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文法视野下义例、史法、义法之辨析

学者们往往将方苞所谓文章义法等同于经学义例、书法或史法,此观点值得商榷。义例、史法对文章文法的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们都重视大义的书写,也影响到义法说对文章大义指向的重视以及将义与法密切关联的主张。不过,经学大义或史学大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学者共同认可或遵守的价值观念,而文章大义则往往体现作家个人的学养、精神等等。义例、史法、文章义法也都关注文章写作之“法”,都会考虑书与不书或材料的取舍等问题,但在“法”的内涵和指向上又有明显区别。经学家对书法的分析主要体现在文章字句上,即所谓“一字褒贬”,史法的根本在于对体例的把握;《史通》开启了叙事文法的总结,明人以此为基础,通过《左传》《史记》等的评点使叙事的篇章之法得到充分认识和发展;方苞义法说的提出又以明人为基础,简化明代以来层出不穷的炫目、奇妙之法,主张法的运用随义而变化,更关注最基本的篇章法则,确立了清代文章学的基本走向。

学行程朱后,文介韩欧间:方苞的文道观及其内在矛盾

方苞揭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行身祈向,表明其道统继承程朱,文统步追韩欧的文道观,其文道观受宋儒影响将韩愈排除在道统之外,但将道与文统一,却又陷入了朱熹对韩愈“裂道与文为二”的批评中。实际上,程朱之道统与韩欧之文统本身就存在着矛盾,“义法说”正是方苞兼学者与文人的双重身份,企图调和二者矛盾的产物,亦是方苞以文人之姿在官方意识形态下为文争取阐释空间的努力。

史学批评与“望溪学问”王国的形成

方苞治史心得有三:一是“融会经传”,多引五经及《左传》内容,采用“以经传证解史”“以史证解经传”,以及“经传与史互证互解”三途,阐释《史记》《汉书》,开“义法”由经至史一路,并为“义法建构”提供重要材料。二是对“义法”进行建构,完成“义法”思想由经到史的转换,又通过编《古文约选》《钦定四书文》,使“义法”思想由史转化到古文、时文,铺就“经传义法”“史之义法”“文之义法”三层次。又以“法随义变”的灵活处理方法,将义法“生命化”,并上继前朝,以“雅洁”丰富“义法”,在评史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义法”思想体系。三是秉承太史公“互见”立言之奥秘,倾其一贯之思,而坚守正统,其立场在宋学,但其精神维系桐城文脉,可资汉学。方苞的史学批评,是“望溪学问”之中“经—史—文”治学实践的关键环节。

论方苞的韩欧文之辨

作为桐城派早期出色的文学理论家,方苞深入论析了唐宋古文代表人物韩愈和欧阳修的创作成就。他认为,韩愈和欧阳修是唐宋古文成就最高的两家,但他对韩、欧之文的定位和评价则差别很大:韩文建立在研经体道和求正去伪的学术基础上,继承《史记》以来的“义法”精髓,达至“雅洁”之境;欧文虽纡余美秀,笔法圆融,却学古未深,“义法”有疵。方苞对韩欧文的辨析是以“义法”和“雅洁”为衡文标准重新界定唐宋八大家历史地位的结果,对之后桐城派文学创作影响颇大。

方苞与李光地交往考述

李光地是康熙朝理学名臣,深受康熙宠信。方苞与李光地的交往,堪称清初文士与权臣交往的典范。方苞初入京师,游太学,即以古文受知于李光地,为其称赏。《南山集》案发,李光地力救方苞;方苞出狱后,入直内廷,时常谏言李光地,二人交情日渐深厚。就根本而言,古文创作成为二人结交的基础。李光地救护了方苞,成就了日后桐城派的形成和发展。

方苞暨桐城派“抑柳为甚”论平议

方苞的柳文批评,外厉而内温。其外厉的一面引发了桐城派内部的强烈反拨,其内温的一面为桐城派内部的柳文批评转向导夫先路。方苞之后,桐城派的柳文批评由抑柳向尊柳发展,出现了刘大櫆、林纾、吴汝伦、吴闿生等尊柳批评家。清人有“方苞抑柳为甚”的判断,其实方苞并没有到否定韩柳并称的严重程度,他对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称许,对柳宗元文学成就的知重,即使在明清时期的柳文批评家中也屈指可数。后来“方苞抑柳为甚”论泛化为“桐城派抑柳为甚”论,与实际情况更不相符。

《日讲春秋解义》的悬置与清初文治政策的嬗变

《日讲春秋解义》成书后并未颁行,雍正以未合康熙圣意为由,命方苞删改与重塑。然康熙激赏胡安国学说,要求儒臣进讲以《春秋胡氏传》为宗,《日讲春秋解义》悬置未刻是因高士奇进讲《春秋》仅属南书房侍讲。雍正要求删去《日讲春秋解义》涉及胡安国学说的篇幅,实是排斥胡安国对华夷之辨的讨论,试图以孝道文饰真实用意。乾隆亦在御制序言中夸大朱熹对胡安国学说的不满,指责胡安国解经以义理穿凿,似尊朱而实曲解朱子之意。康熙、雍正、乾隆对《日讲春秋解义》的态度以及对胡安国春秋学的看法,折射三代君主的华夷观念及相应的文治政策,尤凸显康熙会通古今、不拘满汉的开明通达。

