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书史近代转向的内在理路——以“书藏”为线索

明清以来,在曹学佺、顾炎武、朱筠、曹溶、周永年等人的推动下,中国的藏书理念开始由官私藏书转向公共藏书。嘉庆年间,阮元在公共藏书理念的影响下,于灵隐、焦山创建了两座初具公共图书馆性质的书藏,预示着官私藏书走向公共藏书的实践转向。此后,书藏逐渐从江南地区的寺院扩展到书院,又被方浚颐、梁鼎芬等从江南引入广东,完成了由北向南的地域扩散。直至20世纪末,康有为、李端棻、梁启超等将"开大书藏"作为改良运动的核心内容,形成了以募捐办书藏、以书藏兴学会、以学会促改革的变革步骤,使得书藏一时风靡全国、得以与西方文化相交会,并促成了中国近代新式藏书思想的诞生。可见,书藏制度与文化一直引领着清代以来藏书史内在变革的潮流。以"书藏"的发展、演变为线索,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中国藏书史近代转向的内在理路。

浅论范文澜的学术思想

范文澜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范文澜的研究,前辈学者已经有所建树,然置喙之处颇多。范文澜的儒学思想、传统史学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范文澜自身,呈不断转变,不断修正,不断发展的趋势。

关于杜文秀的评价问题

范文澜主编《中国近代史》给杜文秀论定为"祖国的和起义军的叛卖者",郭沫若主编《中国历史》(初稿)说杜文秀是"背叛祖国、背叛回族人民"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无论范著还是郭著,在评价杜文秀问题上,都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它们没有根据足够而正确的资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从而过快地得出结论;另一方面,它们得出这结论的依据———史料,是异常贫乏的,而且他们主要是根据法、英侵略者所提供的资料,或传闻疑似之辞,并没有拿丰富的、多方面的中国文献和调查材料互相印证,在某些问题上,连起码的所谓"辨伪"工作都没做到,而是法、英侵略者怎样说就怎样写。因此,在论述这问题时,有不少明显的史实上的错误,这就不能不叫人怀疑,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否确实可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