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回应冯契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0世纪下半叶独创了"智慧说"哲学体系的冯契先生的思想愈发得到学界的关注,他受到的批评和误解也是我们必须正视、澄清和回应的。有种观点认为冯契的"化理论为德性"是对德性伦理学的回归。这是误解。冯契认为合理的道德行为是道德规范、理性自觉和意志自愿三者的统一,从某种角度看是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统一。有的研究者认为"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高不可攀的。这也是误解。"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作为理想人格当然需要人们付出努力才能达到,但是,他同时也是普通民众通过多样化而切实可行的实践可以实现的。最后,张汝伦教授对冯契"智慧说"中"理性的直觉"、"智慧"的理论化、"德性自证"和感觉在认识论中的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质疑,需要认真对待。冯契的"理性的直觉"实为"后理性的直觉"或"理性后的直觉";而"智慧"一方面作为思想本身必然表现为理论,另一方面在于它显然是高于理论之物,具有实践特性;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德性自证"中的自证在真理的确立过程中无需再次证明,否则将陷入逻辑困境;而对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现的问题,冯契提出了自己的答案,必须正视,而不应跳过之,直接回归西方近代哲学史对感觉的责难之中。

论冯契的真理观

真理问题是现代中国哲学的核心主题之一,因其关涉科学与人文、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对立或统一问题。关于真理的本质,冯契接受实践论的真理符合论,认为真理是指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在的一致,即知与物的符合。这种符合所呈现的具体真理,一方面可用辩证的逻辑思维来把握,另一方面可用命题的形式予以正确性的陈述。同时,冯契阐述了真理的具体性与自由性,前者指真理具有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和相对的特性,后者指真理的客观性是与此在的存在相联系的,体现在存在者的性与天道之契合中。由此,真理既合乎自然的规律性,又合乎人类的目的性,是自然原则与人道原则的统一。基于这样的认识,冯契认为科学与人文、认识论与本体论是统一而非对立的,其统一的知识形态就是智慧。

论冯契中国哲学史书写的特色

冯契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独立完成了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代表作包括《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三册本)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是中国哲学史学科马克思主义化阶段的重要代表。冯契的中国哲学史书写有着自身的特色,他在厘定哲学和哲学史及其关系的基础上,坚持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基本方法,提出完整的圆圈说,并把智慧说贯穿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书写,彰显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冯契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圆圈说能否真正展现出中国哲学的特质?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到底如何?这些都值得我们继续思考。

论冯契智慧说中的“观点”范畴

冯契智慧说中率先将"观点"纳入认识论范畴,界定了观点的涵义,指出观点具有一贯性、社会意识性、多元性的特点;分析了"观点"与"意见"的联系、区别:"观点"贯穿"意见"之中,"意见"受"观点"的统率、指导,观点与意见不一一对应,观点具有社会意识性,但意见不一定具有社会意识性,观点具有一贯性、意见则呈多变性;考察了人们对待认识过程中矛盾现象的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两种观点;探讨了开展观点的分析、批判的途径:坚持全面性和以辩证唯物论的立场看问题。冯契提出观点范畴有四方面的理论意义: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范畴体系,为人们如何获得真理性认识提供了途径,为防止经学独断论提供了理论武器,为人们怎样开展观点的分析、批判提供了指导。

追寻形上智慧的“史”“思”之合——冯契“智慧说”的体系及其形成再认识

对于冯契"智慧说"的体系及其形成,虽有一些学者认识到其创作与中国哲学史研究是相互贯通的,但其更多的是基于冯契关于哲学史与哲学及其关系的元哲学自觉,从哲学史("史")与哲学理论("思")相结合的进路对其加以考察。实际上,冯契"智慧说"的形成更应从形而上学重建的视域考察其逻辑理路。在形而上学重建的视域中,冯契"智慧说"是一个以追寻形上智慧为旨向的、"史""思"结合的严整体系。对于这个体系,形上智慧的追寻是灵魂,"智慧说"就是通达形上智慧的道路,而中国哲学史研究又是"智慧说"的基石。

