也需谨慎应对汇率波动引发的不确定性,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导致的“低端锁定”问题。

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贸易补偿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制造业的转型问题亟待解决,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可能是有效解决途径。选取2005—2019年30个样本国家的相关面板数据,从异质性层面和整体层面进行探讨。研究结论为:整体看,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整体出口竞争力之间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层面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发达国家影响程度小于发展中国家;技术复杂度对高技术制造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影响为负,根据总体看是正向促进作用,进口技术复杂度显著地促进了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进而弥补了中低技术制造业的负面影响;进口中高技术复杂度的服务可以促进出口竞争力,而低技术复杂度的服务并不能增强出口竞争力;路径机制看,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由要素重组效应、贸易补偿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所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提出改善进口复杂度比重、推进产业融合、降低进口贸易壁垒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等对策建议,以期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作为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微观主体,企业在贸易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基于2015—2021年国泰安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层面测度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以及出口技术复杂度,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渠道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而运营成本渠道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民营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处于东部和东北地区的企业来说,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数字产业集聚赋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数字产业集聚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动力,借助数字产业集群的发展,促使传统制造业融入当今的数字化时代,激活制造业的创新发展潜力,成为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新的契机。针对数字产业集聚赋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仍然存在着数字产业集聚度不高、数字产业集聚区域发展不平衡、数字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度不高、数字化人才供给不足、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困难的困境,探索出优化路径,即加快打造数字产业集群,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否有利于提升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文章基于2009-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全国统一大市场对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助于提高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但存在区域和行业异质性。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呈现东中西部递增的现象,高技术产业的五大行业中“医疗器械设备及仪表”“电子及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办公设备”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受统一大市场的影响更大。机制检验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助推该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提高,该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实证

基于2012-2021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探讨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和科技创新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考察了科技金融的调节效应。数字经济显著推动长三角地区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但提升作用因环境规制严苛程度、人力资本水平、中心区城市地位属性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数字经济通过科技创新推动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金融科技在数字经济推动长三角地区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发挥负向调节效应。提高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因地制宜实施发展政策,助力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的高质量融合发展。

数字贸易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机理,采用2013—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计算数字贸易综合发展水平,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贸易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贸易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这种提升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即东部地区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相比于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从机理来看,制造业出口多样化和人力资本水平在数字贸易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根据研究结果,本文分别从国家、行业、企业三个层面提出有助于数字贸易推动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和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践启示,对进一步促进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培育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以及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经济集聚水平、银行业竞争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路径实现。进一步研究显示:市场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越大,而失信环境则会阻碍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正向影响;对于大城市或东部地区城市,数字经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为全面深入了解数字经济的作用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对外贸易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新能力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有效反映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能够显著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选取2008-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显著促进了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考虑地区差异分析发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东部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其次为中部地区,而对西部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影响不显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通过促进地区创新能力促进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政府研发补贴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研究

文章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考察了政府研发补贴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的研发补贴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随着政府研发补贴持续投入,出口技术复杂度将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政府研发补贴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此外,企业层面的研究显示,政府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及国有企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对提升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更明显。

市场分割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产业聚集和技术变革视角

基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从理论上探析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进程中出现的市场分割扭曲现象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并实证检验国内市场分割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国内市场分割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且不同时间阶段、不同地理区位,市场分割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有所不同;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市场分割主要通过阻碍产业聚集和技术变革进程两种渠道抑制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跨越一定的门槛后,市场分割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负面影响会边际递减;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后,市场分割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打破市场分割不仅是促进“制造强国”目标实现的国内市场保障,而且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方法统筹“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所进行的积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