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修《晋书》与王隐《晋书》中嵇绍仕晋评价差异

嵇康为司马昭所杀,嵇绍却在山涛的帮助下仕宦西晋,并在荡阴之战中以臣节死难。嵇绍背父出仕与忠君死节的行为给史家评价嵇绍带来了争议。东晋王隐编撰的《晋书》和唐代房玄龄等人编修的《晋书》分别取其出仕与死节之事来评价嵇绍,并对嵇绍事迹做不同程度的“曲笔”,最终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两本《晋书》的评价差异反映了史书编撰理念与皇权强弱、社会风尚,以及史书编撰制度的密切关系。

《文澜阁恭钞四库全书待访目》考述

《文澜阁恭钞四库全书待访目》是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过程中产生的缺书、缺卷访求目录。目前可见到的版本有两种:除了通行的铅印本,还有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山大本、铅印本《待访目》存在差异,分别反映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在不同阶段的补抄情况。山大本是在光绪十四年至二十年之间编写的,而铅印本是袁嘉谷在宣统年间修订的。《待访目》反映了丁氏“光绪补抄”的历史细节,也体现了民国年间公共图书馆的开放对文化事业的推动。

褚玉霞教授治疗痰湿型多囊卵巢综合征经验

目的:总结褚玉霞教授治疗痰湿型多囊卵巢综合征临床经验。方法:从该病的病因病机入手,提出"首先以补肾阴为主,继而补肾活血,第3补肾阳,第4活血行气"调整月经周期的治疗模式。结果:该模式在"化痰补肾方"及"潮舒煎剂"基础上加减治疗,临床效果显著。结论:该模式治疗痰湿型多囊卵巢综合征能调整机体的阴阳平衡状态达到治疗目的,该法无副作用,患者易于接受,适合于临床推广应用。

秦汉时期方术、方士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秦汉时期的方术作为原始宗教的一种重要形式对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方术、巫术为基础的宗天神学和谶纬神学得到统治者推崇,在历次的政治斗争中,方术或成为统治者愚弄朝野的工具,或成为野心家问鼎皇权的借口。由于方术具有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重要的政治作用,所以一批又一批的方士应运而生,他们又利用方术混世谋生,提高社会地位,跻身上流社会。秦汉时期的方术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广泛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尤其对道教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疏风解毒胶囊治疗上呼吸道感染480例临床观察

目的评价疏风解毒胶囊治疗上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采用分层区组随机、双盲、阳性药平行对照、多中心临床试验设计。上呼吸道感染患者480例,其中试验组360例,对照组120例。试验组口服疏风解毒胶囊,对照组口服双黄连胶囊,疗程均为3d。结果对体温异常者起效时间比较,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解热时间比较,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医证候单项疗效——咳嗽记分,两组间比较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疏风解毒胶囊治疗上呼吸道感染疗效确切,未发现毒副作用。

古代通俗小说中军师形象的巫师化倾向

受方术文化的影响,古代小说中的诸葛亮、姜子牙和文素臣等都被描写成巫师化的军师,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模式。如果说诸葛亮像一个儒士化的巫师的话,那么,姜子牙就像一个道士化的巫师,文素臣像一个学者化的巫师。

从《方言疏证》看戴震的校勘特点

作为一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将其考据方法运用于校勘,他校勘《方言》较少依据版本,而是博综群籍传注,本之小学六书,以理论断;以求是为根本旨归,大胆改正讹文;发凡起例,首次从致讹角度总结误例。戴震的校勘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学术风尚。

《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

本文对《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进行较详细的注释,并恢复了《西域图记》有关吐火罗国的一条佚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隋书·西域传》与《西域图记》的关系及《通典·边防典》“西戎”门的编纂特点。

明代海南丘氏家族医学事迹及著作考述

琼山丘氏是明代海南的名门望族。该家族入琼之初,族人多有医学事迹或医学著作见诸史志,医学传承绵延四代。本文以丘普、丘濬、丘敦为代表人物,以正史、地方志、医籍等文献中的记载为史料来源,初步考证该家族第二代丘普任职医学训科时的业绩和其在家族医学传承方面的贡献,介绍了第四代名宦丘濬所撰三部医学著作的主要内容、历史影响和版本流传情况,评述第五代太学生丘敦之遗著《医史》的体例特色及其中蕴含的医学思想和观点。

论清代嘉道之际的汉宋之争与汉宋兼采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汉、宋两学关系问题是一重要问题,到清代嘉庆、道光之时尤为引人注目。围绕这一问题,时人聚讼纷纭,其中以江藩、方东树在各自著作中所表达的针锋相对的理念及其所引发的学术风波最具影响力。这固然标志着所谓“汉宋之争”已达高潮,同时它也说明这一时期学术格局有所变化,即汉学虽仍居主导,但宋学的空间已越来越大。宋学空间的得以扩大,与当时学界存在的汉宋调和、汉宋兼采之风密不可分,汉学家与宋学家之间既相互贬抑,又彼此调和,兼采对方之长为己所用。这一切,预示着学术嬗变的契机已显现,学术演进将有新趋势。

