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备案的法律属性与控制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备案是应对“算法泛在”而创设的新型备案制度。基于破除算法不可解释性的现实需要、算法创新与安全的价值平衡、传统合规模式的加速转型以及扁平化问责的规则改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备案具有进一步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算法备案有效实施的关键在于其法律属性的廓清,算法备案与行政许可、行政确认等行政行为存在内容、结构及性质层面的显著区别。质言之,算法备案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而言,均无法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其法律属性应认定为程序性事实行为。基于此,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备案的控制机制应考量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的内容敏感度、算法风险等级以及算法备案机关专业能力等因素,明确算法备案的适用范围;将民主性、合理性与严谨性作为形塑算法程序的价值理念;立足算法备案资料报送阶段、事中“责令改正”阶段以及事后执行罚阶段的内容与特征,实施差异化的救济手段。

实际控制人性质、政府目标与股权转让溢价——基于大宗股权协议转让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4-2006年大宗股权协议转让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股权转让溢价间接测度控制权私有收益,研究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对股权转让溢价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控股公司的股权转让溢价显著低于非政府控股公司,中央政府控股公司股权转让溢价显著低于地方政府控股公司,没有发现地方政府行政级别与其所控公司的股权转让溢价存在显著关系。这些结论表明不同层级政府实际控制人的目标函数差异及利益选择偏好,是股权转让溢价程度出现横截面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些结论为我国现阶段股权分置改革建立起的自由流通交易平台的交易实质提供一个新的解读视角。

实际控制人性质、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司税收规避

笔者利用2006年~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在我国转轨制度背景下,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及地方政府竞争等因素对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显著低于国有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中央国有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显著低于地方国有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不同股权性质公司税收规避动机和能力存在差别,而地方环境差异显著影响公司税收规避的空间和可能。

产生式规则专家系统的原理与实现

不确定的知识表示与知识推理是专家系统研究和开发的难点。本文利用“目标驱动”方法中控制模块、规则库和事实数据库的操作原理,使用SQL Server2000和Delphi 6．0作为开发平台,通过数据格式和算法的设计构造并实现了一个产生式规则专家系统。该系统实现了不确定性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的计算机化,用户只需要为系统提供足够的已知数据,就可以获得专家水平的结论。

从语言表达看疫情下人们的因果认知与反思归因

本文以Pearl&Mackenzie(2018)提出的“因果关系之梯”为框架,考察和分析新冠疫情下,人们对各种疫情防控政策、措施及其效果的因果认知与反思归因。特别是通过相关的语言表达,来提取和分析人们对疫情及干预措施的种种观察与认识,揭示人们怎样洞察干预行为与防控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做出推论;特别是从反事实表达(比如,“假如我们当时[不]采取社交隔离措施,其结果会怎样”等)上,来窥测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于疫情防控措施及其效果的因果认知与反思归因、责任追究意识与道德风险考量。

论新闻舆论监督与逻辑的一致性

新闻舆论监督在当今社会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逻辑学作为一门工具性的学科 ,与新闻舆论监督有紧密的联系。寻求两者的结合点 。

基于GIS的黄河三角洲地区控制点沉降初步分析

黄河三角洲地区许多控制点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沉降,个别点年沉降量高达8.01 cm。该三角洲地理环境复杂,控制网复测成本畸高,部分控制点甚至因地形变化而无法复测。为此,在无法应用常规变形分析理论方法的情况下,对该地区建国以来的测绘档案资料进行数据挖掘,利用G IS的空间分析方法,发现了一些用常规方法难以发现的规律,并进行了初步验证,进而对该类地区控制测量的一些现象重新分析,并总结了对建、管、用网的参考意义。

完善境内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披露监管的建议

以行政规章和证监会规范性文件为主体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披露制度已在国内证券市场初步建立,但囿于实际控制人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披露主体相关权限及配套措施的匮乏,特别是责任追究机制的不健全,目前制度的执行效果不甚理想。本文在借鉴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的权益披露规定经验的同时,根据大陆市场法制和监管环境的现实,就现有监管框架下可行的完善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监管措施进行了探索。

政府干预、同属管辖与自利性股权转让市场反应研究——基于控制权转让溢价和内幕交易的视角

本文采用2001-2006年发生的407起上市公司大宗股权协议转让数据,研究了实际控制人性质、股权性质变更和控制权转让方式对转让溢价的影响,发现政府作为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具有与非政府实际控制人所不同的"掏空"方式;政府实际控制人将控制权转让给不具有政府背景的并购方时,更倾向于收取较高的转让溢价;在政府普遍干预控制权市场的制度背景下,异地出让控制权带有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并购方收购目标公司的溢价越高,内幕交易越严重,宣告日前的累计超额收益成为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最终实现形式。

上海自贸区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反事实”思维视角

自贸区作为以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国家试验田",是中央政府做出的关于经济改革、转型和升级的战略决策,其目标不仅是要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更要通过先行先试的模式探索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复制的经验。本文以最早成立的上海自贸区为例,运用面板数据政策效应评估方法与合成控制法,对比自贸区成立前后经济变量的实际值与"反事实"值之差,揭示样本期内不同季度的实施效果,评估其对地区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两种方法评估下上海自贸区对上海地区实际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及进出口总额的影响效应分别为2.82%、1.25%、2.54%、2.34%及3.24%、1.05%、2.75%、2.23%,其中对人均GDP的影响较大,所得结果大于零且基本保持一致,表明自贸区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效应为正,两种方法均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占有的交替:实务反思与规则塑造

实务中对占有的交替的把握存在较大分歧,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比较突出,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明确的判断规则。理论上用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双重控制说空有形式结论,却无实质说理;先占取得说针对的是无主物,适用范围很窄;管理义务说则无法说明注意义务的产生根据。在明确财物的原占有人丧失占有的前提下,才有必要讨论占有的交替。特定领域的管理者之占有并非恒定的状态,会随着场所封闭性的变化而改变,故应以行为人行为时为基准来进行确认。在完全封闭的特定领域,由于管理者对该领域内的财物存在排他的事实性支配,可以肯定占有的交替。在不完全封闭的特定领域,能否肯定占有的交替则需要考量事实性支配的强弱以及占有意思的程度,前者虽因个案而异,但场所的封闭性程度、支配的核心区范围、抑制第三者占有的特别措施是不可忽视的判断资料;后者则需要联系事实性支配的程度相对地确定,在事实性支配弱的情况下,只有存在明确的占有意思,才能肯定占有的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