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动量词“番”的语义演变

动量词“番”经历了从“客观计量次数”向“表主观情态义”的演变。在演变过程中“番”与基数词“一”组合是计数功能弱化的一个标志,也是现代汉语中表主观大量义的“番”产生的源头。“番”在不同文体的作用下形成了独特的语义特征和复杂的句法结构。

从近代传教士文献看广州方言词“番/ 翻”

广州方言中的“番/翻”与普通话不同,主要表示“返还、回归”等趋向义,属于趋向动词。这一用法在清末民初传教士编写的粤语文献中已有记载,同时呈现出语法化态势。其语法化路径为:“返还、回归”义趋向动词—趋向补语—动态助词—动态助词兼语气助词。从语源上来看,“番”“翻”意义相关,直到元明时期仍有通用现象,“翻”与“返”的同源字“反”也从中古开始通用,这是广州话“番/翻”通用并表“返还、回归”义的源头。

动量词“番”探源

本文考察了中古文献中动量词"番""反""返"等的使用情况,发现"番"兴起于南北朝,而"反(返)"作为动量词在东汉时已非常成熟。其动量词义来自动词义"往返","番"是"反(返)"的通假字,专门用来称量对答回合数。隋唐以后,可能由于避讳及追求更准确的语言表达的原因,"番"逐渐替代了"反(返)",并发展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专用动量词。

汉代砖文中的“[米皿]”字补说

关于汉代砖文中的“[米皿]”字,诸说有异,未有统一。本文通过字形分析,结合砖文相关辞例与字词语义,认为“[米皿]”是受“番”或“益”影响而类化形成的讹体字。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雾社事件的解说

在反日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1930年的雾社起义引起了中国大陆舆论的强烈反响。大量的媒体报道强调雾社起义与反日民族主义有关的元素,这些元素又在不同语境下生成各有其着重点的民族主义叙述。将"台番"作为榜样,激励民族精神,从而反抗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最为普遍的叙事。以此为前提,在民族革命的历史构建逻辑中,"东方弱小民族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话语偏重于叙述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民族联系;以台湾革命为中心的话语,则偏重于说明台湾作为中华民族抗日共同体一部分的作用及汉"番"联合的意义。正是这种与革命话语密切关联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成为战后建构中华民族认同中台湾"番人"身份的重要基石。

务实的抉择:清前期在台筹设土司述论

长期以来,关于清代在台湾设立土司管理少数民族的讨论,因其最终没有付诸实践,而较少受到学界关注。事实上,在台设立土司这一议题从康熙收复台湾且尚未设府置县时,即已由福建总督姚启圣提出,此后从闽台地方官再到中央政府之间,屡议屡止。直至乾隆初年,经中央政府与闽台地方当局从族群结构的实际、制度前景等多个方面的详细讨论之后,明确提出土司制度并不适宜在台施行,才终止了这场延续了近一个甲子的讨论。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认识,既要注意到台湾社会复杂的多元族群构成,更应注意到清代为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加强对边疆管控,强调边疆内地一体化治理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