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原产地规则的经济影响与限制指数分析

2020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订。RCEP的优惠性原产地规则可以深化区域内价值链的形成,加大对区域内中间品生产商的保护,促进对区域内的投资,提高区域整体福利水平。研究表明,RCEP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为3.73,对比其他原产地规则,RCEP总体水平较为严格;但RCEP对不同产品限制水平进行了区分,对各行业的原产地规则安排合理。为使RCEP原产地规则发挥其最大效用,政府应建立好RCEP协定的信息渠道,帮助企业优化购买决策;企业也应遵纪守法,提高自身信用。

FTA原产地规则对贸易的限制效应——来自产品层面的实证研究

FTA中设定原产地规则的目的是防止贸易偏转,使得优惠税率能够真正为协议双方服务。但是在贸易实践中,出口企业为了满足原产地规则必须额外支付一定成本,相关成本的增加会抑制出口企业利用优惠关税进行出口的行为,某种意义上原产地规则已经成为了一种隐秘的贸易保护手段。基于产品层面数据,实证分析了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与出口的关系。结果显示,原产地规则的存在会削弱FTA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并且这种削弱作用在边际优惠程度小的行业更为显著。

“一带一路”沿线FTA原产地规则建构的影响因素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虽数量众多,但基于缔约方不同,各自由贸易协定的制度深度不尽相同,其中原产地规则,在判定标准、制度性规则和原产地证明文件等方面具有不同特征。基于FTA原产地规则的贸易偏转和产业保护视角,分别从关税减让和产业竞争力方面确定FTA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的影响因素,并运用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整体而言FTA关税减让幅度、MFN关税差异以及产品相对优势、出口渗透能力、产品差异等因素对“一带一路”沿线FTA原产地规则建构具有显著影响,但仍因开放度和产业竞争力不同而存在显著的国别异质性。因此,为更好发挥“一带一路”沿线FTA的积极作用,沿线各方应更高效、理性地审视FTA原产地规则的最优边界。

中国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原产地规则的限制指数与贸易效应研究

中国已签署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原产地规则的结构特征与限制效应(包括行业限制效应)具有一定差异,且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原产地规则的限制水平对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区域贸易约束效应,而累积条款则具有一定程度的区域贸易创造效应,因此有必要通过原产地判定标准及其采用方式的合理选择来确定优惠原产地规则的限制水平,并逐步采用更为便利的累积规则和原产地证书签发制度,提升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构建更高效的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促进我国制造业和进出口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中国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修正性限制指数体系的构建——兼论中国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的合理性

本文以中国自由贸易区为研究对象,在对优惠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引入制度性原产地规则中的累积规则、微量条款及原产地证书等要素,结合中国自由贸易区的特征,提出了适合测定中国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的一套体系。以此为依据,计算了5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以及中国自由贸易区制造业优惠原产地规则的限制指数和中国对智利、中国对新西兰缔结自由贸易区前后贸易附加值的变化;据此论证了中国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的合理程度,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改进的措施。

优惠性原产地规则如何影响投资流向——以中国-新加坡自贸区为例的分析

随着全球FrA的迅速发展，FTA中原产地规则对限制贸易偏转和确保伙伴国充分享受优惠贸易协定的利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选取与货物贸易自由化有关的原产地规则同FDI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新加坡自贸区为例，分析中国9个行业2005-2010年的FDI流入与原产地规则之间的关系。实证表明，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和运输成本均与FDI流入呈负向关系，宽松的原产地规则有利于吸引FDI的流入。

东盟FTA原产地规则比较研究

东盟已与中、日、韩等6国签订自贸区(FTA)协议,构建起FTA网络。东盟签署的诸多FTA中,原产地规则内容总体具有相似性,但相关证书的签发、格式等程序性方面差异较大。根据东盟原产地标准的具体运用情况,计算得出东盟FTA及日本与东盟成员双边FTA原产地规则的限制性指数。结果表明印尼-日本、文莱-日本、新加坡-日本、东盟自贸区及升级后的中国-东盟等FTA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较低,东盟-日本、泰国-日本、越南-日本及东盟-印度等FTA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偏高。

