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益贫式增长测度

为了深入探讨近年来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根据农村收入五等分分组数据分析西部地区各省份农村2014—2020年经济益贫式增长水平及变化趋势,首先利用FGT指数测算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再通过FGT指数分解计算PEGR减贫等值增长率,判断这段时期西部地区各省份农村经济增长的益贫情况。测度结果显示,2014—2018年各省份的贫困状况均未得到改善,2018年之后6个省份的贫困指数均开始有所下降,同时西部地区各省份的经济益贫性程度有差异,2015—2017年各省份的经济增长都是非益贫的,2018—2019年除了陕西省,其他5省(区)经济增长都处于益贫阶段,2019—2020年新疆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益贫性,而其他几个省份的贫困人口没有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为继续促进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益贫式增长,从缩小贫困人口收入差距、增强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3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居民绝对与相对贫困的综合测度:1989—2015

为回答我国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在过去30年间的变化趋势如何,本文引入贫困综合测度方法,结合绝对贫困线与混合贫困线,测算了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改进FGT指数,以考察中国居民综合贫困变动趋势。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5年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虽然中国削减绝对贫困成效显著,但缓解相对贫困的形势依然严峻,从而综合贫困降幅逐渐减缓。从子样本的结果来看,城镇和农村的综合贫困已大幅下降,但近年来农村综合贫困下降有所停滞;各地区综合贫困均已大幅下降,但东西部地区综合贫困有所“反弹”。进一步的分解表明,相对贫困成分在综合贫困中的占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此本文认为,应将收入贫困的绝对和相对方面纳入统一的框架内综合考虑,通过构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贫困线动态调整机制,以不断提高贫困测度的精度,更好推进共同富裕。

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差异性金融资本的扶贫效应

在“后2020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成为工作重心,扶贫实践也被赋予更多的“缩差”任务。本文利用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微观跟踪数据,基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比较分析视域,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产业扶贫与普惠金融两种扶贫模式对农村人口“增收”与“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贫与普惠金融对绝对贫困及相对贫困都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但在绝对贫困治理即“增收”功能上,产业扶贫具有更高的治理效应,而在“缩差”上,在有效控制贫困人口能力干扰后,普惠金融成为具有更强增量治理效应的扶贫模式,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社会再生产覆盖及利益联结机制构建为核心的产业扶贫模式依然是主要金融扶持路径;未来金融扶持应该进一步扩大普惠金融的相对规模,保证普惠金融成为农村人口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政策构成;在金融扶贫过程中,应进一步强调产业扶贫与普惠金融的有效衔接。

后扶贫时代不同生态补偿对牧民减贫效果研究

2020年底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问题成为社会的焦点。生态补偿脱贫作为实施脱贫“五个一批”工程之一,在精准脱贫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本文基于三江源地区的实地调研,通过FGT指数对受访地草原生态补偿以及岗位补偿的减贫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两种生态补偿政策有明显的减贫效果,草原生态补偿更有助于减少相对贫困的广度,而岗位补偿有助于减少贫困的深度和强度,且两种政策对不同地区的补偿能力不同。政府应扩大对受偿区的生态补偿的资金投入,针对特定人群采取不同的补偿政策,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探索多元化的减贫方式,进一步发挥生态补偿减贫效果。

西北地区城镇居民贫困程度的测度与实证分析

西北地区五省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发展省份,作为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阻碍了城镇功能的充分发挥,成为制约地方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西北五省FGT贫困指数的测算发现,陕西贫困状况改善最为明显;甘肃和宁夏也有比较明显的减贫效果;青海成为目前西北五省中贫困问题最严重的省份;新疆贫困控制效果差,贫困问题突出。与全国相比,西北地区仍然是城镇贫困问题较严重的地区。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能够有效地降低城镇贫困,收入分配不均却加重了贫困程度。对西北地区而言,减贫不仅要追求经济效应,更应关注社会公平。

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状况与政府反贫困政策效果评估--以天津市农村为案例的分析

借助2002—2008年天津市农村家户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天津农村整体及不同经济活动类型农户的贫困规模、深度、强度及变化情况,并对政府两次补贴政策的减贫效果进行了定量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在考察期内天津农村贫困状况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其中,务农农户的贫困规模、贫困程度和贫困强度均远远大于非农经营农户、务工农户和兼业农户;政府2005年和2008年人均300元和500元的补贴对天津农村地区整体上产生的减贫效果非常有限;补贴对务农农户的减贫效果最明显,而对务工农户、非农经营农户与兼业务工农户的减贫效果均不明显;此外,虽然2008年政府提高了补贴的标准,但是受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整体减贫效果反而有所下降。

互联网的普及能减缓中国农村贫困吗?

