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潜流与风气之先——宋代理学诗人范浚的宗唐心态

以往对宋代南渡时期诗坛的研究多集中于历经南渡的文人群体,众多生逢其时而诗名不彰的江南本土作家及其作品则成为文学史的潜流现象。作为身处其中的理学诗人,范浚关心国事却隐逸避世,不取元祐体与江西诗派而远绍唐代名家,诗学宗尚李杜却情近中晚唐诗人,雅好幽独之境却不内敛逼仄。此种诗学理念与创作个性之间的偏差错位,既与其取法乎上的创作理想有关,又是其历经两宋之变的人生经验暗合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诗人心态所致,还反映出南渡时期诗坛不乏反拨宋调而力挺唐音的独特倾向。其中不仅存在诸多值得解读的诗学意味,而且为进一步发掘文学潜流的价值意义提供了重要范本。

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及检讨——以宋儒范浚“婺学开宗”形成为中心的考察

范浚的《心箴》在南宋除受朱熹赏识外,其他罕有所及,吕祖谦甚至对此颇为不屑;元人视阈中的范浚以"文学"而非"道学"显;范浚在明清被塑成理学家,还一跃为"婺学开宗",归因于婺学传统重建、王学冲击、嘉靖帝御注《心箴》等力量的助推。若以思想史论衡,范浚之学近乎朱、陆,与吕祖谦、陈亮的经制事功有别,亦未能开宗立派,故实难当"婺学开宗"之名。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以及理学乡贤能否进入这一谱系,不独取决于个人学说的殊胜性,还受到学派门户之争、政治权力、现实关怀等诸多非思想因素的干预,后者严重削弱了学术史的真实。地域理学文献及理学谱系不足以作为地方学术史研究的最终依据。

范浚思想的心学迹象及其“婺学开宗”地位再认识

范浚服膺思孟学派,又受家学与友朋的影响,思想颇具心学迹象。在范浚的思想中,"心"具有本体意味,同时主张性善论、"存心养性"的修养工夫,并秉持以"人心道德"为主轴的经史观。正是以心性之学为基础,范浚开展了事功经世与"王霸义利"的讨论,因而与陈亮、叶适的浙东事功学派有别,受到朱熹的高度赞赏。范浚在后世被追溯为"婺学开宗",除了其自身的学术造诣外,还与明代章懋等金华士人重振婺学、自励励人的乡学建构密切相关。后来学者却不明此意,爰引相袭,遂成定论。

《汉宫秋》对“昭君和番”母题的突破和创新

《汉宫秋》对“昭君和番”母题的突破和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 :把个人悲剧深化为时代悲剧 ;塑造了具有悲壮美和崇高感的王昭君的悲剧形象 ;把抒情诗的手法运用到戏剧中 ,使《汉宫秋》

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迄今为止主要有三个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个性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国家社会事业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科学(学术)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49年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那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品还主要停留在个性研究的层面上,彼此之间没有统一的联系,构不成一个统一的整体;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但这个学科却不是通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自身联系在一起的,而是由国家领导机关通过政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它构成的是国家社会事业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这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自身的组织,是通过科学(学术)研究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学术)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开始发展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是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性表现在:无"我"、无"理",而有"道"(整体性),体现了科学研究(学术)层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特征。

中国现代文学:它的存在就是它的意义——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包括四个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它的存在就是它的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事实的历史,而不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文学理念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有"我"的文学史,而不是无"我"的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是由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构成的一个时空结构。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不但超越了文化大革命前夕,政治革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而且超越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翻案文学史观。这种双重超越,是一种终极性的超越,是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身本质的回归。他把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存在本身视为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而且是不假外求的。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透露出一种至大至刚之气。

元代制笔业发展述略——从《元五家赠笔工范君用册》谈起

元代文人在与笔工的交往过程中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元五家赠笔工范君用册》便是其中之一。它是以鲜于枢为代表的元代文人为当时制笔名工范君用题辞并存留至今的珍贵文物。册文所记载的内容多涉及元代制笔业发展中的一些情况,不仅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对此册的解读,能够丰富元代工艺美术史以及元代书画史等元史研究上某些尚未涉及的领域。

