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学说:法家之东方“别派”与另类的“汉承秦制”

战国后期形成的黄老学说系法家在东方齐地的一门“别派”,由于东方齐地特殊的政治文化,使它与三晋法家和西秦商、韩法家理论都有着重要区别,但是它们的基本共同点则是为建构大一统君主集权政治服务,主张以“法”治国,以“术”“势”驭臣。黄老学说在汉初通过“萧规曹随”,走上帝制时代另类的“汉承秦制”之路,从而使汉初的“汉承秦制”具有更复杂的特点。在文景时期,由于皇权与外戚、宗室、军功大臣之间博奕的张力,促使黄老之学与儒家学派成为维护各派政治利益的理论武器,导致西汉前期政治制度的建构、变革异常错综复杂。

儒法之间:道家哲学对先秦法思想史的意义

于传统法律思想史视阈之研究,道家哲学常被阐释为一种法律虚无主义。然而,其发轫之时于先秦法思想之意义主要在于对传统德礼的解构,及对法家法术的启示。道家抱持超越人文、批判现实的姿态,阐发一套揭露人欲、质疑圣智、否弃仁礼的学说,构成儒家祖述圣王、从周复礼抱负的反动,是法家颠覆传统、变法改革立场的助力。进而,道家的本体道论为法家的"势"论铺垫了哲学基础;道家的无为之治隐含"道生法"的思想路径,为法家的"法"论蓄积了话语资源;道家的辩证柔术为法家的"术"论确立了基本思维。将先秦道家哲学置于"儒法之间"进行审思与诠释,方能洞明道家哲学在先秦法思想史中的特殊地位。

法家之“法”的实证主义品格及其现代阐释

在春秋战国这个社会大转型时期,儒家主张"以礼治国",而法家鲜明提出了"以法治国"思想,蕴含着法与道德的分离、法区别于道德这个法实证主义的基本命题。法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主要包括法的公开性、普遍性、客观性、适时性、稳定性以及法的平等性与权威性。与法的君主本位相映成趣的是,法家之"法"具有公法本位的工具主义特征,以实现富国强兵的功利目标。法家形式法治思想虽有明显的局限,但亦具现代性,是应予珍视和挖掘的古典法治思想资源。

先秦法家的术治思想与马基雅维利的术治思想之比较研究

先秦法家与马基雅维利基于人性恶的基础上,提出君主在紧握权力的前提下,必须具备高明的统治术和驭臣术,否则君主将不成其为君主。先秦法家诸子在向君主积极奉献治术的同时,也为君主设计出许多令人谈之色变的诡诈手段。马基雅维利为实现国家统一,向洛伦佐二世献上了他多年来苦心思索的研究成果。他极力倡导君王为达目的,可以采取一切必要之手段。从此,政治无道德论这顶"桂冠"扣在了马基雅维利头上。其实只要我们看看先秦法家诸子,尤其是韩非所设计的阴谋诡计,似乎也无多少道德可言。

汉代思想家刘安的新道家治国理念

淮南王刘安是汉代新道家的代表人物,其著作《淮南子》以新颖的学术观念,反思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积极吸收先秦诸子的政治学说,以道家思想为基点,设置了顺应时代要求的治国方略。强调以民为本的社会变革,反对法家的弱民强国、君主高度集权的专制思想,提倡节俭,张扬国法维上的治国理念,创立了系统独特跨越历史长河的新道家治国思想。

先秦儒、墨、道、法家君臣关系理论浅析

先秦时期,以儒、墨、道、法家为代表的各大学派针对君臣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儒家认为君臣关系应建立在礼义基础之上,墨家认为君臣之间应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关系,法家认为君臣之间是纯粹的利益关系,道家则主张以“无为”处理君臣关系、分配君权与臣权。对这些理论进行探讨,发现其价值、规律,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并吸取其可资借鉴处。

法家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地位

法家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于秦王朝,其一系列的“变法”和“法治”思想主张,真切反映并适应了当时由诸侯割据向封建集权过渡的时代要求。西汉及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则援法入儒,礼法结合,从而实现了儒法合流;法家化的儒学遂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文化。

民国时期诸子学研究的转型与发展

诸子学研究是民国时期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诸子学的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价，并进行了现代意义的注释，从而使诸子学发生了现代转型，极大地推进了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学的研究。

关于李斯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斯把法家思想作为秦统一后的统治思想是秦国重法传统发展的必然结果。法家思想的采用遭到了儒家的反对 ,李斯为了贯彻法家思想 ,提出了焚书之议 ,此后秦始皇又有坑儒之举 ,但焚书坑儒并没有灭绝古学 ,也不是造成百家争鸣局面结束的根本原因。李斯法家思想的来源 ,主要是荀子、韩非子、吕不韦和商鞅。李斯并没有真正掌握法家思想的精髓 ,他歪曲了法家的本意 ,最终造成秦的速亡 ,使法家思想蒙受不白之冤。

