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琴之养士之风——兼及董庭兰与房琯琴事考

尊士、养士之风造就了中国古代重视人才、礼贤下士的社会风尚和文化传统。而唐代养士之风依旧盛行,“琴客”是士的一种,他们不仅善琴,也长于诗文,平日弹琴、赋诗、出游、传授古琴。他们与主人往往有着惺惺相惜的感情。见于记载的唐代琴客,主要有姚兼济、石荆山、董庭兰、贺若夷、王敬傲等。本文对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著名琴家董庭兰的生平及琴事,董庭兰与李颀、高适等人的交游,房琯罢相与董庭兰的关系等均进行了考辨,认为房琯被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疏救房琯事件对杜甫的人生、事业、心理,亦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摧残。董庭兰的古琴弟子有郑宥、杜君人等。

唐代文学史上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

接踵二张,房琯与贺兰进明之争便是盛中唐时期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这里所说的吏治更多指的是政事,准确地说是玄肃之争。从房琯奉诏传位于肃宗开始,玄肃之争便与文学、吏治之争不可分割。贾至《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一诗可谓此一阶段的“诗史”,虽然纪事简略,却可以呈现房琯等赴肃宗处宣召旧臣的当下之心境。传位之语境及旧臣入新朝将面临何种局面更是思考的中心议题。入朝之后,以房琯为中心形成一个文儒集团,集团中重要的成员均是文士或者儒士。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房琯遭逢乱世,置身唐玄宗与唐肃宗之间,难以持平两端。房琯被贬,文儒集团瓦解,陆续贬黜的贾至、杜甫等人则迎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冠通方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白细胞介素-6的影响

目的探讨冠通方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白介素6(IL-6)浓度的影响。方法将240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随机分成冠通方加西药治疗组(治疗组A组)120例;西药治疗组(对照组B组)120例,进行比较。4周为1疗程。结果经治疗后两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IL-6的浓度有显著性差异(P<0.01),治疗组的症状疗效、心电图疗效均优于对照组(P<0.05或P<0.01)。结论冠通方组降低IL-6浓度优于对照组。

“放管服”改革中政务大数据共享的壁垒及其破解——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考察对象

当前我国政务大数据共享面临体制壁垒、管理壁垒、法律制度壁垒、技术壁垒和心理壁垒等阻碍因素。浙江衢州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取得成功与政务大数据共享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是在政策、技术、管理制度的有效结合、相互促动下达成的。针对政务大数据共享存在的诸多壁垒,可从以下几方面予以破解:成立大数据管理的专门部门;建立大数据共享的统筹整合机制;健全大数据发展的法律制度;提供大数据共享的技术支撑;树立大数据共享的思想理念;讲求推进策略并完善大数据共享的考核机制。

通管方对输卵管炎性阻塞性不孕大鼠模型EGFR、ICAM-1表达的影响

目的探讨通管方对输卵管炎性阻塞性不孕(FTIOI)大鼠模型输卵管上皮细胞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及细胞间粘附分子-l(ICAM-1)表达的影响。方法选用180只Wistar雌性大鼠为受试对象,随机抽取30只作为正常组后,以"混合菌接种法"建立FTIOI大鼠模型;造模成功后按体质量随机分为模型组24只、血府逐瘀组25只及通管方低、中、高剂量组各24只,每组又分为15 d、30 d两个时间组。结果 (1)EGFR蛋白在正常大鼠输卵管上皮细胞阳性表达少量,模型组的EGFR蛋白表达增强明显,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2)ICAM-1蛋白在正常组中未见有表达,模型组存在高表达,两组间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1)通管方能改善FTIOI模型大鼠输卵管的结构和功能,提高受孕率。(2)通管方能抑制输卵管上皮细胞EGFR蛋白的过度表达及ICAM-1的蛋白表达。

