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与晦山戒显的青原之会

康熙五年(1666),晦山在青原山净居寺拜会了方以智。方以智非常兴奋,给予了极其热情的接待。晦山戒显对此感动不已,遂赋诗一首,记录下了自己的兴奋之情。方以智与晦山谈及自己的著作《药地炮庄》,晦山为之作序,给予高度评价。可以说,晦山戒显与药地愚者方以智青原之会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蕴。

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及其典范意义

全面评介方以智思想,是侯外庐后期学术研究的焦点。经过他与其学术团队的持续努力,方以智被遮蔽近三百年的思想全貌得以公之于世,恢复了其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哲学地位。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既具有《中国思想通史》理论与方法的一般特征,又存在自身特色。不仅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深刻剖析方以智生平悲剧的矛盾根源及内在思想张力,而且以宏通的世界历史眼光,在中西启蒙思想的对比评价中,赋予方以智思想以世界性哲学意义。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业已成为历史,固然需要“批判地对待”,但他在研究中贯彻的史学理论、方法与目标,即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来建立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体系,具有深远的典范意义,在今天仍能予人有益的启发。

方以智说“邹均”解读

选方以智评说孟子人性论的五则论述,以解读的方式揭示他对孟子人性论的独特认识:(1)将“性善恶混”与“性三品”归为同一类型;(2)孟子谈“心”“性”“天”的统一性,不是从知识理性立论,而是从道德理性立论;(3)以“不落有无”解释孟子的“养气”与“践形”两者统一说,彰显出其解释的浓厚思辨哲学色彩;(4)将人的自发的学习能力定义为人的“习性”亦即“独性”,并将“独性”归根于“公性”。“公性”在宇宙形成之前即存在(逻辑在先),则“独性”归根于“公性”即意味着人天生具有自发的学习能力。方以智以人有自发的学习能力来规定人所固有的特性,与孟子侧重从道德意识和道德能力来规定人所固有的特性,存在明显的差别。

方以智对王阳明“三间喻”的重构

借由重构王阳明的“三间喻”,方以智扭转了王阳明以“圣学之全”由上而下贯彻释、道的模式。他通过主张“小道”即“大道”之全、“小道”即“大道”之用,从事用层面肯定了儒、释、道门户之别的合理性,由此消除了“小道”和“大道”之间的紧张对立,维护了阳明心学“体用一源”对主客分裂的消解作用。通过主张百家即大全的相通,以“尊孔”为前提的诸家互用,方以智试图在事用层面矫正儒家的支离和释、道的不足,重新诠释王阳明“三教道儒”的合理性,由此为明末“实学”和“虚学”的对立提供解决方法,展现了他的儒家情怀和作为阳明后学的学术担当。

方以智工夫论下的主体自我证成

在修养工夫论视域下,方以智认为主体的自我证成是以“中节”为可能性、以“仁性”为展现、以“中和”为境界。“中和”之境界与“仁性”之展现离不开“中节”,“中节”作为践形之工夫,展现主体之“仁性”,通达“中和”之境界。在主体自我证成过程中,方以智突破了传统儒学体用观,提倡“以用显体”、重在实用的实学风尚。同时,方以智又以“中和”作为工夫与道体的双重开显,并通过“中节”的践履与“仁性”的保证而臻至“中和”的境界。

论方以智《诗说》“正变”观及其诗学实践

《诗说》是方以智为数不多的阐发诗学理论和进行诗学批评的专章。它基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正变”观,针对明代诗坛的时文风气,结合三教融通的哲学方法,阐明了理想化的诗歌发展理念:正变相济、融会通变。其诗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诗说》中的“正变”观,又与其存在着矛盾而统一的关系。

中国儒学人性论的统合与创新发展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是中国儒学两种主要的人性论,且传统中以性善论为主流,除此之外还有扬雄的善恶混、董仲舒的性三品等诸说莫衷一是。随着阳明学之弊的出现,以及阳明后学在惩忿窒欲中遇到欲恶难以根除的困难,加上传入的西方宗教性恶论的刺激,儒者对性恶论的重视随之渐显,儒学性善论亦面临挑战。在此影响下,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方以智正视恶,以“正”“余”论为基础,开创性地将《周易》的飞伏引入人性论,突出性善论与性恶论彼此包含的柔性,建构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相对的、动态的人性论,并由此统合中国儒学的主流人性论。此外,方以智还以“无善恶”与“有善恶”的交轮,来有效救治重视超越之“无善恶”的龙溪学流弊。通过善的统摄与反统,恶既受到善的统摄,龙溪学的“无善恶”亦受到善的反统,从而在正视恶时,更有利于防范性恶论的风险。总之,方以智的人性论既能有效应对儒学内部出现的恶欲难除与无善之弊,在重视恶的现实性时,亦能形成整体导向性善的合力,维护儒学主流的性善论。

