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精神”的建构与发越——樊浩先生伦理学研究之一瞥

樊浩先生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从其所确立的旨趣、铸造的品格到创设的论题皆别具一格,蔚为伦理学领域之一大景观,其中又以"伦理精神"的申述与阐发最为别具匠心。伦理精神不是对伦理精神化或精神伦理化的简单解释,而是以此达成对人类精神终极追求的探寻,即探究伦理精神作为"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之至善究竟对人类文明发展意味着什么;切近而言,即是中国伦理精神对中国现代社会形态具有何种意义。对此,樊浩先生不惜运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文化战略"之深沉笔触、势大力沉的理论思辨和"顶天立地"的担当意识来展开其思考,为此所展开的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文明冲突"的伦理省思、韦伯创制"理想类型"之伦理范型的方法论超越、黑格尔精神哲学形态方法的批判性借用、生态哲学借以建基的"价值生态"的方法论发越等,都被创造性地融入"伦理精神"主题的卓越运思当中。显然,樊浩先生的伦理思考不是对伦理世界的单纯观照与直观映射,而是通过伦理世界进入到对整个精神世界的哲学反思。他新近指出的人类文明必将以"伦理共和"的方式完成自身多样性体系建构这一观念,再度反映出这一致思取向。

中西四德的对观:伦理冲动的两种道德哲学形态

樊浩教授所提出的"西方四德的人性结构是‘理性+意志’;中国四德的人性结构是‘理性+情感’"的两命题,经讨论或许可以得出:西方四德智、义、勇、节的主体依序是"理智、意志、愤情、欲情",或"理性、理性欲望、2感性欲望"或"理性、3非理性"或"理性、3欲望",未必可归结为"理智/理性+意志"。关于中国四德(或儒家四德,或孟子四德),樊教授归结出"四德—四心之中,3/4的是情感,1/4的是理性,是一种‘理性+情感’的并以情感为主体的特殊人性结构",对孟子哲学来说大抵是合理的,唯儒学各家的说法细节不一,无法一概而论、一体适用。

《全宋诗》之范仲淹、邹浩、王谌、文天祥诗重出考辨

《全宋诗》著录诗人9000余人,卷帙浩繁,成书出于众人,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收诗的现象。对此,学界已做了不少修订工作,如陈新等人编著《全宋诗订补》、张如安《〈全宋诗〉订补稿》。近来,通过查阅文献,发现范仲淹、邹浩、王谌、文天祥诸人名下还有不少诗歌与他人重出,故很有必要对这些诗的归属加以一一考证。

儒道释融合新儒家典范——夏同龢题南湖先生扇面解读

清末状元夏同龢题南湖先生扇面内容系抄写,出自清乾隆进士彭绍升《儒林公案拈题》一文,是对两个儒家思想代表人物程颢与张载的一段著名问答《定性书》的短评。扇面涉及的五人,其中四人进士,一名举人,都是科举精英,正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但他们同时都涉猎佛、道思想,其中夏同龢等三人晚年更是皈依佛门。一张扇面,区区80字,却是千年来中国正统儒家知识分子儒道释融合的新儒家思想典范。

探赜钩沉 百代标程——由范宽说起

五代宋初是中国山水画成熟并走向滥殇的时期。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继魏晋以来,荆、关、李成之后理法大备的杰出之作。对范宽及《溪山行旅图》研究,具有现实观照之意义。

论三川口之战中宋夏双方对情报的运用

北宋康定元年(1040)爆发的三川口之战,是宋夏双方的首次大规模战争。元昊为了确保在此次战争中取得胜利,格外重视对情报的获取,采取各种举措刺探宋方情报,在对情报进行综合研判后,确定以延州为进攻地点,制定了详细的进攻路线。随后,元昊发动突袭,充分利用情报,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反观宋方,宋廷在战前对元昊一直保持息事宁人的态度,使得延州知州郭劝、范雍等一再纵容其多次进攻,并不积极搜集对方情报以备战,宋方准备不足、仓促应战,最终败北、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