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中比例原则的适用

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是一种事后的合法性监督制度。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比例原则引入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旨在改善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方法,提升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实效。适当性原则审查的核心是手段与目的关联性。关联性是指手段能够正向推进目的得以实现的单向关系。必要性原则审查的核心是手段与结果的关联性,最小损害是确定关联性的基本要素。均衡性原则审查的核心是手段与结果的合比例性,利益衡量是确定合比例性的基本方法。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中,事实审查有助于提升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科学性”。对因紧急状态而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可以适度降低比例原则的要求。

《堡垒》:事实逻辑与信仰诗意相交融的视听景观建构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而拍摄的红色电影《堡垒》于2023年12月16日在毛主席的家乡韶山首映。电影《堡垒》坚持以“红色人物”为依托进行主角形象塑造,遵循以“红色史实”为基础的事实叙事逻辑,践行以“红色信仰”为底色的诗意主题表达,在视听景观的建构上将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创新性的表现手段融于一体,成功实现了事实逻辑与信仰诗意相交融的视听景观建构,它既为新时代党员重温入党初心和使命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思考,又为新主流电影在新时代如何做好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工作展开了有益探索,是一部电影佳作。

事实转向与理由基础

英美知识论近期出现一种所谓“事实转向”的思想趋向,它反对的主要目标是内在主义的思想。事实转向的出现曾被归结为来自三个方面的影响:麦克道尔的析取论;威廉姆森的《知识及其限度》,其核心主张“知识优先”意味着诉诸事实性;丹西的只有事实才能够是行动或信念的好的理由的“实践的实在论”。不过,事实转向存在如下的问题:一是在当今科学创造的时代,突出想象的、构造性的认识方式,应当更符合时代的需要。二是威廉姆森的“只相信你所知道的”说法,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法。实际上在面临所知不足的状况下,我们往往只能先相信,然后进一步去寻找证据来确证。三是就认识与事实的关系而言,单有事实是不够的,事实是需要解读与把握的。四是威廉姆森的“证据等于知识(E=K)”说可能会遇到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中国财政收入目标制演变研究

财政收入目标作为财政预算收入编制的基础,是财政政策相机调控的政策工具,亦是有为政府动员部署和调配资源的重要途径。中国财政收入目标制的发展阶段可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收入目标考核确立前阶段(1949—1977年)、改革开放后财政收入目标考核萌发阶段(1978—1993年)、分税制后财政收入目标考核发展阶段(1994—1999年)、新世纪财政收入目标与预算绩效融合阶段(2000—2012年)及新时代财政融入国家治理体系阶段(2013年以来)等五个阶段,具有历史演进特征。根据1998—2020年相关数据,全国、省级和地市级三个层面的财政收入目标具有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就整体而言,中国财政收入目标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体现了财政的主动性和目标意识;从区域来看,东部发达地区因为自身较大的经济体量,财政收入增速呈现正常的趋缓现象,财政收入目标总体上小于其他欠发达省份;而在区域内部,城市间财政收入目标差异分化较大,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所制定目标的水平会更高,目标的增长压力也更大,大部分城市的财政收入目标小于其实际经济增速,目标存在留有余地的空间;各省份和城市之间的收入目标差距均存在收敛效应。

论海峡两岸语言对比研究中的融合取向

两岸语言融合趋势日益明显,但相关研究滞后问题十分突出,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愈发凸显。首先对近年来海峡两岸的语言融合研究进行回顾与总结,其中,语言事实的发掘涉及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理论研究的进展体现在对融合度及其他相关理论的思考及探索上。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如何进一步深化海峡两岸的语言融合研究。不仅明确对两岸语言融合研究的应有认识,而且从事实和理论两个方面进行初步探讨。在事实发掘方面,既要进行拓展研究,横向拓展研究范围、纵向拓展历时考察,又要进行深化研究,深入挖掘融合事实。在理论探索方面,取精用宏,博采众长,同时立足语言事实,锐意创新,不断完善和发展相关理论体系。

