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当前FDI流入我国增速已经放缓,然而,FDI流入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却正在提高。FDI流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将对我国制造业升级产生深远影响。在FDI流入总量及流向正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条件下,探讨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FDI,促推我国制造业升级,正成为急需探讨的新课题。本文运用1996-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FGLS模型,对FDI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FDI对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发展都有明显的促推作用;而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则存在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从分地区层面来看,FDI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东部向中部地区转移,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此外,FDI还促进了东部地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占比提高。但是,FDI在西部对制造业的投资方向过于单一,主要集中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这对我国西部地区制造业的长期发展不利。因而,要顺应FDI新变化,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好FDI。

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分地区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和产业结构数据的实证

基于1995-2014年全国31个省(市)新生代劳动力供给与产业结构数据,构建面板FGLS模型,考量新生代劳动力供给变化影响产业升级效应。结果表明:全国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与质量上升均有利于我国产业升级;分地区新生代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对中部地区产业升级正向影响效应显著,西部次之,东部较弱;新生代劳动力质量改善对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助推作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较小。因此,应适当放开计生政策和延长退休年龄以缓解劳动力供给数量下行压力,扶持西、中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加速提高当地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加快缩小区域差距等。

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部门能源投入的“拥塞效应”

传统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评价使用的DEA模型采用强可处置假定,无法识别生产活动发生在非经济区域时能源过度投入产生的"拥塞效应"。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框架下,拓展了能源投入拥塞概念,运用改进的FGL模型测算2000—2015年中国省域工业部门能源投入的拥塞度,并将能源投入拥塞引致的无效率从全局能源无效率中分离出来。研究发现:中国工业部门能源投入确实存在"拥塞效应",不同省份存在差异,并且拥塞是造成能源使用无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的节能减排政策在消除能源投入拥塞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认为:政府应该根据能源使用无效率的不同来源,因地制宜地制定节能减排政策,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实现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双重目标。

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尚无统一的方法进行水平测度和影响因素分析。笔者以1997—2016年的货币三大职能代表性指标数据为基础,利用客观组合赋权计算世界主要货币的国际化指数,其中2016年人民币达到2.75;通过综合灰关联度筛选影响因素,进行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各因素与货币国际化指数间的相关性;建立8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各关键因素的具体影响方向和水平。提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巩固实体经济发展、完善金融市场、提升政治军事实力和科研水平。

多重视角下双边汇率变动对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影响研究

深化产能合作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动能否改善中国与东盟贸易收支状况和投资状况一直是研究热点所在。本文从汇率平均水平、汇率波动水平和汇率预期水平三个视角,运用2000~2016年中国与东盟面板数据,深入探究双边汇率变动对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影响。研究表明,当期汇率平均水平和汇率预期水平对进出口额具有负向作用,对FDI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而当期汇率波动水平对进出口额和FDI均存在正向作用。当加入滞后一期,汇率平均水平促进当期进出口额,阻碍投资增加;汇率波动水平阻碍当期进出口额,促进投资增加;汇率预期水平推动进口贸易展开,阻碍出口额和投资增加。

市场规模变化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市场规模变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研究了市场规模变化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机制,通过构建包含市场容量、市场效率、市场内部结构三个维度的综合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WASPAS方法测度市场规模变化,分析了市场规模变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影响效应以及市场规模变化引起的消费变化、投资变化、贸易变化的中介效应,并提出了研究假说。基于1986-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进一步通过全面FGLS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验证所提出的假设。研究发现,市场规模变化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假设成立,且市场容量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程度最高;机制分析表明,市场规模变化的中介效应假设成立,即可通过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扩大投资规模和提高贸易开放水平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规模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市场通达性、技术创新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表现为市场通达性越高、技术创新水平越高的地区,其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受到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应多措并举促使市场规模“量”与“质”齐升,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居民消费升级,扩大市场投资规模,提高贸易开放水平,同时也要考虑不同地区的发展特征与条件,从而助推产业结构升级。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应对地缘政治风险

