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郭廷以与两岸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

从人际交往来看,范文澜与郭廷以并无交集;但从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历程来看,两人却多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此新兴史学领域的开拓者,不仅都撰有中国近代史通论性著作,引领学术风气,在学界影响深广;且分别在海峡两岸擘画创建近代史研究机构,推进资料建设,所建机构发展至今均已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近代史研究重镇。两人兼具学术和事功,将之放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史上结合考察,比较审视,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史学与政治、史学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并为研究现代学术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承袭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与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不仅皆为"龙学"名著,且已成现代学术经典。个别研究者曾注意到二者有着渊源关系,但极少有人具体研究范注所受《札记》多方面的影响,更无人指出范注对《札记》的承袭几达《札记》的70%这一学术事实。实际上,范氏之注是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基础上增订而成,沿袭了《讲疏》的体例,而《讲疏》之成书及体例直接缘于《札记》的启发;范注继承了《札记》注重义理的研究方法,并沿用了《札记》大部分的校注、引文和理论见解。可以说,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是范文澜创作《文心雕龙注》的重要基础;没有黄氏《札记》,就没有后来的范注。两部如此密切相关的作品最终皆成为现代学术名著这一事实,为我们提供了学术薪火如何代代相传的范例。

史料与理论:范文澜探讨汉民族形成的语境

在形塑历史认知的进程中,理论和史料应当怎样关联互动,本是一个涵容广泛而相对抽象的问题,在1950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的争论中,却成为一个形影不离的要素。那时所谓“理论”是特定的,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性的理论。然而这理论是外来的,它所依据的更多是西欧的史事,与中国的史实是否能“吻合”,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为避免削足适履,就需要考虑因地制宜的因素。而理论的指导意义是否要以史料为支撑,在两者的关系中,作为证据的史料到底居于什么样的地位,时人也是见仁见智。其实后人能理解前人,是因为双方有着可分享的意义关联,故理论和史料可以互补。若以“事实是理论的立脚点”为基础,借助古今中外共享的“意义系统”,就更能发挥理论的启迪作用。

《文心雕龙》研究的里程碑——读范文澜《文心雕龙注》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是此前所有旧注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是新时代研究的开山鼻祖。所谓集旧注之大成,主要包括辑校汇注和专题考订两个方面。所谓新时代研究的开山鼻祖,主要是指范注详尽梳理有关资料,努力探寻刘勰《文心雕龙》创作论、批评论、风格论、文体论、文学史论以及重要命题如风骨说、三准说、六观说等理论价值和深邃内涵。这种探索,已经成为20世纪《文心雕龙》研究的新起点。

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

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一书,是他的《文心雕龙注》的前身。《文心雕龙注》流传颇广,《文心雕龙讲疏》则知者甚少。从内容上看,《注》比《讲疏》丰富,注释的条数和内容增加,《讲疏》中已有的各篇下面的参考文字,在《注》中又颇多调整、增益;从体例上看,《讲疏》与《注》基本相同,只是注文安排地位有变化,《讲疏》的注文分插在各篇分段下面,《注》则注文与原文分列。《讲疏》卷首原有梁启超序文、范氏自序各一篇,其中梁启超序文未被收入《饮冰室文集》,亦未载入《文心雕龙注》,为世所罕见,具有参考价值。

范文澜注“张衡怨篇”句辨析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明诗》"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不仅存在字讹序倒、人名错标、卷次淆乱诸多讹失,而且将黄注、纪评、李补和黄札裒辑于一体,统统置于李详名下,既有乖其书著述体例,又致使阅者错识颜标,还导致注文仰逼俯侵。故须辨析其讹误与错失,使黄注、纪评、李补与黄札各归其所。而在辨析过程中,还可以依据此条注文所透露的信息,判断"范注"所据底本为扫叶山房石印本《文心雕龙辑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史书写中的康有为--以陈恭禄、蒋廷黻、范文澜为中心

现代化叙事和革命叙事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书写中的两种代表性范式。到三四十年代,学界的中国近代史书写范式日渐形成,出现陈恭禄、蒋廷黻、范文澜等著名近代史学者。由于政治立场、分析方法、理想追求及所处环境等不同,他们书写的近代史有很大差异,对近代历史人物的评判也褒贬不一。即使同为现代化叙事的陈恭禄与蒋廷黻的近代史书写之间亦有差异存在。康有为作为晚清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书写晚清史不可或缺的人物,其形象和对他的评价自20世纪初已出现,或褒或贬,历经演变。本文通过三四十年代三位重要史家的康有为书写,一面深化对康有为的认识,另一面通过历史书写的差异加深对史学特点的认识。

读《黄侃日记》

用第一手资料《黄侃日记》 ,结合有关文献 ,从律己、尊师、敬友、爱生四个方面 ,展现黄侃的学术风貌。黄侃与章炳麟的关系 ,论者多 ,本文稍简 ;黄侃与刘师培、陈汉章、范文澜之关系 ,论者少 ,本文较详。

试论《文心雕龙注订》对“范注”的订补与因袭——以范文澜、张立斋《文心雕龙·原道》注为例

张立斋先生的《文心雕龙注订》是中国台湾地区"龙学"界最早的一部专著,其自谓"注订之作,一以正诸本之讹失,与补其所未备"。实际上,其书主要是对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的订补,张氏欲订补"范注",以成新书,嘉惠士林,心志所冀,诚可钦也。然而,将"范注"与张氏之订补两相对照、细加比勘,则不难发现,张氏对"范注"之订补,除偶有进益之解、稍补"范注"未备之外,多为讹失之评,或仅一家之言。《文心雕龙注订》一书过于倚重"范注",其出典与校勘,或直接迻录"范注",或部分酌取"范注",或间接化用"范注",留下了明显的因袭痕迹。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运用的典范——范文澜的民族史研究