课税要件事实的认定与归属论

课税要件事实认定,无疑是税法学界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却又研究薄弱的主题。税法学者和税收实务工作者,每每面临复杂疑难案件而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法院在司法裁判中为了避免对税法实体问题进行处理,而将税法程序瑕疵作为遁途。依据直接证明资料认定课税要件事实,应从主体资格的鉴察、税收客体有无的判断、疑似应税事实的辨识、复合交易的解析、名实的审核、归属关系的剖分、量化问题的厘定等七个方面展开。在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税法交易定性理论基础上发展出的课税要件事实归属理论,立足于类型学思维,表现出规范出发型的实践理性品性,并以模式化思维的理论图景为税收争议中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分配提供引导基准。

努力开拓和深化我国刑法学研究——牛忠志《当代中国刑法理念的革新及其法治实践贯彻》序言

司法机关在进行刑事立案确定罪量时,需要综合考虑影响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做到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并重而不能失之偏颇。罪量认定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有机统一,行为事实是认定罪量的基础,对行为事实进行价值判断是认定罪量的保障。罪量认定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形式上将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分别而论,导致罪量认定发生标准上的偏颇;罪量认定存在以单一或纯粹事实为根据的现象,没有揭示犯罪的本质特征;将定罪的价值判断与量刑的价值判断相混淆;不能及时适应情势变迁需要调整立案追诉标准,难以充分体现处罚必要性。化解罪量认定中的问题需要做到:罪量认定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不能厚此薄彼或者此消彼长;罪量认定坚持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结合,区分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及时调整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确保刑事立案的公平、公正;健全和完善刑事立案监督机制。

论借名购房纠纷房屋物权的归属

司法实践中经常遇见所谓借名购房问题,这种房产物权名实不符的现象给相关司法裁判带来困惑,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均没有对此类行为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的处理结果也不尽相同。对此,司法裁判应从意思自治的民法理念出发,结合《民法典》的基本法理及相关司法解释精神,在对借名购房纠纷中房屋物权归属进行系统法理分析基础上作出妥当处理。

基于语义相关性分析的多模态摘要模型

多模态生成式摘要往往采用序列到序列(Seq2Seq)框架,目标函数在字符级别优化模型,根据局部最优解生成单词,忽略了摘要样本全局语义信息,使得摘要与多模态信息产生语义偏差,容易造成事实性错误。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种基于语义相关性分析的多模态摘要模型。首先,在Seq2Seq框架基础上对多模态摘要进行训练,生成语义多样性的候选摘要;其次,构建基于语义相关性分析的摘要评估器,从全局的角度学习候选摘要之间的语义差异性和真实评价指标ROUGE(Recall-Oriented Understudy for Gisting Evaluation)的排序模式,从而在摘要样本层面优化模型;最后,不依赖参考摘要,利用摘要评估器对候选摘要进行评价,使得选出的摘要与源文本在语义空间中尽可能相似。实验结果表明,在公开数据集MMSS上,相较于MPMSE(Multimodal Pointer-generator via Multimodal Selective Encoding)模型,所提模型在ROUGE-1、ROUGE-2、ROUGE-L评价指标上分别提升了3.17、1.21和2.24个百分点。

一种面向事件事实性预测的平行语料库构建方法研究

事件事实性预测(Event Factuality Prediction,EFP)是将事实性评价(Factuality Assessment)问题建模为句子级别回归任务,判定句子中事件提及(event mention)的事实程度.EFP是自然语言处理中重要且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与英文事件事实性语料库的资源丰富不同,目前中文领域事件事实性语料库十分缺乏,这明显阻碍了对中文事实性评价问题的进一步研究.针对此问题,本文探索并提出了基于机器翻译的半自动事件事实性平行语料库构建方法.实验结果表明,利用本文构建的事件事实性中英平行语料库Parallel FactBank配合DLEF语料库进行多任务学习可以有效提升中文EFP任务中模型的泛化能力,并使模型在各数据集上性能优于单任务学习模型.

