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A网络深度与广度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

文章以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为基础,运用脉冲相应技术,考察了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趋势和演变规律。结果表明,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在国家整体层面、分产业层面和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均有正向的促进效应,但影响效应呈现较大的异质性。最后,文章提出了有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FTA网络发展政策建议。

全球FTA网络化发展对不同地位国家的影响

本文首先提出了全球FTA(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化发展概念并论述了其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FTA网络化发展对不同地位国家生产者、消费者、贸易量、福利和政策的影响。其主要结论有:轮轴国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有可能成为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的阻力;应尽快构筑一个以中国为轮轴国的FTA网络,以实现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的主动地位。

区域FTA网络结构演变、第三方效应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全球自由贸易协定结构在向复杂化、多极化和网络化的趋势发展,使得单边或者双边视角下的分析方法不足以解释现阶段区域FTA格局变迁。以RCEP成员国为主体构建了区域FTA网络,分析了网络结构演变及重要经济体的贸易地位变迁,通过二次指派回归方法(QAP回归)揭示了网络形成机理,并采用动态建模方法模拟中国在不同时期加入CPTPP,从而讨论了区域FTA网络及中国贸易地位的演化规律。研究发现:(1)区域FTA网络整体密度不高但日趋紧密,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使得区域FTA关系产生结构性变化。(2)各国(地区)的网络中心性排名结果表明TPP削弱了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地位与影响力,并拉大了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差距,而RCEP在一定程度缓解了TPP的负面作用。(3)区域FTA网络结构变化推动了第三方效应的升级(三角结构),同时双边国家(地区)三角结构数量的差异会对签订FTA产生促进作用。(4)模拟中国加入CPTPP的效应,结果表明未来中国加入CPTPP能够提升其在区域FTA网络中的地位。

FTA网络下重叠式原产地规则对成本影响研究

在FTA网络背景下,伙伴国签订不同贸易协定,同一种产品进出口贸易面临不同的原产地规则,即重叠式原产地规则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影响贸易效应和投资效应,进而影响两国贸易。

借路出海:中国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FTA网络的间接策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然而中国目前与欧美主要出口目标市场均难以直接建立FTA合作关系。文章基于这一现实困境提出了一种“间接策略”,即中国可以通过与尽可能多的第三方国家建立高标准FTA网络的方式,借用第三方国家的出口贸易渠道增加中国增加值的间接出口。通过构建一个间接、三边、增加值贸易引力模型,文章剖析了中国构建高标准FTA网络以促进间接增加值出口增长的理论机制,并基于1999~2018年间中国与63个贸易伙伴之间的间接增加值贸易数据证实了这种机制的存在。文章的研究结果为新时期中国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FTA网络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构建面向全球高标准FTA网络:主要进展、战略定位与路径创新

构建面向全球高标准FTA网络,既是中国对内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对外应对全球经贸环境恶化、提高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途径。虽然中国在构建面向全球高标准FTA网络进程中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FTA覆盖面、谈判进展、内容和谈判标准等方面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且局限于以获取“传统收益”为主,对“非传统收益”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收益”的获取严重不足,尚未成为面向全球高标准FTA网络的轮轴国。因此,在战略定位上要把构建面向全球高标准FTA网络作为中国快速融入全球FTA网络发展大势,打破美欧日对中国“合围”,主动参与和主导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打造以中国为主的价值链体系,有效地对冲保护主义的冲击并维护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安全的战略抉择。在路径创新上,中国应强化顶层设计,科学勾画构建面向全球高标准FTA网络的路线图,构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价值链体系,同时推进“双自联动”,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为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FTA网络提供制度支持。

