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诠释”与“现实投射”:杜预、范宁《春秋序》中的历史与建构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将“《春秋》始于隐”指向周平王与鲁隐公时间上的相接,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序》亦承其说,但二者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杜预在强调时间相接的同时,亦将鲁隐公视为让国之贤君,从而将鲁隐公比之周公,对其有再兴东周的期待;但在《穀梁》的脉络下,范宁不能将鲁隐公视为贤君,而只能冀望于孔子的“将来法”。也就是说,在杜预、范宁笔下,周公、孔子产生了不同的位阶,“圣人制作”的主体也就随之改变,从而形成了“再造中兴”与“俟诸将来”两种不同的期待。究其实,则是西晋初“绍开中兴”与东晋末“礼崩乐坏”的历史现实在杜预、范宁文本中的投射,从而产生了二者对《春秋》与“圣人”的不同解读与诠释。但二者对《春秋》的解读并不仅仅是“知人论世”,更是要“知事用世”,期待《春秋》由经典文本进入历史世界,从而使现世走向《春秋》所昭示的“王道世界”。

《春秋谷梁传注疏》例法研究

范宁集解《谷梁传》时商定了三种例法:传例、注例、略例。"传例"是范宁归纳《谷梁传》传释《春秋》的原文,绝大多数保存在注文中;"注例"是范宁归纳《春秋》经文,以作为注解《谷梁传》的指导,处于经文之后;"略例"是范宁根据《春秋》同类纪事经文而总结的例法,被杨士勋散入义疏中。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传例"被杨士勋"散入注疏中"有二不妥:一是仅指出"传例"一种,而忽视"注例、略例";二是"散入疏中"者不是"传例"而是"略例"。另外,杨士勋在义疏范宁集解时也提出了一系列解释例法的名词和术语。可见,范宁、杨士勋对《春秋谷梁传注疏》的例法总结和研究作了开创性贡献。

范宁对《春秋谷梁传》“日月时”例的继承与发展

"日月时"例,是《谷梁春秋》经传诠释的一大特色,汉儒乃至魏晋儒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而范宁则在两者的基础上,承袭、补充与完善了《谷梁春秋》经传文本及其汉晋注的这一《春秋》义例,极大地发展了汉晋《谷梁》学的这一诠释个性,并空前丰富、深化了《谷梁春秋》经传的内在意蕴。

征圣经而诘众传:论范宁《穀梁》学

晋代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以"征圣经而诘众传"为核心学术理念,从历史发展的维度阐释《春秋》"圣作训,纪成败"之义理;以历史还原的眼光,评价"三传"存在"伤教害义,不可强通"之失。范宁不仅建构了"择善而从,据理通经"的经典诠释原则,开创了"商略名例,敷陈疑滞"的解经体例,而且通过阐释经典的笔法与体例深入揭示《春秋》的微言大义,探求其一以贯之的思想宗旨,凸显其诛伐乱臣贼子、为后王立法的经学意义。尤其是推崇"德义"的价值观、"德政"的政治观及以天子为核心建构和谐社会政治秩序的明确主张,又在优秀的中国传统经学阐释中彰显出范宁的社会政治理想。

《左传》富艳说发覆

《左传》乃经学之一种,又为史学、文学的典范。从批评史的视野来看,对《左传》的批评,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批评系统,一些概念、范畴、命题而有了广泛的文学批评史意义。范宁以"富艳"而论《左传》,提要勾玄,堪称允当。《左传》合经学、史学、文学为一体,因而富艳内涵丰溢,涵盖义旨之精微丰厚,义法之高妙、内容之丰富生动以及结构之整饬迭宕、叙事之深婉、语言之奇异、艺术之华美,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强烈艺术感染力。《左传》之富艳,乃为情而造文,其经学的本色和思想底蕴,成就了堪称伟大之文学。文章申而论之,以期有所发覆,彰显这一范畴的意蕴,有裨益于文学批评及《左传》之研究。

石门汤泉旅游业发展迟缓的症结与出路

石门汤泉发展旅游业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文条件等方面都具有优势,近年来发展迟缓的主要原因是省属疗养院占据优越的位置而条件十分落后、规划滞后、发展意识淡漠、宣传力度不够,解决的思路是协调省县关系、科学规划小城镇、提高服务意识和知名度等。

论宁树藩“信息论”的新闻观

从1984年至1998年,宁树藩先生先后发表了数篇论文阐述其"信息论"的新闻观,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推动了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其观点表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力图从哲学高度探讨新闻的本质问题;把"新闻"和"新闻报道""新闻作品"严格区分开来;强调"新闻"的特性在于信息,把新闻从本质上归结为信息,强调新闻之作为信息具有"客观性"。进一步分析,宁树藩的论述亦有可进一步商榷处,其核心即如何看新闻的信息本质及其客观性问题。

晋范宁《论语注》辑校

范宁,东晋经学家,治经以《谷梁》为主。他提倡儒学,反对玄学,认为玄学之兴罪在何晏、王弼二人。范氏所撰《论语注》史志失载,散佚已久。晋江熙《集解论语》杂取十三家说以成书,范氏居其一。今参校马国翰辑本,复为钩稽,共得四十三节。

江州经学的崛起与范宁《论语》注

江州经学的崛起与兴盛,范宁在余杭、豫章的崇学敦教及其一以贯之的力批玄风、崇儒抑俗与忠而能犯的经学人格,使范宁《论语》注在玄、佛盛行的东晋经学中独树一帜。具体地说,范宁注文独有的特色就是在秉承儒经本旨、抱守汉儒尤其是郑玄朴实解经的基础上,兼容魏晋重义解的新学风:其既通训诂与尚音韵、考据;更重义解,通过义解来探求《论语》经文原意,发明先秦儒家的道德修身和伦理政治等孔门意旨。这与魏晋玄学《论语》注旨在借由义解而过分阐发三玄玄理,有很大的不同。

范宁及其经学成就

范宁为东晋著名经学家,其所撰《春秋穀梁传集解》为现存《穀梁传》最早的注本, 与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并称,是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该书汇集众家之说,并陈三传得失,书中体现出的“择善而从”、“据理通经”的治学态度,更是开启唐宋学者舍传求经,自由研讨的风气。此外范宁对《尚书》和礼学也有相当的研究。

绍承汉学 推陈出新——论范宁《论语》注的成就与特色

范宁的《论语》注,秉承古朴平实的汉学传统。注重训诂,对汉儒旧注加以精确审定,多有新见。义理阐发,现实性强;虽瑕瑜互见,但绝少受玄学影响,与魏晋玄学化注经的主流迥然相异。

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玄学特色探讨

有关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的研究不少,然甚少关注其玄学特色,探讨这个问题,有助于把握魏晋春秋学史的复杂思想脉络。范注玄学特色分两方面而论,一是引玄言以饰经说,一是据理通经而疑传。范宁虽反玄学风气,然亦不能脱离时代思潮的影响,从其引文来看,范宁与江熙在解经宗旨上非常一致,或受江氏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