方以智与瞿式耜的交游述论

方以智与瞿式耜交往20年。甲申国难前,他们在常熟有短晤,交情平淡。明清易代之际,特别是在隆武二年至永历四年,二人于德庆重逢,在政治和诗歌上频繁互动,友谊日深,成为忘年交。瞿式耜的父执身份为二人的交往打开方便之门,方以智、瞿式耜政治立场的契合和类似的仕隐态度在国难的社会背景下更拉近二人的距离,促使二人的关系在岭南最为密切。二人的交游不仅在生活和学术之路上予以方以智巨大的帮助,还推动后人来往,使两家成为世交。

徐芳与方以智交游考述

徐芳与方以智为同年好友,于1640年订交。明亡后,徐、方二人因心向故国,不仕清廷,皆成为遗民僧。逃禅后,二人在困窘之际彼此诉苦、互相慰藉。徐芳数次襄助方以智修建精舍、刻印著述。徐芳还屡次劝说方以智逃名,从而全身远祸。此外,二人不仅互赠诗文,还多次共谈异事。

地黄益智方对老年性痴呆模型大鼠细胞周期蛋白异常表达的影响

目的观察地黄益智方对Aβ1-40所致老年性痴呆模型大鼠细胞周期蛋白异常表达的影响,并探讨其机制。方法 120只SD雄性大鼠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及地黄益智方小、中、大剂量组。采用大鼠双侧海马CA1区注射Aβ1-40复制老年性痴呆模型,造模24 h后开始灌胃给药,地黄益智方小、中、大剂量组给药量分别为0.12、0.24、0.48 g浸膏/(100 g.d),空白组和模型组给予等体积的蒸馏水,连续4周。免疫组化法动态检测各组大鼠大脑皮层及海马cyclin D1、cyclin E、p16、CDK6的表达变化。结果 Aβ1-40造模后24 h可见cyclin D1、CDK6表达升高,造模后2周时cyclin E表达升高,造模后4周时p16表达升高;小、中、大剂量地黄益智方可改善Aβ1-40诱导cyclin D1、cyclin E、p16以及CDK6异常表达。结论老年性痴呆模型大鼠早期存在脑细胞周期蛋白异常表达现象,地黄益智方对异常表达的cyclin D1、cyclin E、p16及CDK6有一定改善作用。

补肾益智方拆方含药血清保护Aβ25-35损伤NG108-15细胞的研究

目的 :研究中药补肾益智方拆方亚组的含药血清对AD细胞模型生长、分化等方面的影响 ,探讨该方药物的配伍规律。方法 :将补肾益智方拆分为补肾组、益气养血组和去冰片组 (即补肾组 +益气养血组 )等 3个亚组 ,连同原方组共 4组对大鼠灌胃给药分离药物血清。在含各组血清的培养液中 ,加入Aβ2 5 35 ,观察NG10 8 15细胞的生长状态、细胞增殖数、存活率 ,突起率及突起平均长度。结果 :与AD细胞模型组相比 ,补肾益智方及各亚组含药血清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Aβ2 5 35对细胞的损伤作用 ,但各组情况有所不同。各组含药血清对细胞的保护作用由强至弱依次是去冰片组 >补肾益智方组 >补肾组 >益气养血组。结论 :补肾药配伍益气养血药可增强对Aβ2 5 35损伤NG10 8 15细胞的保护作用 ,其中以补肾药的作用为主 ,方中冰片的功效有待进一步研究。

藿苓益智方对血管性痴呆大鼠VEGF及海马氧化损伤的影响

目的观察藿苓益智方对血管性痴呆(VD)大鼠认知功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表达及海马组织中氧化损伤的影响。方法将80只健康雄性SPF级SD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西药组、中药组,每组20只。VD模型的制备参照最经典的2-VO法建立,假手术组大鼠只进行相应的手术步骤,分离暴露双侧颈总动脉,但不进行结扎及阻断其血流供应。造模结束后西药组给予尼莫地平片灌胃,中药组给予藿苓益智方灌胃,假手术组、模型组给予等剂量生理盐水灌胃。各组采用Morris水迷宫实验来检测大鼠逃避潜伏期时间,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大鼠VEGF表达,同时检测海马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及丙二醛(MDA)含量。结果(1)Morriss水迷宫实验:模型组、西药组、中药组造模后未用药前(治疗前)逃避潜伏期时间与假手术组比较明显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假手术组和模型组本组治疗前与用药后(治疗后)逃避潜伏期时间比较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药组及西药组治疗后逃避潜伏期时间与本组治疗前比较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西药组与假手术组、模型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中药组与假手术组、模型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西药组与治疗组比较差异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VEGF阳性细胞数: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西药组与中药组阳性细胞数增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与模型组比较,西药组和中药组阳性细胞数增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西药组比较,中药组细胞数无明显增多,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SOD活性: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西药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中药组降低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模型组比较,西药组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药组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西药组比较,中药组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4)MDA含量:与模型组比较,西药组和中药组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西药组比较,中药组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藿苓益智方可有效改善VD大鼠学习记忆能力,改善脑内血液循环,其机制可能是通过影响相关血氧动力改变诱导脑内VEGF表达,提高氧自由基清除酶的活性能力,减轻海马区的氧化损伤。