清代“桐城派”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以方东树《昭昧詹言》为中心

清代“桐城派”对注重诗法的黄庭坚一直相当推崇,这集中体现在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中。《昭昧詹言》以古文之法探讨诗歌,注重起承转合、格局布置、虚实详略、字句、音节等写作技巧。基于此,方东树对黄庭坚诗歌颇多推许,集中论评了黄庭坚学杜诗的成就、黄诗拗奇矫健的句法及其大开大合的篇章结构,这在黄庭坚诗歌接受史上独具一格,并深刻影响到后来的“同光体”诗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

建构古典诗学批评的新范式——方东树“以文论诗”新论

"以文论诗"是方东树诗学思想在批评实践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所谓"以文论诗",并不是桐城派古文理论被简单地移植为诗学理论,而是作者在"求真"精神的指引下,借助于桐城派基本的美学主张和古文批评方法,建立以"文、理、义(法)"为中心的批评体系,注重文本结构美,擅长文本细读与分析,改造了古典诗学长期以来的"诗话"批评范式,在理性、科学性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论曹操的神仙思想及其游仙诗

前之论者提及曹操游仙诗,多讽其为宴饮欢会之作,思想消极颓靡。既没有看到其对秦汉游仙文学的超越,也忽略了他对魏晋盛极一时的游仙诗的开启之功,有失客观公允。今之学者论及曹操游仙诗,又往往忽略其自身思想的复杂多元,也较少将曹操对待神仙的态度与对待方士、方术的态度进行区别甄辨。本文试从曹操的神仙思想着手,重新解读其游仙诗。

方东树理学观新论

在清代学术史上,方东树可谓嘉道时期一位学术个性鲜明而又充满争议的学者,尤以扬宋抑汉而为学界所关注,而对方氏理学观的认识,遂大多着眼于其尊崇朱子、批判汉学,为程朱理学正名,抑或汉宋兼采。但是,如果以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方东树其人其学,则不难发现,其理学观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方东树的理学观既有借"辟佛"以攻乎陆王、近世汉学家的一面,也有援佛入儒,对理学本身加以修正的一面。在汉宋兼采、倡导经世等方面,他与同时期夏炯等交相呼应、殊途同归,展现出此一时期理学发展的新趋势,颇值得玩味。

论方东树《书林扬觯》之“建白”

清代中叶汉宋并立,学术思想派系波澜涌动,桐城方东树激愤而著《汉学商兑》以卫宋学。稍后又撰《书林扬觯》,虽仍出以宋学视角,但摆脱了前书言辞偏激的缺陷。方东树在《书林扬觯》中针对当时学人轻易著书、著书贪多、矜名等流弊,提出著书须有宗旨、有实用、重修身明道等"建白",并借论语录著书与说部著书谈汉宋之学,一改激烈态度,重视汉宋融合,从中可以窥见清中叶学术思潮发展、衍变的轨迹。

论方东树的陶诗研究

方东树的陶诗研究在陶渊明诗歌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前人旧说,指出陶诗兼综儒道的特点,却认为失之于庄老;结合情、景、理对陶诗创作手法的分析,也丰富了前人对陶诗创作特点的认识。他把陶诗风格的自然平淡改为自然清深,是对前人见解的进一步发展。对陶诗用意和用笔特点也作了细致的分析,较前人研究更为具体翔实。体现了其诗学思想中的儒学道统观念及以"义理"为本位的诗学旨趣。

方东树为学“三变”说考论

方东树为学经历了一个由杂至纯的过程,为学并非"三变",程朱义理之学始终是其治学之主线,并制约其学术观念。在其人生的各个阶段,治学用力处有所不同,年少时重"文事"但不废朱子学,中年以后重心性义理的研说亦不废"文事",晚年对"文事"及心性义理的研说更为深入。经世致用是其治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并因之强化了程朱之学的经世意义。

“自由”的“忧”与“伤”——论方鸿渐与钱钟书

《围城》的意蕴,大半来自方鸿渐形象的塑造。如何理解方鸿渐,成为解读《围城》和钱钟书的关键。论文一方面对方鸿渐的精神内质进行独特的审美观照,自然深入钱钟书的“喜剧”小说叙述,抵达其所深藏的“悲剧”人生体验。另一方面,论文意在探究,钱钟书在方鸿渐形象中所寄寓的深切理解与同情,使钱钟书本人,与其笔下的方鸿渐,形成某种有趣的“互文”关系;二者相互阐释,共同显示着钱钟书独特的人生情态:自由的秉性,和对人生社会的悲观。

丘濬《群书钞方》成书及版本初探

《群书钞方》是明代名臣丘濬编撰的一部方抄类医方书。全书由明以前各类文史书籍中所载药方汇成,是目前已知现存的唯一一部由海南籍历史名人撰写的医著。本文简述《群书钞方》的内容、体例和书目收录情况;以其原序、跋及全文为基础,考证该书成书、刊印的历程;依托多种书目,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明确该书的现存版本及其馆藏,并利用各版本的内容特征考证其沿革与流传情况;最后简析了该书的文献学研究价值。

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杨永芳研究

通过对档案材料以及研究文献的解读和分析,对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杨永芳(1908—1963)的生平和科学贡献做初步研究。他在点集拓扑等数学前沿领域做出了重要的科学研究结果。他将西方先进的数学理论和数学教育制度引进地处内陆的大西北,以西北联大与其后继学校西北大学为平台,培养了新一代数学人才,开创了陕西乃至西北数学和数学教育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