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小说的伦理叙事与观念转型

晚清新小说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反映民众的思想和精神,不仅批判君主专制体制的弊端和戕害个体独立人格的礼教伦理,还实现了从忠君到爱国的思想转向和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表现出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晚清新小说君臣伦理叙事和伦理变革思潮交汇互动,在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汉思想家王符君道观探析——以《潜夫论·明暗篇》为考察中心

王符《潜夫论·明暗篇》通过论述君主的“兼听”“偏信”及其对应的“圣明”“愚暗”,旨在说明君主为君治国之道应当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不要因偏听偏信、专宠一人而拒绝其他臣属和广大下层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国君是传统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其对臣下和贤材所采取的行为及态度,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成败。此外,权贵和骄宠之臣与下层寒门人士存在利益冲突,君主需要克服这种困难,防止嫉妒和迫害,才能保障人才、信息渠道畅通,为国家治理吸收有益意见,选拔优秀人才。

论儒学影响下十六国少数民族君主的思想转变与尚文倾向

十六国少数民族君主在入主中原建立割据政权之后,能积极汲取儒家文化的丰厚养料和有益因素,提高自身文化底蕴和儒学修养,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确立儒家思想的指导地位,以儒学德政理念治国安邦,在社会生活领域实践儒家的道德规范,奉行“仁义礼智信”的价值准则,同时还“善属文”“好诗咏”,以“引诗”“赋诗”与“献诗”作为君臣交流的重要方式。这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和模式,完善了北方的学术与文化环境,更在整个统治阶级上层呈现出整体尚文的倾向,奠定了北朝儒学建设的政治与思想基础,对之后的隋唐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山川”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建构

"山川"对于探讨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类型及其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象征价值。大禹治水体现了对"山川"关系的理性认识,推动了以"家天下"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家的形成;西周分封制度中"山川"所体现的"形便"交通秩序,具有大一统的政治意蕴,分封制瓦解,"山川"则演化为诸侯国崛起标志的"形势";秦以后的帝国时代"山川"作为区划的原则之一,其实构出的行政区划,因与中央集权冲突,不断地被解构,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基本面貌。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及其发展中,对"山川"地理标志价值取向的变化,反映了以"家天下"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农耕社会国家发展的历程。

祢衡论

祢衡以狂名于世,但他不只是一介狂生。祢衡深受东汉党人“忠君”、“忧道”思想的影响,在汉魏之际社会大动荡、思想大变革的时代,特立独行,承袭东汉党人余烈,坚守儒家正道,以忠君爱国为立世之本,以刚傲清狂张扬忧道之情。他的种种狂言悖行出自一个目的:以“狂”的方式,表达自己忠君爱国的政治理想。

论明清之际启蒙学者对“家天下”的批判——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之四

在中国古代 ,君主专制的现实决定了“家天下”为君、臣、民共同认可的观念。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 ,历史上对它的指责代有其人 ,但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批判是明清之际启蒙学者。其中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的主张最具代表性 ,他们的批判达到了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文化战略思维

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对外关系中非常重视文化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崇尚贯注王道精神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主张以文德教化为主要战略手段构筑华夏文明主导的和谐的天下秩序。这种文化战略的理论基础是"华夷之辨"与"华夷共祖"的文化族群观念。"尊王攘夷"与"用夏变夷"是具体的战略手段。"亡天下"与"王天下"表现了文明的自我警示和最高理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文化战略思想,扩大了先进的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文明的延续传播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团结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也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秦始皇的奢侈性消费

秦始皇统治时期,奢侈性消费急骤膨胀。家国一体的家天下,是秦始皇奢侈性消费持续并扩大的根本原因。其时社会生产已停滞萎缩,始皇帝的奢侈性消费却不断膨胀,加之抑制其奢侈性消费的环境条件的缺失,最终导致了秦朝的灭亡。

从《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看康有为的民族主义话语

《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是康有为于1898年6月上书光绪帝,反映其民族国家话语的代表性奏折。该折集中体现了康有为关于近代中国政体转型的设计、君主立宪体制下的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设想、以及近代民族关系认同符号等思想,即"君民合治、满汉不分、合为中华"。康有为的民族主义话语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齐国政略特色

太公与管仲是齐国社会发展史中的两位最具影响力的大政治家,其政治理念与治国方略带有鲜明的齐法家特色,不仅与周公、孔子等懦家有原则区别,而且与三晋法家(秦法家属于三晋法家)也有显著不同。

哀敬两尽:从“君视大敛”看君臣、父子伦理的情感内涵

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政治伦理与亲属伦理及其内在的精神情感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家国关系及政治秩序的深层根基。本文通过对《士丧礼》中“君视大敛”这一环节的描述分析,指出君臣之间以敬为主的情感内涵与父子之间以哀为主的情感内涵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而从根本上讲,这两种情感及其相互作用统一于儒家的仁义思想之中。通过对这两种伦理之情感内涵的讨论,文章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家国关系的内在精神情感通路,即性情仁厚之人在家庭内部孝敬父母,才能在国家层面忠于君主,而国家层面的君臣关系也关照、影响着家庭内的父子关系。文章同时也为理解当下身处尊卑有等与亲疏有差两层关系中的中国人的内在情感状态、行动伦理以及在此结构中形成的社会人格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孔孟社会思想差异与其不同的历史影响

儒家文化一直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儒家文化自唐宋以后又被概之以“孔孟之道”。这样,孔孟两个思想家之间的差别便被泯没了。但事实上,二者在思想倾向、学说内容上的差异却是巨大的,二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李觏思想的核心价值探微

一介寒儒李觏,目睹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晨夜精思",有志"警宪邦国,康国济民"。在科场连遭挫折,进不了仕途后,一面教书育人,培育医国贤才,一面著书立论,从政治、经济、军事、选才、人伦道德、宗教信仰等方面开具了一系列医国良方。他虽然位卑"未曾得君行道",但他所论"皆极当时之病"的"真医国之书"。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王安石变法,有称之为"王安石的先导"。他的"医国"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具有永恒的普世价值,对我们今天深化体制改革,革除社会弊病也具有现实意义。

《管子》“形势解”的治国理念及其他

《形势解》是对《管子》“形势”篇的详细解说,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念。《形势解》认为“道”和“天道”是君主治国的根本依据,君主行“道”、效法“天道”在根本上就是要遵循客观事物的规律;《形势解》在治国理念上强调“法治”与“德治”统一,在对“民情”、君民关系、君臣关系的理解上体现出显著的“德治”色彩;在君主决策上强调“顺理”与“合情”的统一,认为既要遵循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还要把握民心、民情。通过解释,《形势解》体现出明显的融合儒、法特点,《形势》篇浓厚的“黄老学派”色彩几乎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