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夏季降水特征及其与Wang and Fan指数的关系

该文通过对贵州夏季降水距平百分率场EOF的分解、贵州夏季降水距平百分率与WF指数的相关性和合成分析,以及850hPa纬向风距平场合成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贵州夏季降水距平百分率场EOF的分解,所得出对应的基本分布型,即东北—西南向为负值中心,整个贵州省均为同一符号,贵州夏季降水降水距平百分率场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第一模态的空间分布的典型性变化与WF指数的变化是对应的。②标准化WF指数的线性趋势每百年以0.79的趋势减小,标准化WF指数5点平滑变化曲线呈现年代际的变化特征,周期9~10a。③与贵州夏季降水距平百分率的相关中,通过信度(t=0.05)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贵州省北部、黔东南与黔南交界。且除黔西南的西南角为正相关外,其余省大部地区都是负相关。④850hPa纬向风距平场在WF指数在强、弱季风年合成中,在WF指数强季风年,关键区Ⅰ、Ⅱ主要盛行西风,在这种环流形势下贵州夏季降水距平百分率场是偏少;当关键区Ⅰ盛行东风,关键区Ⅱ北部是西风,南部是东风,贵州夏季降水偏多。

唐代宫怨诗中的团扇意象

团扇本是摇动生风的工具,独特的形状和象征意义使得它逐步成为古典诗歌中的典型意象,尤其在唐代宫怨诗中。在唐代,团扇不仅是女性随身所佩之物,也是诗人笔下的独特意象。更特别的是,同一时代下,王昌龄与王建这两位诗人笔下的团扇却似而不同。通过研究这一意象,进一步把握情感的妙用。

王国维与《教育世界》未署名哲学文章的关系——基于《教育世界》编译群体流变的考察

《教育世界》改版前后从形式到内容都有较大变化,并且除原创类文章外,编、译文皆不署编者和译者。按照编译者的聚合途径,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罗振玉的友朋交谊;二是通中文的日本译者;三是东文学社成员。教育世界社并不是一个开放性质的报馆,随着早期翻译团体中人员的流动,《教育世界》成为由东文学社成员负责编译的杂志,开始摆脱为学制改革服务的目的。而沈纮出国后,编译工作的重任完全落在王国维和樊炳清身上。王、樊二人学术兴趣与志向均不相同,且未署名哲学文章的内容、论证逻辑、哲学观点与王国维同一时间段的哲学旨趣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可以推定此类文章的编译者为王国维。

宋人不言慶曆“新政”“新法”“變法”考——基於觀念史的個案研究

宋人雖常以“新法”“變法”“新政”賅括熙豐政事,但未曾以這些詞彙歸納慶曆之政;當代文史著作常言“慶曆新政”,這説法卻不見於清代以前文獻,原因何在?本文考析宋人慶曆書寫,指出:(1)熙豐變法時期宋人從未直接比較范、王改革主張,也不曾認爲慶曆、熙寧更革是可比的對象,這些聯繫待朱熹而後始。今人或曰熙豐變法之時,慶曆革新派趨於保守,這固屬當代觀點,卻非宋人認識;(2)范仲淹故後,對其顯有貶評者只有梅堯臣、宋神宗、王安石三例,後二者對范的批評,反映熙豐變法主事者並不完全認同慶曆改革;(3)歐陽修等慶曆當事人認爲范仲淹改革失敗皆因“群言營營,卒壞於成”,可是徽宗朝以後卻出現“慶曆之治”説法,其内涵又被簡化爲仁宗能“開納直言,善御群臣,賢必進,邪必退”。這説法無法揭示慶曆之政真正特色,又故意忽略慶曆改革主事者因“衆訾成波,擠落在外”的事實,卻有利於范仲淹作爲忠義第一人形象的建立;(4)宋人從不曾認爲慶曆之政有違祖宗之法,這是宋人不言慶曆“新”政的根本原因。南宋以後論者以范仲淹爲“守我宋之家法者”,進一步確立這觀點。

