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苞的韩欧文之辨

作为桐城派早期出色的文学理论家,方苞深入论析了唐宋古文代表人物韩愈和欧阳修的创作成就。他认为,韩愈和欧阳修是唐宋古文成就最高的两家,但他对韩、欧之文的定位和评价则差别很大:韩文建立在研经体道和求正去伪的学术基础上,继承《史记》以来的“义法”精髓,达至“雅洁”之境;欧文虽纡余美秀,笔法圆融,却学古未深,“义法”有疵。方苞对韩欧文的辨析是以“义法”和“雅洁”为衡文标准重新界定唐宋八大家历史地位的结果,对之后桐城派文学创作影响颇大。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宏襟宇内而发其才情——兼论桐城派理学思想的“流变”与对古文的价值“定位”

桐城派作为清代作家最多,影响亦是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有人据方苞标举"学行程、朱之后,文章韩、欧之间"的人生导向,据此分析桐城派在学理上是墨守程朱理学,在古文创作上亦是因袭韩欧古文之法。笔者拟从桐城派兴衰的发展轨迹分析,明显地看到桐城派在发展中的各阶段的代表人物在程朱理学单纯以伦理道德来规范人们行为的同时,又能积极地开拓创新,在文学创作理论、思想认识上吐故纳新,尤其在古文价值的重新定位方面,开出新的格局。

李绂交游简论

清代的理学家、方志学家李绂交游颇广,爱才如命,其交游情况直接反映了他的政治学术生平。然而,后人仅从他作为阳明学派传承人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很少有专门的论述。文章从文学角度入手,通过对李绂交游情况进行分析,旨在使读者概括而又全面地了解其生平。

方苞对韩愈文论思想的接受

明清时期散文流派众多,各派所推举、崇尚的前代散文大家也不尽相同。基于此,主要从桐城派始祖方苞《古文约选》的编选情况、方苞对前代散文的评点中分析其对韩愈文论艺术的推崇与接受,进而阐释方苞对前代诸贤备加推崇韩愈的原因,以及作为桐城派的奠基者,其论文宗韩思想对桐城派后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