冠通方对冠状动脉裸金属支架植入术后再狭窄和IL-8水平的影响

目的观察加用冠通方预防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PTCA)及裸金属支架植入术后再狭窄和对IL-8水平的影响。方法将120例冠心病介入治疗患者,随机分成冠通方(由三七、丹参、地龙、瓜蒌、生晒参、绞股蓝、陈皮、麦冬组成)加西药(口服肠溶阿司匹林、氯吡格雷、阿托伐他汀、倍他洛克等)治疗组(简称治疗组)60例;西药(口服肠溶阿司匹林、氯吡格雷、阿托伐他汀、倍他洛克等)治疗组(简称对照组)60例。治疗6个月后对患者术后心绞痛复发、IL-8水平及冠状动脉造影等进行随访观察。结果治疗组心绞痛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2组患者共有95例复查冠状动脉造影,其中治疗组48例中,再狭窄发生率9.84%;对照组47例中,再狭窄发生率23.73%,2组比较再狭窄发生率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2组IL-8水平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结论冠通方能降低裸金属支架植入术后IL-8的水平,可预防冠状动脉再狭窄。

清代名臣方观承的惠政及其为官从政特点

清代名臣方观承除主要负责治理河渠外,也曾在社会慈善救济领域有较为显著的政绩,如在山东、直隶建立和完善义仓,在浙江关注育婴事业的发展,在直隶遍设留养局等。这些惠政不仅是其执行国家政令的表现,也是其关注民生,"实力办公"为官从政特点的体现。方观承的惠政及其成效说明地方官员执行国家政令要因地制宜,并尽量保持政策的持续性。

“放管服”下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研究

随着时代发展,科研院所科研经费体量不断增长,科研经费如何在节约成本的前提下实现效益最大化日益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深化科研经费改革,国家出台一系列"放管服"政策,但目前科研院所在"放管服"政策的贯彻执行上仍存在一些问题,该研究列举了科研院所科研经费管理存在的几个问题并提出了改进措施,以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率,使科研经费发挥最大效益。

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实践探析

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是全面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湖北科技管理部门积极探索科技体制改革和模式创新,取得了积极成效。分析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的内涵,梳理了国内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现状,探讨了在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湖北科技管理部门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两首涉董庭兰唐诗补笺

董庭兰是唐代重要琴家,唐诗中有多首涉及董庭兰。以诗史互证的方法,结合董庭兰生平及唐代古琴音乐对相关诗歌题目、创作时间加以补笺。

从桐城桂林方氏家族看清朝前期满汉民族磨合

明清鼎革之际,与明朝依附至深的桐城桂林方氏族人,对清朝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方拱乾一支较早认同清朝,但历经顺治十四年科场案和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的打击,两度沉沦。随着统治的巩固,雍乾时期统治者调整政策,方观承等族人自强不息,方氏家族得以重振家声。满族贵族与汉族望族从互相猜忌、斗争,逐步走向认同、合作,终至合作默契。方氏族人佐君辅国,惠政颇多。通过入仕,该家族得以保持家声不坠。入清后的方氏家族史,就是一部满汉磨合史。

杜诗为何不提颜真卿

杜甫(712—770年)与颜真卿(709—785年)为同时代的人,年龄相仿,也有同处长安的经历,但现存典籍中却不见有关他们交往的记载。杜诗号称"诗史",却无片言只语言及颜真卿,其缘故一直是学界的一个疑点。杜甫在疏救房琯之前,与颜真卿是否有过接触,由于史料的缺乏,目前难以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颜真卿对房琯集团的弹劾,参与了颠覆房琯集团的政治斗争,间接导致了杜甫政治生命的结束,这就难免使杜、颜二人之间产生一种微妙的政治冲突和情感隔阂。而杜甫与房琯为忘形之交,他终生都对房琯保持着很深的感情。既如此,杜诗只字不提颜真卿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论龄官的人生悲剧

悲剧主人公的命运,不仅受到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也与个人的性格、意志等主观因素密切相关。龄官所处的历史时代和阶级地位,决定了她的被奴役的命运。而她倔强的个性、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大胆追求不切实际的爱情的行为,使她成为封建专制社会的反叛者,同时,这种性情与家班优伶身份的反差,也成为她人生悲剧的根源。

