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F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在考虑协定深度的基础上,分析了全球F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的结构特征,并采用时态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方法对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第一,全球F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的无权和有权网络密度总体呈增长趋势,反映了网络中各国的参与广度和深度均有所提升,欧盟、美国、新加坡处于F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的中心地位;第二,欧盟所在子群与其他子群间形成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美国所在子群与中国及部分东盟国家所在子群之间联系紧密,表明美式规则在亚太地区的强大影响力;第三,基于TERGM的实证分析,证实了网络传递性在推动全球F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结构形成中的作用,这为中国积极应对美式和欧式FTA规则传播,加快形成中国FTA数字贸易规则范本并积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提供了政策依据。

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与“中国-东盟方案”构建策略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是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的最新范式。文章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数字贸易”章节文本规定入手,通过类型化分析《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的演进特征,认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中数字贸易规则具有整体稳定性与局部革新性的特征,但其浓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引致该规则内容缺乏包容性。同时,该规则本身也存在设计缺陷,容易陷入数字贸易规则适用和数字贸易发展规制的双重困境。中国数字贸易规则构建方兴未艾,文章认为中国FTAs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与完善应立足国情,遵循循序渐进和互利共赢原则,加快形成系统完备、自由开放、普惠包容的数字贸易规则之“中国方案”,借以提高中国数字贸易治理的规范性和示范性。在具体推进路径上,文章建议以《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的发表为契机,加快与东盟国家签署实施中国—东盟数字贸易伙伴关系协定,构建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东盟方案”。在协定文本章节安排和条款设计上,可引入单独的“数字贸易”章节,对数据安全可采取“分类+分级别”管理办法,将机密程度较高的数据排除适用于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范围;可引用正面清单模式对互联网的接入与使用进行限制,实行有条件的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实现国家安全与开放、自由的数字贸易规则之间的平衡。同时,可增加“交互计算机服务条款”,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国际合作的水平,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

数据本地化立法与数字贸易的国际规则

数字贸易的国际规则是当今国际贸易领域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而数据本地化问题又是其中的焦点.2013年"斯诺登事件"曝光以后,各国数据本地化的立法数量大大增加."本地化"包含了"服务本地化"、"设施本地化"和"数据本地化"三重含义,这些也体现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相应章节中.在国际上采取数据本地化措施的国家中,其立法和政策主要分为:要求数据在本国数据中心存储,并阻止数据被发送到国外;在数据跨境传送时要求数据主体的事先同意;要求将数据复制在本地存储,但并不阻止其传出境外等几种类型.减少数据本地化规则、进行数据跨境流动的合理限制,是未来国际多、双边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如何在国际规则与国内立法方面达到协同,更有效地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各国立法者和监管者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FTA网络下重叠式原产地规则对成本影响研究

在FTA网络背景下,伙伴国签订不同贸易协定,同一种产品进出口贸易面临不同的原产地规则,即重叠式原产地规则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影响贸易效应和投资效应,进而影响两国贸易。

数字经济之美国数字贸易规则初探

当前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信息网络加速扩大,新技术生命周期逐渐缩短,科技竞争异常激烈;当下世界各国均着眼提高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2016年在G20杭州峰会上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我国定义数字经济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构造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

文章基于网络分析视角,利用区域贸易协定(RTA)文本量化数据构建了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并基于2010~2019年53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服务贸易数据研究了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节点国网络中心地位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其数字服务出口。进一步分析发现,网络中心地位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并未在当年充分体现,具有一定时滞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南-南贸易与南-北贸易受网络地位提升影响较大,而北-北贸易与北-南贸易受到的影响较弱;节点国网络地位的提升主要促进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管理、咨询等)以及知识产权服务这些知识要素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出口;同时,由网络形成的“朋友圈”效应促进了文化产品的出口。机制分析发现,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主要通过制度改善效应和创新效应促进了数字服务出口。

“数字鸿沟”对R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发展的影响:从“信息鸿沟”到治理壁垒

RTA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规则正在快速发展,且呈现非均衡性特征。一方面,“数字鸿沟”的内涵不断扩展和延伸,逐渐由有形的“信息鸿沟”向无形的治理壁垒扩展,并深刻影响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区域一体化框架下各经济体间的依赖度和相互影响力不断增强,使得数字贸易规则中的结构性力量不容忽视。为此,本文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对R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R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在数字贸易规模和数字技术水平方面呈现“马太效应”,在数字治理方面具有同配性。网络内生结构方面,网络的偏好依附和连通性均会影响R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中的关系形成。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由于数字治理存在壁垒,发展中经济体仅发展数字贸易和数字技术是无法促进其参与R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的;经济体双方在数字服务贸易限制上的差异越小,达成RTA数字贸易规则的可能性就越高。进一步的机制研究验证了网络内生结构在R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关系构建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网络内生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网络形成中的“马太效应”和“同配效应”。多层ERGM分析显示,各因素对不同规则条款网络影响呈现差异化特征,同时各规则条款网络间存在聚类效应,关系间存在相互促进作用。

欧洲“数字贸易限制指数”分析

当前,数字贸易飞速发展,国际贸易规则面临变革,与互联网管理、网络安全相关的政策成为各国博弈焦点。“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提出了“数字贸易限制指数”,试图建立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力,但有明显不足,对中国的评价有较多谬误。论文对“数字贸易限制指数”评价结果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关建议。

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如何影响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基于规则网络结构权力的研究