中国陶瓷高等教育的开拓者汪璠的陶瓷科学成就及其影响

汪璠是我国近代留学日本学习窑业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陶瓷事业,为我国陶瓷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通过对汪璠先生的主要学术论文报告、译著和教材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出汪璠的陶瓷科学成就以及对我国陶瓷事业发展的影响。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整理方法研究——基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文本解析

美国国会图书馆拥有最大的海外中国善本书馆藏,对其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前后有两项重大成果问世,均系中国学者完成。前一项是20世纪中叶的王重民《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后一项是本世纪初的范邦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后者是对前者未竟之业的继承,不仅收录了大量前者所未见的中文善本书,且对前者之误进行了订补。本文就这项最新整理研究成果展开研究,梳理其切入的角度与整理的层面,以推动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

王梵志、寒山佛理劝善诗的异同

唐代诗僧王梵志、寒山最青睐、擅长佛理劝善诗,且佛理劝善诗亦最能体现他们的创作特色。王梵志的佛理劝善诗,主要具有平民化特色;而寒山的佛理劝善诗,更多具有文人化倾向,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区别。如果仅认定王、寒两人同属唐代白话诗派,而对两人之间的细部区别不加关注,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太玄》范注体例考论

范望由《太玄》提炼出了"家性"与"行数"两个词,其中"家性"主要指《太玄》首名的意涵,也包括玄首的阴阳刚柔之性及其五行属性,而"行数"则指《太玄》首赞之数与五行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家性与行数作为解赞体例,使范注自具特色,可目为范望之太玄学。

中古汉语词义研究札记

将中古汉语词语"貌哨"、"帀帀"、"空"纳入从东汉到宋的整个语料背景中考察,可知"貌哨"不是一般理解的描写容貌的词,而是表示态度的形容词;"帀帀"的词义不是"形容水沸腾的样子",而是"密集"的意思;"空"在中古时期具有"单一,素的"的词义。之所以误释,是因为这些词语的词义发生了虚化,所以在确定其词义时,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考察上下文,还要结合词语本身的演变轨迹,通过词义系统去求证。

日本汉诗的模仿与创新

程千帆、孙望的《日本汉诗选评》选诗413首,大致反映了日本汉诗的写作状况。汉诗对某些日本诗人的影响,可谓融化在血液中,渗透到骨髓里。他们对汉诗,特别对唐诗熟悉的程度非常惊人,虽然在语言、体裁、内容、写作方法等方面模仿了汉诗,但能够炼意,随手拈来汉诗中的一些词语、典故,不断创新,内容上以歌颂中日交流与中日友谊为主旋律,兼有爱情、亲情、友情等题材,形式上则采用象征手法、寓哲理于形象等创作方法。

王梵志诗中的浚县俚词俗语浅释

王梵志诗语言通俗易懂。其中,口语俚词、俗语方音俯拾皆是。对此,诸家多有注释,然有不少未及,且又多有讹误之处。今就笔者所见拾缀如下,权人诸家注释之补。

失意与得势:咸丰三年的曾国藩与骆秉章

本文从咸丰三年曾国藩与王錱失和入手,分析了其背后曾国藩与骆秉章的复杂关系。在创建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遭遇了来自湖南官场的种种阻力与打击,处境孤立;与此同时,二度抚湘的骆秉章却通过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手段,再次确立了自己在当时湖南政局中的核心地位。两人虽然是合作关系,但却经历了一系列的暗中较量,王錱最终脱离曾国藩投入骆秉章的帐下也是这种较量的结果。

论王梵志“翻着袜法”

王梵志的“翻着袜法”既是一种写作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写作方法,其特征是以逆向思维的方式构思作品,令人耳目一新。这种方法反常合道,使诗产生奇趣,也被许多古代作家所采用。王梵志注重“意新”而忽略“语工”,是其“翻着袜法”的不足之处。