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中国历史的实际,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对民族史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观点: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自然趋势,同时伴随着民族间残酷的斗争,等等。这些创见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史的研究,为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和依据。

世纪补正 百年修订——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订补综论

范注是20世纪中国学界重要的学术经典,被誉为《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范注取代黄注而成为《文心雕龙》校注的新范型,这一地位是在学界同仁不断地补正和作者本人持续地修订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自范注问世后,各类订补举正绵延不绝,且贯穿整个20世纪,形成了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线。诸家订补举正不仅为范注匡讹纠谬,增色颇多,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学术遗产,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与学界同仁的批评补正和无私奉献相伴随的,是作者对其著作的一次次修订与完善,而其修订与完善的过程,正是《文心雕龙》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历程,这一历程以范注的出版、修订、再版为标识,由为其举正、订补、编校的一批学者参与其间而共同完成,体现了一个学术共同体的理想追求与价值标准。

百年“龙学”如何开篇:从黄侃到范文澜

黄侃和范文澜在“龙学”上的贡献已有不少探讨,但着眼百年“龙学”史,他们二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地位?还需要一个更为准确而宏观的把握,从而展示现代“龙学”如何开篇。黄侃对现代“龙学”大厦之奠基,人们往往瞩目著名的《文心雕龙札记》,这固然有其道理,但需要指出的是,《札记》一书对《文心雕龙》的诠释重在创作论部分,这对百年“龙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另一个历史事实尤其值得重视,那就是黄侃有两位“龙学”高徒:范文澜和李曰刚。作为黄侃的“龙学”继承人,范文澜犹如现代“龙学”大厦的设计师,对“龙学”之传承与建构均起了关键作用。现代“龙学”的主要内容,诸如刘勰的生平、家世及其基本思想,《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文心雕龙》文本的校注整理以及内容的阐释,都在范先生这里发端。

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指瑕

《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该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时代背景下,因教学活动之急需而撰写的,其出版又与中共地下活动有关,匆忙之际自然难以顾及体例的完备和内容的完善,以致留下诸多问题及不足之处。具体而言,其书不仅正文、注文有问题,而且附录也有问题;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对黄注、黄札承袭过多,正文失校失注现象普遍,少量校注讹误不当。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与钱穆《国史大纲》比较研究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钱穆《国史大纲》在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动因、主体等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代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历史的两种不同认识。《中国通史简编》强调经济基础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而中国历史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不断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合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国史大纲》则力图证明中国历史是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推动下,以士大夫阶层为领导,于和平的环境中以舒齐的步骤不断进步,有异于在斗争中凸显其活力的西方社会。有关中国历史认识的这种差异,一方面反映出其撰述者用以考察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有别,另一方面则折射出面对历史巨变人们所采取的应变对策的不同。《中国通史简编》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而《国史大纲》则更多地代表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国家民族危机所采取的应变策略。不难看出,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仅受制于其历史观,同时也与其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和历史前途的憧憬密切相关。

唯物史观与学者的学术个性

唯物史观的灵魂,是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它教导人们重视发掘充分而可靠的史料,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郭沫若和范文澜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致力于先秦史研究的两位学者。其中,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与周代青铜器分期的理论、范文澜关于封建社会始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华夏族与各少数民族逐步融合的理论,因研究重点和治学路数的不同而各具鲜明的特色,但同样都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范文澜治史精神的当代价值——纪念范文澜诞辰120周年

范文澜是一位为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树了巨大功绩的学术大师。他的学术业绩和治史精神,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其治史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发展21世纪史学最有启示意义的有两项:一是树立科学态度和倡导优良学风;二是勇于创新,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点。

论范文澜的通史编纂思想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该书注重社会经济结构分析,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具有会通意识且资料翔实、语言生动的通史典范,其编纂原则对今天的通史编撰仍具有极其宝贵的指导意义。

从“范注”看《定势》篇的主旨和理论地位

《定势》篇的"势"范畴及主旨是"龙学"研究中的难点。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对《定势》篇主旨及理论地位作了深入探究,指出《定势》的主旨是"别体",是确立"循体成势"的原则,并首次指出《定势》与"论文叙笔"的紧密联系,从而不仅使《定势》篇与"论文叙笔"的作意明朗化,也指明了《定势》篇在《文心雕龙》中不同寻常的理论地位。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之“势”内涵辨析

"势"之内涵是"龙学"研究的一大悬疑,诸家各有阐发。诸多时贤将黄侃"法度"说与范文澜"标准"说归为同辙,二者其实不同。《定势》之"势"应指文体的基本格调。

范注“文术论”之称今辩

提出并解决《文心雕龙》下篇的"命名"问题,既有助于认清《文心雕龙》整体体系,更有利于理解《文心雕龙》下篇的内涵和性质。对范注"文术论"之称及其统括的理论范围的辨析,可以得出结论,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把《文心雕龙》下篇统称为"文术论",更符合《文心雕龙》的本旨和原貌,对理解《文心雕龙》下篇的性质和范围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