全球F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在考虑协定深度的基础上,分析了全球F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的结构特征,并采用时态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方法对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第一,全球F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的无权和有权网络密度总体呈增长趋势,反映了网络中各国的参与广度和深度均有所提升,欧盟、美国、新加坡处于F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的中心地位;第二,欧盟所在子群与其他子群间形成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美国所在子群与中国及部分东盟国家所在子群之间联系紧密,表明美式规则在亚太地区的强大影响力;第三,基于TERGM的实证分析,证实了网络传递性在推动全球FTA数字贸易规则网络结构形成中的作用,这为中国积极应对美式和欧式FTA规则传播,加快形成中国FTA数字贸易规则范本并积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提供了政策依据。

FTA网络的企业创新效应:从被动嵌入到主动利用

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中国企业在全球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的嵌入位置指标,并基于2005-2016年中国进出口海关数据库和上市公司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检验FTA网络嵌入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嵌入FTA网络能够促进专利(尤其是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提高,但该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减弱;FTA网络嵌入的创新效应在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中尤为显著;进出口嵌入和国家嵌入对企业创新水平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国家嵌入的贡献度更大;FTA网络嵌入能够通过扩大贸易规模、加强竞争激励和信息技术扩散机制作用于企业创新。这些结论为助推中国企业从"被动嵌入"到"主动利用"FTA网络、破解企业创新困境提供了新思路。

“一带一路”FTA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协定异质性视角

文章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基于协定异质性视角对"一带一路"沿线FTA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使用QAP矩阵回归方法对沿线FTA无权网络和有权网络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FTA网络从本世纪初的分散式简单局域网络演变成当今的交叠式复杂全局网络,但规则深度较高的FTA网络仍然仅发生在地理邻近或地缘相近国家之间;(2)东盟国家处于"一带一路"沿线FTA网络的绝对中心地位,目前尚未形成大国主导沿线FTA网络的格局;(3)要素禀赋差值网对沿线FTA无权网络形成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除受其他外部因素(地理距离、是否接壤等)影响外,沿线FTA无权网络形成的背后存在较强经济互补动因;(4)在考虑协定异质性的有权FTA网络下,经济互补动因对深度FTA规则网络形成的影响相对弱化,而以拥有共同语言为表征的共同文化和价值观成为促进沿线深度FTA规则网络形成的重要驱动因素。

“一带一路”FTA网络国家地位测度及出口效应研究

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测度"一带一路"FTA网络国家地位,并基于1995—2018年跨国面板数据检验其对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考虑协定异质性条件下,当前"一带一路"沿线FTA网络"广度地位"较高的以波兰、捷克等中东欧国家为主,而"中介地位"排名最高的三个国家依次为新加坡、印度和埃及;沿线FTA网络中的国家地位提升对参与国出口促进效应显著,但"中介地位"比"广度地位"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沿线FTA网络国家地位提升,对中高技术制造国和资源型国家出口促进作用明显,但对低技术制造国出口影响不显著。

日本构建面向全球高标准FTA网络的特点与动因

构建面向全球高标准FTA(1)网络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通过运用演绎推理、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在对其内涵进行探讨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历史和国家战略等角度对日本构建面向全球高标准FTA网络的历程、特点和动因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可以发现,以亚洲为中心,特别是以东亚为重心,实施“一洋战略”到“两洋战略”是其空间发展特点;由小型双边FTA向双边和多边巨型FTA转变是其规模特点;先易后难,以EPA为主采取多种FTA形式,提高FTA网络质量和日趋高标准化是其目标特点。而保障国内经济稳定发展,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是其初衷;进一步拓展“传统收益”,更要获取更多更大的“非传统收益”是其目标重心;聚焦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主导权的争夺是其最高目标。日本构建面向全球高标准FTA网络比较成功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包含双边投资规范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

当今国际经济趋势表明,包含投资规范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bilateral FTAs)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通过假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包含着无限制对外直接投资规范,基于Goyal和Joshi(2006)[1],本文构建了相应FTA网络形成博弈模型。本文发现:(1)星状FTA网络是两两稳定的;(2)从空FTA网络到星状FTA网络存在一条个体国家福利和世界福利都严格改善的路径。