农村互联网普及与贫困减缓之间关系的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的普及减少了中国农村贫困的广度、强度和深度。但具体到不同地区时,互联网只减少了东部和中部的贫困广度,以及东部的贫困深度,没有减少两地的贫困强度,这意味着互联网在东部和中部农村的普及并没有有效地改善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在西部则相反,互联网减少了贫困强度但没有减少贫困广度和深度,这意味着互联网普及尽管改善了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但没有降低贫困人口规模。

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研究

基于CHNS的八轮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本文使用贫困发生率和平方缺口指数对农村贫困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把贫困变动分解为长期贫困效应、脱贫效应和返贫效应。实证结论表明,虽然长期贫困发生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但是近期长期贫困的平方缺口指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上升;脱贫效应是减少贫困的主要因素,返贫效应则是加剧贫困的诱因。此外,匿名性与非匿名性的增长率显示,匿名性低估了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增长率,从而高估了实际贫困。

边疆地区农村贫困程度的测度与模拟分析——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

利用2000—2009年新疆农村收入分组数据,首先计算历年新疆农村FGT贫困指数,分析新疆农村贫困程度的变化情况;其次对新疆农村FGT贫困指数进行分解,探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线变动对新疆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最后模拟分析各个贫困指标对贫困线变动的敏感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新千年开始后新疆农村贫困程度变化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点,大体经历了大幅下降、平缓变动、小幅上扬三个阶段;FGT贫困指数分解后发现,各期影响因素作用不一,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最为明显,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或者恶化产生了不一样的减贫作用,贫困线上调最明显的效应是新疆农村贫困面扩大;模拟贫困线上调后发现各贫困指标对贫困线较小幅度的变动具有较高的敏感性。新疆农村的贫困问题比较复杂,最近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尤其是最贫困人口的境况需要获得更多的关注,基于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教育贫困测度及模拟分析:1982—2010

运用FGT指数,对1982—2010年我国教育贫困进行测度、因素分解和模拟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教育贫困各指标下降明显,但下降的幅度和速率各不相同,教育贫困强度降幅最大,降速最快,其次是教育贫困深度,而教育贫困发生率降幅最小,速度最慢;教育发展和教育资源分配都能缓解教育贫困,但教育贫困发生率的变化主要因教育发展所致,而教育贫困深度和强度的变化则主要由教育资源分配引起;教育贫困各指标对贫困线的变动均具有较强的敏感性,教育贫困强度最敏感。

新疆农村贫困程度测度与扶贫资金动态绩效分析

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语言共存的特殊地区,扎实应对和稳步解决新疆贫困问题,事关祖国边疆的安全与稳定。首先,通过测算1994—2009年FGT贫困指数后发现:新疆农村的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变化趋势具有波动性和阶段性特征,而且近几年减贫速度明显放缓,甚至有趋于加重的趋势;新疆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状况也不容乐观,正处于危险的边缘。然后,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扶贫资金对贫困程度的动态扶贫绩效,得出以下结论:信贷扶贫资金的整体表现最佳,财政扶贫资金作用居中,以工代赈资金则在降低贫困强度方面表现较好;同时,总结出以下规律:当贫困程度较深时,具有较强盈利性的信贷扶贫资金和较强扩散性的财政扶贫资金更为有效;当由大范围贫困转为少数人贫困时,具有较强针对性的以工代赈资金更为有效。

新疆农村贫困的测度及其变动原因分析

利用FGT贫困测度指数,采用Datt和Ravallion贫困变动分解方法分析了1995～2007年间新疆农村贫困状况及其变动原因。结果表明,整个研究期内新疆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距指数与平方贫困距指数均呈下降趋势,但自2004年以来,新疆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缓慢,贫困距指数相对稳定,平方贫困距指数从2004的1.00%上升到2007年的1.38%;影响新疆农村贫困变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基于Lorenz曲线的农村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测度——来自福建省的实证分析

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的度量是在贫困含义的理解、贫困线的确定、贫困指标体系的选择等3个层次上展开。基于Lorenz曲线的GQ模型和Beta模型,采用《福建统计年鉴》1990-2006年农村居民收入分组和人均收入的面板数据,运用世界银行的POVCAL软件,分别对绝对贫困线、每人每日1$的国际标准贫困线、农村年人均纯收入40%和50%等4条贫困线下的福建省农村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进行测度。结果发现,绝对贫困减少,特别是贫困率指数减少效果显著,但贫困距指数和贫困距平方指数下降幅度较小;相对贫困上升,贫困率、贫困距指数、贫困距平方指数基本保持缓慢上升的态势。