事实因果关系的归责功能

“归因—归责”的阶层性判断框架对因果关系从事实到规范、从客观到主观的判断模式是法学界的共识,但对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是否只是单纯地适用条件公式值得研究。行为危险现实化说在特殊体质和介入型案件中采用比较事实原因力的方法降低规范判断承载的压力,把对危险实现的规范判断建立在事实因果关系判断的基础之上,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事实因果关系的重要性。无论是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事实因果关系都不是用形式化的“若无则不”公式判断的诸多等值条件关系。事实因果关系对法律因果关系具有判断和认知两种功能。危险创设阶段的事实因果关系主要是对心理类案件和不作为案件中的因果关系提供认知功能。危险实现阶段的事实因果关系可以为特殊体质案件和介入型案件提供基于事实原因力比较的判断功能;在因果关系存在科学不确定性的案件中,危险是如何具体实现的需要通过流行病学或其他学科的合法则的事实因果关系进行判断。并非所有案件都需要事实因果关系对归责的辅助性判断功能,在非疑难案件中,事实因果关系没有必要受到特别重视;在有些疑难案件中,疑难的确只存在于规范判断上,对于这些案件,事实因果关系只需要根据条件说即可验证。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备案的法律属性与控制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备案是应对“算法泛在”而创设的新型备案制度。基于破除算法不可解释性的现实需要、算法创新与安全的价值平衡、传统合规模式的加速转型以及扁平化问责的规则改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备案具有进一步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算法备案有效实施的关键在于其法律属性的廓清,算法备案与行政许可、行政确认等行政行为存在内容、结构及性质层面的显著区别。质言之,算法备案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而言,均无法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其法律属性应认定为程序性事实行为。基于此,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备案的控制机制应考量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的内容敏感度、算法风险等级以及算法备案机关专业能力等因素,明确算法备案的适用范围;将民主性、合理性与严谨性作为形塑算法程序的价值理念;立足算法备案资料报送阶段、事中“责令改正”阶段以及事后执行罚阶段的内容与特征,实施差异化的救济手段。

刑法中容许的案情认识错误之司法审查

以假想防卫、假想避险等情形为其内容的容许的案情认识错误,是刑法总则犯罪论中的“经典问题”。为良好地解答这道有挑战性的难题,应当明了与该论题有关的各种意见的相应理论背景,以及其所对应的各种犯罪论构造。容许的案情认识错误与容许错误不同,前者是对本体性的具体案情发生了认识错误,而后者是对规范性的刑法条文本身产生了理解偏差。尽管在容许的案情认识错误问题上产生了严格罪责论、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论、排除故意不法的限制罪责论和法律效果援用之限制罪责论四种不同意见,但是,以足够的信心分别权衡这各种意见的相应论据,可以在这四种方案中做出理性的选择,从而很好地回答容许的案情认识错误的问题。

污名化的语言表征及其社会认知阐释

污名化借助语言利器贬损受污对象以丑化其形象,尤见于国际政治场域和重大国际事件的后果中。破解污名化现象有必要对污名话语进行深层解构。本研究从社会认知语言学视角探讨国际格局深刻变化背景下美英两国智库和媒体对俄污名化现象的语言表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污名化可由用以炮制负面形象概念的新创词汇和贬义词汇来表征。这两类语言表征均与现实表征不相符,并受到心理表征制约,如社会认知因素中的刻板印象、社会图式、隐喻理解等,其语用目的为实现认知者(如话语主体及其所代表的集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切身利益。污名话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意识操纵,体现了深刻的社会认知关系。

论行政裁量基准法律效力的类型化构建

行政裁量基准是控制行政裁量的重要规范性工具,裁量基准法律效力的辨明有利于规范行政活动,反哺行政立法的科学化。有关裁量基准法律效力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事实效力说、间接法律效力说和直接法律效力说,但都缺乏对裁量基准法律效力的全面的体系性认知。全面认识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必须建立在对裁量基准种类的类型化构建的基础上。具体而言,对裁量基准法律效力的评价体系应基于裁量内容标准、公开性标准、创设权利义务性三个因素进行类型化构建。据此,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应当三分为事实效力、间接法律效力、直接法律效力。个案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则根据三个因素组合的具体结果在间接效力到直接法律效力之间波动。同时,可以采取“赋分制”对具体类型的裁量基准法律效力作可视化处理。