“一带一路”沿线FTA与出口二元边际:基于网络分析视角

文章基于网络分析视角,采用1995~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HS6位产品层面出口贸易数据,使用泊松伪最大似然方法(PPML)分析了双边FTA及出口国的FTA网络中心度地位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双边FTA深度提高对出口增长的影响主要来自于集约边际,而出口国网络中介中心度地位提升则显著促进其出口扩展边际增长。这表明,沿线国家深度嵌入FTA网络有助于促进其出口多元化和降低贸易风险,弥补双边FTA主要促进出口集约边际带来的不足,避免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基于沿线国家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边FTA深度和FTA网络地位的提升对初级产品出口国的二元边际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工业品出口国而言,双边FTA深度提升仅促进其出口集约边际增长,而FTA网络地位提升则促进其出口扩展边际增长;FTA网络中介中心度提升对信息获取能力较弱的沿线国家出口二元边际促进作用更明显。

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嵌入、制造业服务投入质量与服务国内增加值出口

本文基于以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为载体促成的服务开放,以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为切入点,利用世界银行深度贸易协定数据库、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2016)数据系统考察和检验了一国FTA网络地位对该国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结合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探究了由服务质量差异引致的制造业服务投入结构调整对FTA网络地位综合作用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以一国自身FTA缔约数量、缔约质量和FTA伙伴国的平均缔约数量、质量分别刻画的FTA网络地位,通过服务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双重作用渠道显著促进该国服务国内增加值出口。具体表现为生产步长延伸效应、技术提升效应和规模扩张效应。但嵌入FTA网络也会因国内外过大的技术差距抑制国内服务业创新,从而不利于服务出口,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同时,一国制造业服务投入质量整体上对FTA网络地位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根据效应分解结果分析,这主要是由制造业国内服务投入质量引起的,质量匹配驱动下国内外中间服务产品的再配置,削弱了FTA网络地位在供给端依托国外服务发展国内服务的作用效果。而来自非FTA伙伴的国外服务投入质量呈现正向调节效应。此外,上述调节效应在不同的分类型服务业、分类型制造业及不同国内投入密度的服务部门体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地位、服务开放与价值链服务化

文章聚焦深度FTA与价值链服务化的关系,以服务贸易国内规制为切入点,在单一FTA直接作用基础上考察了一国全球FTA网络地位对提升该国服务开放水平,继而促进双边价值链服务化的间接作用及内在机制。研究表明,一方面,FTA的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将有力推动缔约双方与服务相关的价值链合作;另一方面,相较于国内服务增加值,以一国自身的FTA缔约数量、缔约质量、FTA伙伴国的平均缔约数量和质量分别刻画的FTA网络节点地位将显著提高其制造业出口内涵的外国服务增加值比重。同时,节点地位的促进效应针对不同的国家组合、服务分行业、国内服务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而且当贸易双方同属一个凝聚子群时,服务进口国网络地位的作用效果会更加突出。进一步分析发现,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监管质量、治理效率对该国网络节点地位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对国内规制不完善或监管能力薄弱的国家而言,提高其在FTA网络中的地位更能倒逼其规制融合,加速推动服务开放。文章研究结论将为中国以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为抓手同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提供重要的实践参考,对中国深化服务开放,优化服务领域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高标准自由贸易区建设:动因、现状及路径

加快自贸区建设既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全球经贸环境恶化的必然选择,更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当前,全球自贸协定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其涉及到的议题范围也在持续扩展,规则深度不断提升,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网络化发展趋势。尽管近年来签署的自贸协定数量快速增长,但是整体而言,中国FTA的签订数量偏少且条款规则深度不深,同时已签署FTA的伙伴国主要为发展中国家和亚太国家,FTA伙伴国的覆盖面还有待进一步拓宽。适时加快推进中国高标准全球自贸区建设步伐,需要从中国已有自贸协定的有效升级、新签自贸协定的有序推进、不同自贸协定的深度融合、与国内自贸试验园区的有机对接、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互呼应等方面出发,多点发力,齐头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