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与傅斯年古书“成籍”研究

谈及古书体例和古书成书研究,一般会想到余嘉锡《古书通例》,但稍早于此,现代文史学界另有傅斯年一篇关于古书成书研究的文献,却长久为人所忽视。1929年,傅氏文学发生学研究文献部分的论述,凝结成一篇讨论先秦著述观念和成书体例的论文《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傅斯年将先秦古书分为记言之书、成篇之书、系统之书三个阶段,并对先秦古书成书过程、特点和体例作出总结。梳理傅斯年贯穿语言学、文学史、文献学的古书成籍研究方式之形成脉络,及其间多学科、多领域关联、互证的实际情况,不唯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傅斯年的学术,而且可从一个重要角度为当下古书成书研究提供参考和比较的视野。

傅斯年在“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中的关键作用

傅斯年是“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背后最重要的角色。不但顾颉刚之《中华民族是一个》是受其规劝而作,而且在费孝通写信反驳后,顾先生分两次发表的《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一为按傅先生的意见重作并修改,一为根据傅先生提供的材料写成,对讨论的进程和结果起了关键作用。因此,顾先生虽然冲锋在前,但是体现的主要是幕后的傅斯年之意图。这次讨论反映了当时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借鉴与创新的普遍性问题,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而揭示其历史与文化根源,从而更好地实现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高质量的学术图书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

本文扼要介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傅斯年图书馆）丰富而高质量的典藏。

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的学术关系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是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两个极重要的学术阵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两者建立起紧密的学术关系。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研究人员不仅纷纷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而且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使两者在学术精神上达到一致。其结果是,一批深受史语所学术精神影响的“尖子生”被培养出来,并被选入史语所工作。北大史学系某种程度上成了史语所的人才库。另一方面,史语所的学术精神,也通过北大史学系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发生着持久性的影响。

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重建

中国近代考古学建立之初，不免材料不足并有先天局限，但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壮大，其对中国上古史之重建的作用日益显现。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旧古史系统进行了摧毁性的批判，傅斯年、李济等人继之而起，开辟了重建之路。傅斯年为重建中国古史提供了体制保证并指明方向，李济则在理论和方法上提出了系统的方案。然而，李济等人限于当时条件，具体实践工作并不理想，而中国大陆考古学者们则做出了切实的贡献。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田野考古学取得极大的成就，苏秉琦等学者据此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说”，中国上古史重建已进入切实展开的时期。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的交往与学术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均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有紧密的关系。在北京大学期间,朱希祖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系主任,傅斯年和朱谦之则是北京大学非常出名的学生。以后,傅斯年、朱谦之、朱希祖先后到中山大学任教,都对中山大学史学系有所贡献。三人当中,二朱在中山大学曾是同事。朱谦之对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有较多的评论,认为傅斯年是“发展式的历史”的第三阶段的第二小阶段的代表人物,既指出了他比文献考证派的优胜之处,又指出了他的局限性。朱希祖与傅斯年在明成祖生母问题上有过争论。这些评论和争鸣,既表现出他们各自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反映出近代学人错综复杂的学术关系。

朱希祖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作为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在辞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后,加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做专任研究员,然任职三月,即被改为特约研究员。朱氏由此与史语所逐渐产生疏离。本文以史语所工作报告及台湾史语所保存的朱希祖、傅斯年、陈寅恪相关书信为基本材料,详细梳理聘任、改聘过程,并对改聘原因作了深层次探讨,认为除了有朱氏自身的责任,更与傅斯年对章门的态度及其门派思想有关;虽然如此,稍后朱希祖、傅斯年等人关于明成祖生母问题的论争,仍属于对具体问题的学术探讨,与治史理念关涉不大。

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以进化观看待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演进,认为中、西文化虽遵循类似的进化轨迹,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傅斯年由进化观促成的民族视角,提出了多元起源论主张,突破了传统史学中的中国文化同源论。他以汉民族的变迁为标准所做的中国历史分期,突破了旧史家依朝代的分界而做的自然分期,冲击了以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念。傅斯年在自然科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以＂史学即史料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主义历史知识观,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引导史语所治学的科学取向以及推动中国史学沿着科学实证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是傅斯年在现代性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史学思想的主要表现及意义,其局限主要在于他因将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强烈意愿,忽略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简论傅斯年对“清代学问”的贡献

傅斯年一生广泛涉猎众多学科,学贯中西,在学术上建树颇多。于清学史方面,傅斯年尽管研究相对薄弱,但也不能否认其贡献。傅斯年对于内阁大库及军机处档案的收购与整理,其意义是巨大的。另外,傅斯年于1919年4月1日在《新潮》杂志发表的《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一文,不仅为初学者提供了入门的正确途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研究清学者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这些方法于今日仍具有重要价值,值得我们借鉴。

