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有企业主权豁免资格--以美国FSIA、英国SIA和UN公约为视角

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议题的兴起,国有企业主权豁免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热点。美国FSIA、英国SIA和UN公约对国有企业主权豁免资格的界定在主体地位及举证责任方面存在显著区别。尤其美国模式不但存在法理缺陷,且对中国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中国没有专门的主权豁免立法,仅仅通过外交声明等方式确定"国家绝对豁免+国企不豁免"的立场。未来应该借鉴UN公约和英国模式,突出国有企业主权豁免"主权权力"行使这一本质属性。同时针对美国模式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可以考虑在中美BIT谈判中,明示放弃国企主权豁免的方式换取国企在美国的公平公正待遇的议价空间。

美国国家豁免法管辖豁免中的商业例外及其新发展

管辖豁免中的商业例外是国家豁免立法中的重要问题。美国国家豁免法关于管辖豁免中商业例外的文本设计,对商业行为的认定、对"基于"及直接影响等关键要素的界定存在重大缺陷。尽管美国通过判例对上述缺陷进行了弥补,美国律师协会仍旧提出了大量的修改意见,美国学者也针对最新司法实践进行了评述。深入了解上述内容对构建我国的相关制度意义重大。

加拿大天宇网络公司就合资企业被迫解散在美国法院告四川省政府案评析

加拿大天宇公司因设在中国的合资企业被迫解散,在美国法院告中国相关的地方政府。中国地方政府先要求将该案从美国州法院移转到联邦地区法院。原告就超过时限为由提出上诉。美国上诉法院支持了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基于对《外国主权豁免法》的解释以及适用,维持了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本文在介绍该案的基本案情基础上,归纳了巡回上诉法院判决的理由,并对中国地方政府如何应对类似情况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评析。

国家行为原则与主权豁免关系之实证分析

国家行为原则和主权豁免理论是国际法中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适用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当事人的利益。但是,两者极易混淆。国家行为原则的基本内涵和理论基础决定了它与主权豁免理论既存在密切联系,又存在本质区别。美国的司法实践活动揭示出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对国家行为原则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论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民事诉讼中的管辖豁免资格

在中美经贸摩擦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已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补贴问题进行了较多的WTO诉讼。与此同时,美国的企业也试图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美国提起诉讼。文章从中国国企在美国受诉的管辖豁免着手,综合运用案例研究、历史分析和法解释学等方法,从美国的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的制度和国企满足主权豁免资格的具体要求进行研究。文章在用类型化分析美国法院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揭示美国实践对这些构成要件的理解。此外,文章还着重分析了国企不享受豁免的"商业活动"例外的构成。文章最后认为,中国国企在美国受诉应当充分利用实体和程序规则,主张管辖权异议。

美国外国主权管辖豁免中的商业例外及其实践发展

美国在国家豁免领域的立法与实践极为丰富。其《外国主权豁免法》在文本设计上虽然存在不少缺陷,但经过大量司法判例和解释对法律条文的及时补充,其灵活性和适应性日益增强。其中,分析和判定豁免例外中的商业例外问题最为实务界看重,因为其很大程度上决定外国是否享有豁免。要确定是否适用商业行为例外条款,首先需要界定哪些行为是构成诉讼基础的特定行为,是否符合"基于"的要求;其次要根据相关行为的性质而不是目的确定该行为是主权行为还是商业行为;最后,如果该行为被认定为是商业性质的,则需要判定其是否符合与美国具有司法管辖联系的条件之一。美国上述立法与实践对于我国进行国家豁免相关立法,尤其是有关商业例外的制度设计有着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