论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的经济效应

文章对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现状及其迅猛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的优惠原产地规则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呈现的四个特征。文章计算了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的限制指数,以此为基础,通过数据分析,对优惠原产地规则对东亚地区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了经验性探讨。最后,文章给出了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应对策。

包容性区域一体化协定的模式探究——基于亚太地区FTA原产地规则比较

对TPP与其他亚太FTA原产地规则标准进行比较研究,发现TPP原产地规则对实质性改变要求高于亚洲地区的FTA,但在具体标准运用方面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进一步,原产地规则限制性指数测算结果显示TPP原产地规则限制性指数低于美国-韩国FTA与NAFTA,与中国-东盟FTA、中国-澳大利亚FTA、中国-新加坡FTA、东盟-日本FTA限制水平相当。总体上,亚太地区FTA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具有降低趋势,并且条款内容更加规范化,海关程序更加便利化。在探索广泛适用且具有包容性的区域原产地规则过程中,中国可以借鉴北美、东盟、日本原产地规则的优点,充分利用亚太地区既有的丰厚的政策资源。

最终商品优惠性原产地规则与中间品贸易转移效应--以CAFTA原产地规则为例

在价值链贸易模式下,原产地规则显著改变了中间品贸易流向。文章以投入产出联系为基础,研究了原产地规则的贸易转移效应。测算了最终商品的原产地规则对中间品施加的域外采购限制指数,通过贸易效应分解模型,提炼出中间品的进口转移效应,并估算了原产地规则对中间品进口转移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原产地规则的严格程度与转移效应存在倒U型关系,最终品的原产地规则能有效促进中间品贸易转移,但过于严格的规则却会降低转移效应。在2006年,原产地规则的贸易转移效应使中国从东盟进口中间品增长了约1.41%,占CAFTA引起中间品进口转移效应的26.59%,但各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自由贸易协定"红利"释放并不充分。因此,在协定谈判中还需根据行业特征,制定有针对性的原产地规则。

原产地规则与自由贸易协定异质性贸易效应

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有效促进了双边贸易,但原产地规则对双边贸易有较大的约束作用。本文利用两阶段OLS方法,研究了原产地规则对自由贸易协定异质性贸易效应的影响。文章构建了标准化的原产地规则赋值体系,对我国现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原产地规则进行了量化。基于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利用2002—2017年数据,测算了我国现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异质性贸易效应,并在第二阶段回归中估算了差异化的原产地规则对自由贸易协定贸易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贸易效应在自由贸易协定之间和自由贸易协定内部存在广泛的异质性,原产地规则对自由贸易协定贸易效应存在削减作用,制度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的差异对自由贸易协定之间贸易效应异质性的影响较大,而特定商品规则的差异则更多引起自由贸易协定内部贸易效应的异质性。由于原产地规则彼此隔绝,严格程度各异,自由贸易的红利释放并不充分。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还需制定彼此融合、判定精准的原产地规则。

FTA战略选择下优惠原产地规则的影响因素研究——以中澳FTA原产地规则为例的经验考察

文章在Cadot et al.(2006)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基础之上,首先构建了适用于中澳FTA的理论框架,进而分析中澳优惠原产地规则制定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缔约方进行FTA原产地规则谈判时,产业发展水平、优惠关税幅度是缔约方考量的重要因素。一国产业发展水平越高,另一国就越有动力在FTA谈判中提出制定严格的原产地规则,限制对方优势产业进入本国,以达到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FTA优惠关税幅度越高,缔约方防止第三国"搭便车"和贸易偏转的动机就越强,越倾向制定严格的优惠原产地规则。进一步研究发现,对本国价值含量较高的产品而言,厂商为满足本国消费和销出余量进行产业游说以获取严格优惠原产地规则的可能性较低。因此,为制定合理、合情、合利的优惠原产地规则,有必要从内生贸易政策视角理解优惠原产地规则发挥的政策优势。

东道国投资壁垒、汇率波动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在国际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各国的投资壁垒日益增加。我们采用2010-2019年4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以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并进行Sobel检验,探究了东道国投资壁垒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东道国投资壁垒的上升会减少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在其中不存在中介效应,而是存在遮掩效应,即投资限制指数遮掩了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对外来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最后,据此提出拓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空间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