两代学人的情谊与风范——杨志玖与傅斯年关系述论

傅斯年与杨志玖是具有师生关系的两代学人 ,他们二人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在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但很少有人对他们的交往和情谊进行论述。他们数十年前往来的书信和交往的资料 ,记载了他们交往的史实和表现出的深厚情谊 ,其中既显示了杨志玖先生谦虚诚实、好学进取的学人风范和重诚尚信、尊师重道的品格 ,也反映出傅斯年为发展学术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不遗余力奖掖后学的宗师风范。

傅斯年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很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他创办了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亲自主持工作。在傅斯年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学术宗旨指导下,史语所分为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四个组,很快选定了研究课题,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傅斯年“中华统一”民族思想研究

傅斯年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丰富的民族思想。民族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民族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所撰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开创了我国民族史研究的优良传统。他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既有充分的历史根据,又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强民族团结,反抗日本侵略的现实作用。他热情颂扬中国的民族脊梁,激发维护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爱国主义情感。

明清聊城运河与文化族群兴衰——以傅、杨两家族为个案

京杭大运河自元代修会通河开始流经聊城,促进了聊城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促成了聊城文化族群的兴起。聊城文化族群受八股文化的影响,多数因科考取得功名,进入仕途而兴,又恪守儒家文化的忠孝节义等文化理念,家族内部重视教育,培养人才;对外注重教化,敦睦亲邻关系。各文化大族之间遵守封建礼法,用姻亲、师友、世交等关系互相维护,用封建礼法相互制约,保持了各文化家族较长时期的传承不衰,造就了聊城文化的丰厚底蕴。

论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重读《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是傅斯年先生的史学代表作。傅氏书中高度重视史料发掘、鉴别与应用,语言学的辅助作用及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理论的借鉴运用,关注"直接研究材料"和问题之"新陈代谢",逐渐建立起了颇为崭新、独到的学术思想体系,呈现出颇为鲜明的学术特色。傅氏对上古民族与历史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鲜明的独到之处,更具有重要的学术前瞻性与开拓性。傅氏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又不时与其部分学术主张屡相矛盾,加上固有的时代局限,傅氏《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屡屡暴露出设定、假定先入为主,推论多于考证,缺乏科学的历史观念,概念含混,学理逻辑矛盾,史料鉴别、审查存在缺失,材料运用偶失恰当等缺陷与不足。在新的学术背景下,科学理性地审视傅氏古史研究,有助于中国史学的繁荣与进一步深化。

傅斯年与《东北史纲》

傅斯年以"书生何以报国"的爱国激情,忧心如焚地撰写了《东北史纲》第一卷,从历史事实上还击日本学者的"满蒙非中国领土"说,为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提供历史依据,具有政治和学术双重价值。但因为属于急就章,文中内容有易被人指摘之处,出于与日本学界争胜之念,郑鹤声和缪凤林等人对傅斯年的《东北史纲》提出了批评。

“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2004年8月在山东聊城召开的“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讨论的问题涉及到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等层面。

青年问题与“五四”时期傅斯年的新文学观

新文化运动初期傅斯年追随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以开阔的视野、刚烈的性情投身新文化运动。他以青年学生的身份,在批判周边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与志业的基础上提倡新文学、新文化,筹办并主编该时期的《新潮》杂志,积极推进新文学的传播,促进了新文学在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及社会民众中的影响。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上,傅斯年对该时期新文学的建设做出了探索,既形成了富有个性的新文学观,也体现了其新文学领导者的作用。

教育学是否为一门独立学科?——傅斯年与教育学者的一场论战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教育家。1932年,他与当时的教育学者对教育学的学术价值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本文探讨了此场论战的背景、过程并与美国教育史上的"教育大论战"作了对比。评析此场论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洞察把握傅斯年的教育思想,理解他对教育学这门学科的态度。

民国史学的一次世界之旅——中央研究院参加国际历史学会始末

1938年中央研究院参加国际历史学会是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最初,来华的国际历史学会会长泰姆普利希望顾颉刚组织中国历史学会,并以此会名义代表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由于中国史学界史观多歧,派别林立,难以统一,泰姆普利转而邀请中央研究院代表参加。中央研究院经与教育部商讨,决定参加办法三条。1938年8月,胡适代表中央研究院参加国际历史学会第八届大会,经大会决定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第八届大会所呈现的历史研究服务于现实的现代性趋向,对抗战时期中国史学界学术风气的转变产生了积极影响,史学研究、史学教育为抗日民族战争服务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共识。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

傅斯年对推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不仅创建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专门机构,积极策划并大力推进考古发掘的开展;而且随着考古实践的发展,他不断提升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认识,提出以"整个的观念"作为考古发掘的指导思想与对文物进行研究的准则,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他又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人材的培养作出重大贡献,在其奖掖下成长起来的梁思永、夏鼐、石璋如等,均成为考古名家。傅斯年领导史语所所取得的考古成就,不仅改写了中国学者在学术上处处落后于国外的局面,而且为1949年后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考古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