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赋话与赋论

司马迁是最为杰出的辞赋理论家之一。司马迁为辞赋家立传并在其传中大量录入辞赋作品。“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最重要的文学思想,只有联系屈原屈作,才能全面理解“发愤著书”说的丰富内涵与深层意蕴。《史记》中首次出现了“楚辞”的名称。考察《史记》中“辞”、“赋”、“辞赋”、“楚辞”等概念的使用有利于我们了解辞赋名称在汉代的演变情况。在辞赋的功用问题上,司马迁明确地表达了自己重于讽谏的观点。

怨与愤:司马迁对文学抒情的认识

怨与愤都是指人在同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发生冲突时产生的情感,司马迁肯定了这种情感对文学创作的意义,提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将作家创作的动机归结为“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正是对“发愤”的最好解释。如果说“怨”侧重于抒情在创作上的表现,那么“愤”就是作家创作的动力。“发愤著书”说的提出与司马迁的遭遇及其对“立言”的重视有关。在汉儒们提出“怨而不怒”的抒情标准情况下,此说大为珍贵,在理论上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排遣与消遣:近代知识群体阅读《红楼梦》的日常心态

近代知识群体不仅基于“发愤著书”的角度将自身不平遭遇与«红楼梦»相联系,而且通过对话交流、“题咏”互动等方式将«红楼梦»作为知识群体之间日常交流的重要谈资.这种带有普遍群体化的接受行为,促使«红楼梦»成为近代知识群体排遣困顿心境、寻求精神解脱及进行日常消遣的重要凭借,以至于«红楼梦»的近代阅读逐渐从私密化靠向公开化.甚至,近代学堂青年学生于课堂内外展开«红楼梦»阅读,进一步表明时人试图突破彼时道德阻力与舆论压力,有效促使了«红楼梦»成为近代知识群体日常消遣阅读的重要一部分.此类研究不仅有助于探讨«红楼梦»在近代知识群体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得以细致勾勒«红楼梦»近代接受的若干典型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