康雍乾盛世的粮食危机与乾隆的酒禁政策

康雍乾时期,史称“盛世”,然而随着人口急剧增长,耕地垦殖殆尽,粮食亩产量难以提高,人口与粮食供给的矛盾日益凸显。此时,酿酒业的兴起耗费大量的粮食,加剧了粮食危机。乾隆嗣位后即采取严厉的禁酒禁曲政策,得到了以方苞为代表的主禁派官员的坚决支持,而以孙嘉淦为代表的开禁派大臣则极力反对。双方各执一词,彼此辩驳,思想交锋异常尖锐。终乾隆一朝,酒禁政策未曾废除,但执行力度于其中后期有所缓和。酒禁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危机,相反弊端丛生,给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滋扰,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百姓生活的困境。

降防保心片对高血压左室肥厚影响的临床研究

本文观察了降防保心片对高血压病患者左心室肥厚（ＬＶＨ）指标及左心功能参数的影响。结果提示：降防保心片观察组（３６例）与复方降压片对照组（３２例）均有降压作用。降防保心片在降压的同时，能降低患者的左室重量（ＬＶＭ）及左室重量指数（ＬＶＭＩ），并改善其左室舒张末期压力（ＬＶＤＰ）、左室等容指数（ＬＣＲＩ）及肺毛细血管楔压平均压（ＰＷＡＰＭ）等参数，治疗前后比较Ｐ均＜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各指标均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０．０１）。

金保方运用养精汤治疗精子异常不育症经验

男性不育症严重影响人类的繁衍生息。由于现代医学尚未阐明导致精子异常的原因,故临床上以经验治疗为主,但效果不确切。金保方教授从"肾主生殖""久病多瘀"入手,运用补肾活血通络法,以养精汤加减治疗精子异常不育症取得较好疗效。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金保方运用公英葫芦茶治疗泌尿生殖系疾病拾萃

金保方教授运用公英葫芦茶加减治疗泌尿生殖系统之疑难杂病,疗效显著。分别列举其治疗输卵管积水、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鞘膜积液、ICSI穿刺并发症、尿潴留、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成功案例,并加以分析;展示其审证求因、辨证论治、三因治宜的中医观和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行医理念。

《南山集》案与清代士人的心路历程——以戴名世、方苞为例

清入主中原后,针对激烈的反清情绪,对士人采取严密的钳束政策,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因其《南山集》的锋芒而致大狱,与戴氏有文字交的方苞也因作序而罹罪,虽幸免于死,但精神受到重创,为文风格遂变得迂回盘折。此案前后文风的转变,体现了清初士人由狂悖不驯到敛性皈依的心路历程。

复方消包片治疗术后复发性包虫病的临床研究

用复方消包片治疗包虫病204例,服药前后临床体征及影象检查,观察包虫囊肿的大小形态及内部结构改变,经5年随访,治愈率36.76％、好转率50.98％、稳定率8.82％、恶化率3.48％、原头蚴死率96％、生发层与角质层破坏率87.69％。同样指标与对照68例比较,经统计学处理(P<0.005)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循天理、随势变——方苞法律思想论析

方苞是清代著名的古文家,被尊奉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基于对天理与人性的认识,方苞的法律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主张法应循天理,随势变,形成了"道不可异"与"制可更"相结合的法律时变说、"以道明民"与"下无遁情而罚必中"相结合的司法观以及制度建设与识才技巧相结合的选举论。他将对治法的理想追求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体现并适应了时代潮流。

戴名世与桐城派关系辨析

戴名世生前与桐城派创始人方苞交往密切,故研究者常将戴名世视为桐城派的开创者。但客观而论,戴名世与桐城派的创建并无关涉。戴名世只是一位与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有着密切往来,并持有相近文学、学术观点的桐城籍学者。

清初文化变革与桐城派

清初的文化政策的变化是文学复苏的重要原因,桐城派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方苞为桐城派的开派首领,在江南日益平静之后,"学行继程朱"成为为文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祈向,再加上从明代尚先秦秦汉古文到尚唐宋八家的文学宗趣转变,复以桐城地域的人文风尚,一个勃勃生机的文学流派桐城派便呼之欲出了。

说甲骨文中的巴方——兼论巴非姬姓

甲骨文中的"巴方",其国名虽有多种隶定,但似以释巴为胜。从文献所载商末周初古巴国活动于汉水上游一带,以及宝山文化为早期巴文化等情况看,将巴方等同于古巴国或与事实相近。周初封巴于南土,不过承认其诸侯国地位而已,并未导致巴国王族由此改姓而成为汉阳诸姬之一。

金保方教授治疗前列腺增生兼中风后遗症验案1则

今举先生诊治良性前列腺增生（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BPH）兼脑中风后遗症验案1例,以飨读者。1病案回顾患者王某,男,75岁,已婚,2012年10月18日因＂尿频尿急,夜尿频多两年,伴言语蹇涩半年＂初诊。患者于2012年4月18日13点20分突发口角歪斜,右侧口角低,言语不清,无头痛,无恶心呕吐;右手无力,后恢复。CT示＂脑梗死＂。

《史记》评点与明清文章学观念建构

《史记》评点全面介入到明清文章学观念建构的历史过程之中并对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明清时代的《史记》评点确立了《史记》的文章原典地位,使《史记》不仅成为古今文章渊薮,而且成为文章法度的准绳和标尺。方苞等人对《史记》义例的阐释使之转换为文章通则,但也隐含着文章世俗化的可能。章学诚以六经皆史的命题抵抗文章天下的观念,抵抗与之相伴随的越来越沉溺于文牍主义陷阱的政治实践,对文道关系这一明清文章学观念作出全新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