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达成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能促进双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机制分析显示,共同的第三方贸易规则关联对双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存在促进效应,但该影响随着与第三方经济体构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数量的增长逐渐减弱;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关系的结构权力会推动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增长,而网络节点的结构权力会稀释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的贸易效应;异质性分析揭示,规则条款和规则模板的不同对增加值贸易所产生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并且随着规则广度的扩张和深度的强化,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的推动作用逐步增强。基于以上结论,中国在构建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时,不仅需要关注规则的深度,还要注重伙伴关系的选择,更好地发挥桥梁作用。

全球数字贸易政策与发展趋势研究

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的融合渗透,数字贸易规模迅速增长,已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动能。与此同时,数字贸易的发展对现有贸易规则及政策形成冲击,也对各国的数字治理水平与监管协调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陆续出台和完善了网络基础设施发展、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旨在不断提升国内数字治理水平,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区域与双边视角下数字贸易规则的协定模板与核心议题

在全球数字治理进程中,区域与双边贸易协定已经成为推动构建数字贸易新规则的重要方式。本文在梳理全球数字自由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FTAs/RTAs)网络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与比较了“美式模板”“欧式模板”“中式模板”和“南太平洋模板”协定在数字贸易规则领域体现的理念、内容与特点。论文还重点剖析了主要国家在数字产品类、数据流动类、知识产权保护类和隐私安全类四大议题中存在的主要分歧及其背后的战略目的与利益。最后,结合“中式模板”协定的现状为中国提出了参与全球数字规则构建的策略与建议。

国际经贸规则视域下中国对数字贸易的规制

数字贸易规制的国际经贸规则架构包括了多边贸易规则和FTA规则,FTA中的数字贸易规则继承和发展了WTO规则。中国对数字服务总体上实行许可或备案管理,对互联网实行安全审查,对于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措施已经与国际接轨。对于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中国的国内产业发展相对不足,因而在数字贸易的归类问题和关税问题上,中国尚未形成进攻性立场。为完善数字贸易规制,中国应从更全面的视角构建数字贸易规则;统筹发展与安全,进一步放开与贸易有关的跨境数据流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加强国内规制与国际规则的协调。

中日数字贸易监管规制规则及其影响差异研究

中日两国都是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经济体,但是两国的数字贸易在内容、规模、监管规制规则等方面存在差异。日本方面,由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较强、企业数据的本地化特征显著等因素阻碍了数字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其数字贸易监管规制表现出较宽松的特征,其开放水平也相对较高。中国的数字贸易规模发展迅速,增长强劲。但出于数据安全考虑,数字贸易监管规制相对较严,服务贸易总体的数字化交付能力也依然有待提升。今后,中国面临加快提高数字核心技术水平和加强数字技术核心领域产品开发的考验,同时需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并加快构建既适合中国数字经济与贸易发展又能够适应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式模板”,以保障数字经济与贸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日本数字贸易规则构建的动因及路径研究

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贸易规则成为国际经贸规则领域关注的焦点。日本积极构建EPA/FTA数字贸易规则,旨在促进数字贸易发展、保障数字平台运营、深化与美欧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推动国内数字化转型。日本经过多年探索,在EPA/FTA数字贸易规则中以“东亚模板”汲取数字红利,以“欧式模板”形成数据流动域,以“美式模板”打造高标准范本,逐渐形成完善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日本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呈现出条款全面详实、先进性及开放度高的特点,并以广泛缔约对象形成了数字贸易网络,同时吸纳数字贸易规则三大模板的经验,走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前列。借鉴日本经验,中国应充分利用现有FTA网络,积极参与FTA数字贸易谈判,依托“东亚模板”拓展数字贸易合作,对标国际高标准FTA数字贸易规则,逐步推进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建设。

国际经贸协定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及中国因应——以安全例外条款为视角

数据贸易及其跨境流动发展对各国以及国际法治提出了更高的贸易要求,各国都在构建数据流动和规制规则,中国的数据规则发展现状与模式要求对禁止数据规制措施中的基本安全利益例外条款给予关注。鉴于传统经贸协定中的基本安全利益例外条款难以完全覆盖当下各国的安全需求,晚近经贸协定开始对安全例外条款进行创新规定。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平衡国内外法律规范,有效援引安全例外条款,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推进数据自由化流动。

数字贸易规则与研发要素跨境流动

研发要素流动对创新型国家建设至关重要。数字已成为研发要素流动的重要载体,数字贸易规则的达成可以有效降低研发要素跨境流动壁垒。本文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了数字贸易规则对研发要素跨境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贸易规则会促进研发要素跨境流动,主要通过削减跨境数据流动成本、增强空间知识溢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以及降低商业心理防备三条路径实现。相较于网络中介责任豁免、技术非强制本地化、源代码保护、电子传输免关税而言,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以及数字产品非歧视性待遇这三项规则对研发要素跨境流动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对于当前中国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研发网络角度看,数字贸易规则对研发网络中心度产生正面影响,对入度中心度的影响要大于出度中心度。当前要积极推动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的达成,在保障经济安全的前提下促进研发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向全球研发中心国家攀升。

DEPA数字贸易互操作性规则及中国对策

DEPA首倡电子支付、电子发票、数字身份等互操作性规则,并深化无纸贸易、个人信息保护等传统互操作性规则。DEPA数字贸易互操作性规则旨在协调各国异质的数字贸易环境,以促进端到端的数字贸易便利化。相较以往数字贸易协定,DEPA数字贸易互操作性规则具有先进性。加入DEPA数字贸易互操作性规则,将推动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拓展中国与其他数字经济体的国际合作,促进中国实现数字强国的战略目标。对接DEPA数字贸易互操作性规则,中国应建设并完善数字贸易监管体制和数字经济相关标准,加强数字经济安全防范机制,并适时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贸易互操作性规则。

对标全球自由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发展趋势,深入推进我国制度型数字开放高地建设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我国坚持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