麋芳、士仁如何被“阴诱”——兼与方诗铭先生商榷

在关羽与曹操决战荆襄的关键时刻,孙权的部属虞翻"阴诱"了芳、仁,说辞是"为陈成败",示其大势已去。潘濬刚直耿介,在荆州失守、关羽殒命后,无可奈何之际才归服孙权。

老官山汉墓医简《六十病方》体例初考

老官山汉墓医简《六十病方》以15枚有病方编号的题名简为目录,约200支与题名简编号相对应的病方简为正文,二者共同构成了《六十病方》的主体结构。研究中发现《六十病方》的具体内容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主治病症、药物方剂、制用之法、禁忌事项书写完整规范,多处有前缀中圆点的"其一曰"提示性文字运用,一些条文给出方剂的文献来源等等。通过综合考察《六十病方》的整体结构和局部特点,可以认为《六十病方》是经过加工整理后相对成熟的医学文献。此外,《六十病方》中存在的少数残碎医简,因为具有潜在的文字辨识价值,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老官山汉墓医简《六十病方》排序研究(续完)

老官山汉墓医简《六十病方》出土时,维护其竹简顺序的编绳早已风化灭裂,更因为竹简首尾文字每有残损,故排序成为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顺利解决,全部内容将支离破碎,难以成篇,影响其他工作的深入开展。实践证明,对于《六十病方》宏观体例、文字特点和残简特征的准确把握有助于达成相对合理的排序结果。

论黄兴与近代粤桂滇边革命

由于某些史书的原因,黄兴在粤、桂、滇边的革命活动中的作用显然被低估了。低估的原因在于:黄兴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明白黄兴钦州一行的重要性,仅仅是把它看成一次普通的策反活动;以成败论英雄,一个军事失败的人能称之为英雄吗?对于黄兴的革命活动没有给出一个正确的认识。综合当时的复杂形势与黄兴实际作用,黄兴实为这一时期革命真英雄,革命真领袖。

古代秦巴山区东部均房之地的移民问题

自秦至汉唐,建都关中的政权必然会把均、房之地作为关中地区的外部屏障,为此会对均房之地给予相应重视,移民进行开发,将宗室、贬官等以徙居的名义送至均、房之地以加强对那里的监督与联系。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均房之地具有贯穿几大基本经济区的重要战略位置与攻防皆宜的山川便利,出于战略的需要,均房之地成为经常的移民区。

中国文学中的乐妓及其制度考略

乐妓自古有之,根据其人身归属情况大致可分为宫妓、官妓、家妓、市井妓等;根据其所操技艺又可分为歌妓、舞妓等。乐妓几成唐宋宴饮活动之必需,与唐宋文人生活、文学创作密切相关,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有其身影,一些作品甚至是专为她们而作。因此,了解乐妓的相关制度在把握乐妓境况、乐妓情态、乐妓与文人的关系、进而理解文学作品大有裨益。文章阐述了乐妓的发展史、各朝代的制度史,并研究了乐妓生活与文学作品的相关事例以及对文学的影响。

杜甫《悲陈陶》《悲青坂》历代注释中的若干问题——兼论两首诗歌与杜甫卷入房琯事件之间的关系

历代关于《悲陈陶》与《悲青坂》两首诗歌创作背景的注释中,所引史料内容存在历史顺序相反、将陈陶战的相关历史事实错引至《悲青坂》的注释中以及直接引用存在问题的注释等问题,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此外,两首在时间和内容上具有较强关联、构成上一致且相互呼应的诗歌不以组诗,而是以独立作品的方式呈现,是杜甫当时思想感情互相对立、矛盾的体现。关于两首诗歌与杜甫卷入房琯事件之间的关系,古今学者的意见有较大分歧。杜甫在任左拾遗之前一直远离政治中心,对权力中心的争斗、内情所知不多,加上房琯后来被贬并非由于陈陶、青坂战败,由此可见《悲陈陶》《悲青坂》两首诗歌与杜甫被卷入房琯问题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