解读冯契智慧学说

冯契先生以中国传统哲学中"性与天道"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属,建立了智慧学说。冯先生建构智慧学说的根本目的是试图解决中国近代哲学中科学与人文、理性与非理性相对立的难题,其途径是以智慧学说融通认识论、价值论和德性论。

论冯契的智慧说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理论贡献

冯契的智慧说以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为基本立场,会通中西哲学的思想资源,创建了具有鲜明时代性和民族化特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智慧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贡献是多方面的,就其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贡献而论不仅体现在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研究之先河,而且还以其对本然界、事实界、可能界和价值界的四界划分为起点,最终以价值界的理想状态,即自由人格(理想人格)和自由王国的实现为归宿,构建了理论演进严谨、逻辑推演自洽,且颇具个性风范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学科体系。冯契的价值论研究从方法论层面上还为当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示范性的文本。

世界的逻辑构造与超越--冯契早期“智慧说”的思想进路初探

冯契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早直接提出"智慧说"并致力于此研究的哲学家。他把世界看成人们认识和理论构造的结果,现实世界中个体意见的纷纭对立是人们对世界进行逻辑结构化所造成的。他提出种类概念和元学概念、个体观念和元学观念,试图将概念的规范性转向观念的直觉和体验,尤其是通过元学观念的建构来实现既不脱离感觉的同时对整个器界把握的理解,实现从有量到无量到无限的把握。冯契除了借助逻辑的方式力图实现观念的自我转变,同时也阐释了运用去私涵养的方式来解除个人的偏私私利等对认识过程的干扰,这是他的"智慧说"会通中西的重要特征,并可见他与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理性观念上的某些共性。

从冯契“智慧说”的心性论和人格观看中国哲学的变革之路

冯契"智慧说"中的心性论和人格观,是他在人性论研究中富有原创性的思想。在心性论中,冯契以广义的认识论为研究范式,反思中国哲学史上心性论的缺陷,建构起人性的自愿原则,从而更新了中国哲学的心性论;在人格观中,冯契转而以价值哲学为研究范式,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文本,总结了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中有关人格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以"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为核心的人格观。他的这一哲学探索,展示了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哲学的主题和研究范式,给予了我们思考中国哲学变革之路的许多启示。启示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启示之二: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出发点;启示之三:文化哲学是价值哲学研究的未来前景。

创新、超越与局限——试论冯契的广义认识论

冯契的广义认识论是在现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交汇后产生的种种紧张背景下形成的,它试图通过结合形而上学与认识论克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立和紧张,"智慧"学说则是其结合形而上学与认识论的关键。但是,由于将智慧理解为认识和理论,而非实践,使得他的智慧概念缺乏价值判断的功能。他的智慧概念始终游离于具体生活实践之上,不是实践的智慧,而只是理论。冯契主张符合论真理观,但他用传统的"自证"方法来证明智慧之所得,这就使他的真理观陷入极大的困难。冯契虽然对金岳霖的认识论有若干修正,但他们共同的存在论立场使他无法克服金岳霖认识论内在的种种问题。

冯契“智慧说”与德性伦理学

冯契“智慧说”与德性伦理学都把理想人格或德性的培养视为自己理论的主题。在德性伦理学那里,幸福、德性与实践智慧形成了一组三元概念结构。类似地,在冯契那里,自由、德性和智慧亦形成了一组三元概念结构。冯契“智慧说”体系以自由代替幸福作为人的目的,体现了实践唯物主义对西方传统幸福论的超越;他所谓“平民化自由人格”则是对中国传统圣贤人格的超越和转化;他对真诚这一美德的重视和给予的权重与当代德性伦理学家伯纳德·威廉斯晚年的思考遥相呼应。冯契基于“整个的人”的视域,关注德性的本体论意义,提出“化理论为德性”、“德性自证”、“凝道成德”等理论创见,对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理由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