语篇连贯视域下新闻报道隐性评论探析

文章以语篇连贯为视角,即导语和结论内部之间的语义联系的角度,分析了德国《明镜在线》中关于北京的新闻报道的隐性评论的识解过程及其规律。新闻报道者通过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和编排隐藏自己的评论和态度,表现在语言层面便是命题间的语义联系中含有报道者的隐性评论。其识解依赖于命题事实间的三大关系与新闻报道的语体特征相结合产生的特殊效果:并列关系可以使“背景事实”与“新闻事实”之间产生对比反差的效果;因果关系通过为“新闻事实”无标记地提供“因”或“果”来暗含报道者的评论;时间关系通过“预测”来暗示对“新闻事实”的评论。

基于中国文化认知的公司治理研究

借助社会学嵌入理论,公司治理将文化认知、宗教习俗等非正式约束纳入研究范围。但囿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公司治理研究仍然忽视管理层权力内生性及企业家个体特征;忽视股东与企业家间的互动及企业家主观能动性。治理实践证明,中国文化认知中“价值评价”与“事实认知”互融的整体思维模式能够提高治理效率,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受研究范式所限及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中国近代公司治理实践被忽视,理论界缺少声音。文章通过深入挖掘中国文化及治理经验,以期为促进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持续和谐增长作出理论贡献。

25岁以下极年轻乳癌病人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分析

目的 探讨25岁以下极年轻乳癌(VYBC)病人的临床病理特征与预后因素。方法 筛选美国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SEER)数据库中25岁以下女性乳癌病人共399例,采用χ^(2)检验和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对纳入病人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纳入研究399例病人的2、3、5和10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4.6%、91.3%、86.6%和78.7%。在≤20岁和21~25岁两组病人中,雌激素受体(ER)状态和分子分型的构成比有显著差异(χ^(2)=5.289,P<0.05;Fisher确切概率法,P=0.031)。不同分子分型病人组织学分级(χ^(2)=55.692,P<0.001)、临床病理分期(P=0.024)和T分期(P=0.001)等特征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显示,ER状态和T分期、N分期和M分期等特征是影响VYBC病人总生存期(OS)的独立预后因素(HR=0.385~6.532,95.0%CI=(0.150~2.644)~(0.985~16.964),P均<0.05),而手术方式等其他变量不是影响OS的独立预后因素(P均>0.05)。结论 ER状态、T分期、N分期和M分期等因素有助于临床初步预测25岁以下VYBC病人的生存预后;手术方式的选择与VYBC病人的OS无关。

法律与事实的识别难题及应对方案——兼论我国事实问题清单制度中裁判者的职能分工

保障事实问题清单制度的良性运行,是我国七人合议庭中的司法裁判权在法官与陪审员之间配置所面临的重要难题。事实问题清单内容的设计或拆分、混合,是解决该问题的首要任务。在理论上应分析特定语境下的事实命题,了解“二级事实”的可拆分性,以司法证明的角度看待法律与事实两者的关联性,最终以“适宜由陪审员认定的事实问题”作为清单中的问题,在事实问题清单制作中审判长以问答的形式呈现。事实问题清单制度可以借鉴域外的经验进行设计,采用“分解型”的提问模式、“是否型”的回答方式,由法官决定证据采纳,并提供完善的救济渠道。另外,可将法官指引融入事实问题清单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事实审与法律审的区分机制。

丘濬《世史正纲》新探

丘濬的《世史正纲》是明代中期史学的代表性著作。尽管它是一部旨在宣扬儒家纲常伦理的简明通史读本,但其中并不缺乏中国古代史家一贯坚持的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以及经过自主思考形成的独到而高明的史识。丘濬作为一名以“经济自负”的学者,其史学著作的书写没有脱离自身的时代环境。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与关怀是《世史正纲》的重要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