论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评价

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历史”史观的基础上,肯定了法家人物在历史变革时期不可替代的作用;客观描述了法家人物固有的局限性;深刻剖析和批判了法家人物道德人格的缺陷。并依此对司马迁评价法家人物的矛盾说提出质疑。

秦史学与法家思想

在中国史学史上,秦史学(包括秦代以及统一之前的秦国史学)总体而言不够发达,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秦人在历史观方面则具有"时变世异"、"今胜于古"乃至"厚今薄古"等思想。秦史学基本状况及特点的形成与法家思想在政治领域的主导性作用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传统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意义。

西宪理论与法家学说基本论点之辨析

西方宪政理论将法治、分权与制衡以及人权保障等原则奉为圭臬,并以法治、权力分制为治道,以人权保障为政治之目的。而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法"、"术"、"势",并以"法"、"术"为手段,以加强君主之"势"为目的。二者分别把民主宪政理论和君主专制理论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并且在历史上都曾以其理论创新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论先秦儒法融通思想——以“转关人物”为中心

儒法思想之融通,在历史渊源上呈现为"儒法同宗"的命题。管仲的思想是其实质依据,后来稷下学宫的《管子》将其文本化。李悝、吴起师儒而任法,开"儒家"向"法家"转变之先河。"杂家"尸佼曾为商鞅之师,其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杂以法家思想,亦体现了儒法思想的融通。"转关人物"的思想不但从学术源流上印证了法家出于儒家的命题,且揭示了法家的"政治家"本质,蕴涵了对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中人物思想矛盾性的解释。

给法家一个公允的说法——从亚里士多德对法治和人治的比较看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对法治和人治作了系统比较,指出法治优于人治。文章以此为评判标准,对先秦法家“以法治国”思想进行了评价。在法治不受感情影响,因而更客观、公正,与法治比人治更凸显管理效率这两方面,先秦法家和亚氏是一致的。但是在立法权上二者有了分歧。亚氏认为法要由多数人制定,法家却主张法由君立,这一点决定了法家的“以法治国”只能是“形势的、浅度”法治,而亚氏的法治则是“实质的、深度”法治。

从汉大赋中的天子车驾看汉代礼制

汉大赋中的天子车驾包括大驾、法驾、小驾。透过汉大赋车驾描写的不同,可以发现汉代礼制的变迁及文人心态的转变。从《子虚赋》的奢侈到《上林赋》的守制,司马相如确立了汉大赋的描写格局与摹礼特色。从《上林赋》的崇儒车驾到《甘泉赋》中的甘泉卤簿,汉代赋家于崇儒外衣之下,兼容了多种文化精神。而在《两都赋》与《二京赋》的车马描写中,则可见东汉文人在追慕西汉与赞扬当朝之间的尴尬处境。

胡适与近代诸子学研究的转型——以胡适的法家研究为中心

胡适对《韩非子》等法家著作的篇章真伪进行了考辨,并用近代的观念阐释法家思想。他将法家思想和西方法学相关联,用进化的观点对法家思想进行了解读,并从逻辑学的角度考察了法家的法治思想。胡适在法家思想研究中所创立的学术研究范式及其表现的学术精神,使其在近代诸子学研究转型中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法律工程学的法家学说

在自然科学领域,早已形成了理学与工学并立的知识格局。在法学领域,按照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分野,则可以形成法律理学与法律工学的并立。法律理学侧重于法学基本原理的探究,可以称为理论法学或法律理论。法律工学主要在于实践与运用,它追求的目标是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法律工学就是法律工程学,也可以理解为实践法学。先秦法家学说主张以法治国,并强调通过以法治国实现国家富强,具有法律工程学的性质。至于法家第三期,则可以视为法律工程学的典型样态。阐明法家学说作为法律工程学的性质,有助于厘清法家学说与法学的关系,亦有助于法学知识体系中法律理学与法律工学二元格局的形成。

文化自觉视域下“法家”之英译考辨

长期以来,英语世界的学者将先秦诸子百家中的"法家"译为"Legalism""the Legalist""School ofought""the School of Law",将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韩非子等译为"legalists"或"legalist thinkers"。本文运用"文化自觉"视域下典籍英译三原则,逐一考察了这些翻译存在的问题。由于"法家"与儒道两家有着极其深厚的思想渊源,并且英语学术界将儒家和儒家人物、道家和道家人物分别从从前的"Confucianism"/"Confucian","Taoism"/"Taoist"译为"Ruism"/"Ruist","Daoism"/"Daoist",所以,建议参考李宇明的"术语关联法",将作为学术派别的"法家"译为"Fajiaism",将法家人物译为"fajiai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