河南省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动态演化的实证研究

基于《河南统计年鉴》中2002～2011年的农村居民纯收入分组数据和相对贫困线,应用常见的贫困指标体系,运用世界银行的POVCAL软件,实证分析了2001～2010年河南省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动态演化过程。结果表明:河南省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规模在持续下降;贫困的深度在不断加深;收入的差距显著扩大;相对贫困的综合程度在逐步加大。

基于减贫的资源型地区产业发展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文章以山西省为例阐述了资源型地区现在面临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贫困程度依然严重的现状,在此基础上,以2007年山西社会核算矩阵为基础建立了固定价格的乘数模型,研究了不同产业发展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但居民收入的增长不一定会使贫困减少,因此,为进一步研究产业发展与减少居民贫困之间的关系,依据可以反映居民收入与贫困的FGT指数构建了对贫困度敏感性效应分解的乘数模型,计算出了居民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从而得到了产业发展和贫困度之间的关系。模型结果表明:1)教育部门对居民的收入和减贫效应最大,其中教育部门对城镇居民收入的拉动作用要大于农村居民,但对于赤贫人口的减贫效应更加显著。2)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部门在同时考虑对经济影响和居民减贫时,作用更明显。教育部门和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部门符合优先政策支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标准,而按照三大产业的角度来看,山西应大力支持和发展第三产业。

湖北省农村贫困状况及脱贫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洛伦兹曲线得出的FGT指数来测算湖北省2005—2016年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状况,并通过建立绝对贫困FGT指数、相对贫困FGT指数和各脱贫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果表明:湖北省农村2005—2009年期间农村居民收入两级分化逐渐加大。2010—2012年期间,农村每户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收入差距的扩大得到了一定的控制。2013—2016年期间,农村每户居民的收入持续大幅度增长,且贫困居民的收入增量远超过平均人口收入的增量,收入差距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农村居民进城从事二三产业工作和政府减免税收政策能有效的降低绝对贫困发生率。劳动技能培训和政府减免税收政策能有效的降低相对贫困发生率,同时降低绝对贫困深度、绝对贫困强度、相对贫困深度和相对贫困强度。

1985-2005年湖北省农村贫困测算与模拟分析

文章利用了基于Lorenz曲线进行贫困测算及其分解的方法,测算了湖北省1985-2005年间的贫困状况,重点模拟三个贫困指标的变动,以及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对贫困变动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三个贫困指标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扶贫工作优先考虑了穷人利益,给穷人带来了实惠。在减贫过程中,经济增长使得农民收入增加,减少了贫困,但农村居民收入的收入差距的逐渐拉大,收入不平等部分减弱了减贫效果。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贫困程度测度及其原因分析——以云南金平分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基于2006~2014年金平分水岭保护区周边村寨农户收入的分组数据,运用POVCAL软件计算出各年的Foster-Greer-Thorbecke家庭贫困指数,全面分析贫困状况的变化趋势,然后通过对FGT指数进行分解来分析贫困变动的原因。结果表明：在研究期内,FGT指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影响贫困变动的原因中经济增长对减贫效果显著,但是恶化的收入分配情况使得减贫效应趋于缓慢,尤其对贫困深度和强度的消极影响较大。

中国旅游业与农村贫困减缓:事实与解释

旅游业与贫困减缓关系的实践认知领先于与此相关的经验研究,主要是因为旅游业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始终未得到相对客观的评估,核心关键在于,鲜有旅游文献对贫困进行准确测度。为此,本文在旅游文献中较早引入更加精确的贫困FGT指数,以对中国农村的绝对和相对贫困予以定量识别,然后基于中国1999-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旅游业与农村贫困减缓关系分别进行全样本和分地区实证检验,进而有效提升了对中国旅游业减缓农村贫困长期效应检验的准确性。研究结果表明,首先,除东部地区之外,无论是全国样本还是中西部地区,旅游业分别对农村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具有显著积极的减缓效应,由此更加全面地奠定了旅游业导向型贫困减缓(TLPR)研究在中国案例的可行性;其次,旅游业可以显著降低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规模,但在相对贫困层面,旅游业在缩小贫困缺口的同时还伴随着农村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然后,东部地区旅游业与农村贫困发生率之间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旅游业对农村相对贫困并无影响。另外,旅游业对西部地区农村绝对贫困规模的减缓效应最大,但也加剧了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差距。

生态补偿现金方式的减贫效果分析

基于2015年石羊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调查数据,测算了两种贫困线下农户FGT贫困指数,分析现金补偿方式的减贫效果。结果表明：两种贫困线下,生态补偿现金方式均降低了贫困发生率,缩小贫困差距和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差距。比较两种贫困线下测量的FGT指数,可以看出人均年收入2800元的贫困标准,对于减缓贫困的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