樊骏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队伍建设

樊骏先生作为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杰出代表,在总结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学术经验的同时,积极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队伍建设。他在发现和扶植第三、四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他还积极地捐助资金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江藩文学成就发微——“扬州学派”文学成就研究之一

关于江藩的文学成就,至今尚无专文论述;对于“扬州学派”的文学成就,迄今亦无充分的认识。本文从诗、词、文、赋等方面对江藩的文学成就作了全面考察,指出其总体风格是清疏俊朗,并就其为人秉性以及学术成就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作了揭示。由此,为我们认识和评价“扬州学派”的文学成就提供了一大有力的支撑。

《桃花扇》侯李爱情与史实相合考论

《桃花扇》中侯方域与李香君初会于崇祯癸未,两人一见钟情,进而发展成为生死不渝的爱情,这些内容与史实完全相合。对于侯方域与李香相识的时间、"不复更与相见"的含义、"此去相见未可期"的含义也均有深入研究,从而证实《桃花扇》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与史实并未乖离。

广西当代壮族作家的人性书写简述——以凡一平、韦俊海为例

凡一平、韦俊海在创作中对人性问题的书写和表达,展现了新时期以来广西当代壮族作家在文学创作主题上的转变。他们直面社会现实,用温暖的笔调执着描绘人性的诉求和美好,用冷静和理性的思考探求着在社会转型期人性的发展和走向。他们的笔墨留给读者永久性的感动和思索。

悟析樊骏在《认识老舍》中彰显的学术情怀

樊骏生前于文学兢兢业业的态度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进程与发展。《认识老舍》一文是樊骏剖析老舍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引经据典,研史究料,展现一个学者熟稔的文笔功底与谨严的求识理念。樊骏已逝,情怀留存,感悟析视先生的学术修养和情怀是一个时代的研习标尺,更鞭策我们严肃求知。

关于宋代保安军刘氏家族的三个问题

保安军刘氏家族是宋夏边境著名的蕃官家族。从北宋中期至南宋末年,刘氏家族共经历了八代人的发展;在第五代人刘光世时期,迁居江南,家族势力达到鼎盛。刘氏家族绵延发展的秘诀是世代军功和忠君家风,从刘绍能案到刘光世名列"中兴四将"的史实,展现了宋人华夷思想的发展变化。

《范进中举》和《两班传》讽刺艺术之比较

《范进中举》和《两班传》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成为中韩两园讽刺文学的典范。两部小说都选用富有典型意义的真实材料，将讽刺的锋芒直指社会弊端，只是前者指向腐朽的科举制度，后者指向行将崩溃的两班制度；两部小说都精心描写讽刺人物的言行，展示其言论与行动的尖锐矛盾，从而获得讽刺效果，一是悲由喜来，一是喜由丑生；两部小说的作者都善于把自己的情感隐匿在对现实生活的描绘中，关敬梓力求隐去自己的声音，而朴趾源有时夹叙夹议；两部小说语言精炼、幽默，但前者较后者更具通俗性、更富生活气息。

“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回忆我的爷爷吴觉农的好友范和钧、向耿酉俩先生

范和钧先生(1905-1989)和向耿酉先生(1913-1992)茶叶专家,吴觉农先生的好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同在上海商品检验局工作,之后又分别去了安徽、福建、四川和云南等茶区种茶制茶。1949年以后,范和钧先生在台湾办茶场。本文根据近年来所收集的资料,回忆范和钧、向耿酉先生的几件往事。

壮族“末伦”《昭君和番》的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末伦"《昭君和番》具有突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就艺术特色而言,它的修辞手法丰富高明,语言生动传神,文学想象浪漫奇特。在文化内涵方面,它的文本内容以歌唱对答的方式展开,展现了壮族"以歌代言"的文化传统。它的文本既具有浓郁的壮族文化气息,又具有丰富的汉族文化元素,是壮汉文化交融互荣的绝佳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