从《洪范传》看曾巩和王安石经学思想的异同

曾巩和王安石都尊经重道,注重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提倡通经致用,二者的经学思想既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比较而言,曾巩是位纯正的儒家,他的经学思想是以教化为中心的,重在继承;王安石博采众长,他的经学思想是以变革为中心的,重在创新。

“穷棒子社”与遵化县农业合作化运动

“穷棒子社”是由河北省遵化县第十区西铺村村民王国藩创办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被毛泽东誉为“整个国家的形象”,对遵化县乃至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激励着今天的遵化县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再创辉煌。

“桃源”镜像的圆融与疏隔——从东篱、辋川到石湖

文学是生活的镜像,生活是文学的物像。"桃源"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镜像,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隐逸生活与文学创作中,对应着不同的现实物像,如陶渊明的"东篱"、王维的"辋川"、范成大的"石湖"等。但由于原初意义上的"桃源"镜像的独特性在于隐逸而不失人间情怀,因此陶渊明的"东篱"、范成大的"石湖"与"桃源"镜像之间呈现出圆融的美学特征;而王维则由于晚年身心枯寂,缺乏完全投入的人间情怀,故"辋川"与"桃源"镜像之间便有所疏隔。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两大成果整理方法比较研究——以王重民《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与范邦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为例

西方中国善本书收藏,莫过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对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中国(中文)善本书大规模的整理研究,莫过于王重民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与范邦瑾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文章对这两大整理成果进行比较研究,以解析彼此内在的联系及各自的特色,希望为后来研究者提供整理研究海外中国(中文)善本书之借鉴。

让历史从一次寻找开始——评范小青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

范小青的小说一向贴近社会现实,关注普通人生和生存境况的变化,尤其注重以朴实和质感的文字表现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从而呈现出独特的艺术品格。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的叙事层次由"一个人"、"一种寻找"和"一段历史"三个部分组成。"弟弟"这一角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及其与环境的冲突,为小说叙事形成强烈的艺术张力提供了可能;寻找"弟弟"是一个充满隐喻和象征的行动,展现出掩藏在日常生活之中的种种困惑和荒谬;在对历史的关注中,小说以"王村"为缩影描绘出一段历史变迁的复杂图景。三个层次由表及里,使这部小说简约而丰富、精致而宽阔,呈现出一种动人心弦的艺术力量和熠熠生辉的艺术魅力。该部小说对于范小青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也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王国维词学与罗振常、樊炳清之关系

在关于20世纪词学体制的讨论中,王国维常被视为体制外的孤独行者。但实际上,王国维的词学渊源有自,且颇多周边友人的交流切磋之功,其中罗振常、樊炳清二人作用最为明显。罗振常对《人间词乙稿序》的四则批注,比较细致地揭示了王国维词学观念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在意境说的形成及具体词人的取舍上,王国维实际上是在与周边友人的交流之中逐渐定型的。《人间词甲稿序》与《人间词乙稿序》虽由王国维代笔,但也客观上记录了王国维与樊炳清两人近十年间词学观念上的往返商榷之迹。追溯王国维词学的生成形态,罗振常与樊炳清都是不可忽略的人物。王国维的词学在一定程度上带着早年周边友人群体的色彩,只是相形之下,王国维的词学更具体系和思想深度而已。

西晋王范《交广春秋》考述

西晋王范的《交广春秋》是广东最早的方志,但由于年代久远,此书早已亡佚,其内容只散见于《水经注》等古籍中。该书较早为《水经注》征引,且最多。王范经历吴、晋两朝,吴末曾遭郭马之乱出逃,晋平吴后官广州大中正,作《交广春秋》,太康八年(287年)进上。晋黄恭以王氏《交广春秋》多所遗漏,又为补遗。王范《交广春秋》约亡佚于中唐,北宋后黄恭所作《补遗》亦亡。《交广春秋》所留存资料如步骘事、赵佗事等,皆颇具文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