指南针理论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

指南针产生以后,中国学者对指南针之所以能够指南,从理论上做过探讨。这些探讨大都是从阴阳五行学说出发,结合当时人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而展开的。万历年间,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的指南针理论、地球学说以及相关的科技知识,在这些知识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探讨指南针理论问题。在这些探讨中,阴阳五行的作用淡化了,而从力学角度做的分析却增加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在传教士中,南怀仁的指南针理论最为系统,但他的理论仍然局限在古代科学的范围,并非吉尔伯特的磁学理论。南怀仁的理论在中国影响深远,直到19世纪中叶,仍有中国学者用南怀仁理论解释指南针问题。

论方以智“粤难”的性质——兼论曾灿为大汕所作《石濂上人诗序》的文献价值

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第五章,考证出僧人无可(即方以智)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时在金陵,并等待郑成功舟师大举入长江之事。在这一发现启示下,文章欲考证康熙十年(1671)方以智"复明运动"中之所谓"粤难"这一重大悬疑问题。考明遗民曾灿之《六松堂文集》卷12有《石濂上人诗序》,其重要内容在传世《离六堂集》所载序文中被删除,如删除之"无可大师近以文字几罹不测"一语,即表明方氏"粤难"系一早期之"激动中贵人",亦即牵涉黄门宦官发案之文字狱。从而,以新见材料的考证,推进了方以智"复明运动"这一难题的研究。

中国古代对光的性质的认识

在对光本性的认识上 ,古人有两种典型说法 ,一种认为光是由光源发出的某种特殊的气 ;另一种则以 17世纪科学家方以智为代表 ,认为光是气内部相互作用的传播 ,并由此发展出了一种原始的光波动学说。在对光的传播范围的认识上 ,古人认为光行有限 ,并广泛应用这种观念来讨论天文学问题。在对光速的认识上 ,古人没有超距作用观念 ,他们先验地认为光的传播需要时间 ,光速极大。在对光的传播方式的认识上 ,古人认为 ,光的传播近程时沿直线而进 ,远程时 ,在一定条件下 ,依曲线而行。这一认识发展的顶峰是方以智的“光肥影瘦”说 。

方以智《通雅》对清代学风的影响

方以智《通雅》对清代学风产生了切实的影响,方氏的《通雅》在清代被禁是因方氏有反清复明的主张及行为,而不是因《通雅》本身。

方以智诗学思想新论

方以智在明清之际诗学嬗变中有重要作用,其诗学也长期受人关注。然而仍有一些重要思想为学界所忽视。方以智被学界忽视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肯定变诗的价值与地位,尤其是肯定盛世变诗的意义;重视诗歌的声律,认为声音可以通于诗之神;重视取法于前人,但同时要超越于前人之成法。他还以为,诗歌的情感只有达到能使人为之生、为之死的程度,才能感动读者,但不要沉溺于情感而不可自拔,要能够节制自己的情感。他的这些见解多有深刻的辩证性,不仅是对传统诗论的反思,而且大都伴随着对明代主要文学现象台阁体、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等经验的总结,有的思想还直接开启了清代桐城派的重要文论。其在思维方式上则能够兼综百家,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明代文坛门户纷争的恶习。对这些诗学思想的研究,对于全面理解方以智诗学思想在当时的独特价值及明末清初文学思想的嬗变均有重要意义。

方以智的史学思想

方以智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在历史观上,他从易道变化之理入手来论证社会人事,认为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是一大物理,因而都是人们认知的对象,历史研究是一门"以实事求实理"的实学;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的发展有"常"有"变",有"理"有"则";人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古今以"智"相积,因而今必胜于古。他的史学思想的显著特征是实证精神,主张"待证乃决"、"扩信决疑";同时提倡寻委溯源、通相为用的通变意识,并以推理与归约为通变基本方法。

张自烈《正字通》原本考正及其古音注释研究

本文主要讨论了《正字通》原本及古音注释问题。《正字通》原本为《字汇辨》,作者张自烈而非廖文英。这些事实可以从方以智与张自烈交往和相关文献中得到证明。《正字通》在注音上类聚了大量的文献中的古音,并纠正了《字汇》在这方面滥取叶音的错误。在古音观念上,张自烈反对叶音说,认为只有一字多音而无叶音。在清代古音学建立之初,其研究有可取的一面。

《天步真原》的神秘序文

《天步真原》是波兰籍耶稣会士穆尼阁与中国天文学家薛凤祚合作编译的一部著作,系统介绍了西方数学天文学和星占学知识,其中的天文学系统实际上是以哥白尼日心地动模型构建起来的.概述的前面有一篇匿名的序言.从该匿名名称的特点以及序文的内容来分析,这位匿名作者当是著名的思想家方以智,序文的内容对于我们理解方以智对西方天文学的态度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