地缘政治事件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重要影响因素,因其复杂多变、形式多样的特征,预期地缘政治风险成为OFDI的直接影响因素。本文以2001年至2017年间受重大地缘政治影响的12个新兴经济体为研究对象,基于适应性预期模型将预期地缘政治风险与OFDI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分析预期地缘政治风险与OFDI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各新兴经济体的预期地缘政治风险频繁波动,呈周期性特征并具有区域异质性,能较好反映地缘政治事件对投资者预期的显著影响;预期地缘政治风险大小对新兴经济体OFDI的影响存在阈值,较低的地缘政治风险对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对OFDI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在地缘政治风险较低时期,新兴经济体积极将高质量外资"引进来",有利于内资企业"走出去",两者相互促进;新兴经济体人口规模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考虑的关键因素。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与经济水平真的相关吗?——基于2010-201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救助作为民生兜底保障,是最后的社会安全网,而最低社会保障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其水平高低决定能否对弱势群体形成有效的基本生活保障。基于2010-2019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均值、极差与单截面数据指标分析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区域差异,筛选出7个样本城市,运用FGLS实证模型分别从绝对和相对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救助水平较低且区域差异较为明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低保救助的绝对和相对水平均呈显著正相关,但同时与相对水平也存在较大程度的负相关。因此综合来看,二者存在密切联系,应随经济发展不断调整完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与保障项目。

东道国反腐力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非洲35个国家为例

基于2007—2019年中国企业对非洲3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FGLS模型,实证检验东道国反腐力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企业多元化投资动机导致中国企业对非洲反腐力度的依赖产生差异性,市场寻求型OFDI偏好反腐力度较强的国家,资源寻求型OFDI偏好反腐力度较差的国家;反腐距离对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母国与东道国反腐距离越长,越有利于中国企业的OFDI。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时应权衡投资预期收益与东道国制度风险损失,加强投资风险防范意识,推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水资源投入的“拥塞效应”研究

本文在全要素生产框架下,定义水资源投入拥塞的概念,基于FGL模型对2000—2016年中国31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的水资源投入进行"拥塞"识别,并将水资源投入拥塞导致的无效率从全局无效率中分离出来,为明确无效率的根源,并将全局无效率分解为拥塞无效率和纯技术无效率。。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存在水资源投入拥塞效应,在考察期间各省份拥塞度经历由低到高、集聚到分散的演化过程,各省份水资源投入拥塞度在空间差异显著,其中北京、浙江、广东等省市拥有较低的拥塞度,整体来看,投入要素结构非均衡的中、西部地区较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地区更易发生拥塞。②中国各省份全局水资源利用无效率呈现不同的变化态势,大部分省份由拥塞无效率与纯技术无效率共同驱动,从省际和区域来看,以纯技术无效率为主导,拥塞无效率也是影响全局无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应该明确无效率的根源,因地制宜,适时调整投入要素结构,提出水资源利用改进方向,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商业银行净利差率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99—2006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26家商业银行1999—2006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商业银行净利差率影响因素及其变化,揭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商业银行利率定价行为的影响。结论如下:(1)资本充足性监管对商业银行利率定价行为影响显著,基准利率对商业银行定价行为影响逐渐减弱;(2)商业银行自主定价能力正逐步形成,其中以2004年利率市场化改革措施影响最为明显;(3)经营区域限制因素对商业银行净利差决定因素产生一定影响。

非洲政府治理水平与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

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对中国国际化经营方式影响如何?作为非洲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国,文章选取2007～2015年间中国企业对非洲37个国家直接投资数据,利用FGLS模型检验了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与治理距离对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治理水平对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而治理距离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不同于已有研究结论,即差异较大的治理距离有利于企业对外投资;(2)基于投资动机视角进一步考察发现,政府治理水平对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投资均产生抑制作用,而治理距离对资源寻求型投资有抑制作用,对市场寻求型投资有促进作用;(3)拓展检验发现,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中高收入国家以及英语语言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投资正相关,而治理距离只对在中低收入国家投资影响显著。

收入水平、市场条件对中国农村家庭营养脆弱性的影响——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户收入水平因市场波动和生产条件的限制而存在不稳定因素。同时,中国农村食物消费市场发育也不完善,而当前中国农村家庭的食物消费却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变得日益商品化和货币化。因此,在食物价格不断上涨的背景下,需要加强对农村贫困家庭营养脆弱性的关注。本文利用CHNS(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6年和2009年的数据,通过FGLS(广义最小二乘法)模型估计了样本家庭未来营养摄入的事前分布均值和方差。分析认为,家庭收入水平、市场条件等因素是影响农村家庭营养脆弱程度的重要因素。同时本文还在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测度了中国农村家庭的营养脆弱性,结果表明,营养脆弱性测度可以准确预测三分之二的家庭的未来营养状况。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的增强,如何催进我经济持续增长以及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化的。Benwen 通过选取 1994 年 -2015 年 31 个省的数据,构建面板 FGLS 模型,对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技术创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将会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