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于书院: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以元末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为中心

元末朝廷和地方势力对士人的征召,多少存在竞争和笼络人才的意味。士人的出处机遇,从庙堂与山林的二元区分,转向元廷、地方势力和山林的多元格局。面对各方征召,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抱以“旁观者”的不合作心态。随着徽州路脱离元廷控制,二人对于政治的疏离态度有所淡化,而“忠元”情结渐趋加深。志在山林却又难以与政治完全绝缘,兼具官方和民间双重性质的书院,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绝佳之所。隐于书院,是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赵汸和郑玉的处境、心态和归宿,是观察古代尤其是易代之际士人生存境遇的一个窗口。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天干方组方思路及应用

天干方是陈无择所创,首载于《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是以运气理论为指导,以五行亢害承制规律为依照,运用药物四气、五味来治疗和预防岁运太过或不及而导致的人体已出现或可能出现的病证的10首方剂。其制方参照气味相和、阴阳动态平衡、五脏苦欲补泻、五行制化原则,针对岁运太过或不及,各有制方法度。治疗目的在于以偏纠偏,恢复人体气化的动态平衡。在应用时要注意识运气、观体质、辨病证,应用范畴涵盖岁运太过或不及致病和治未病。

论方以智《诗说》“正变”观及其诗学实践

《诗说》是方以智为数不多的阐发诗学理论和进行诗学批评的专章。它基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正变”观,针对明代诗坛的时文风气,结合三教融通的哲学方法,阐明了理想化的诗歌发展理念:正变相济、融会通变。其诗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诗说》中的“正变”观,又与其存在着矛盾而统一的关系。

方成珪《韩集笺正》校注特色探析

乾嘉时期考据学兴盛,典籍整理繁兴,韩集研究也出现了高潮,方成珪《韩集笺正》便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文献。成珪博学洽闻,潜心研读韩集多年,其《韩集笺正》以深厚的小学知识为基础,结合以韩证韩的思路,遵循严谨求是的原则,对韩集进行校注,体现出清中期考据学盛行下韩集整理的特点。书中多有创获,观点可信,为后世韩愈研究提供了借鉴。

基于文献梳理的备化汤中地黄使用之解析

备化汤首载于宋代名医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为十六首运气方之一。作为治疗“湿寒合德”所致病症的运气方(基于五运六气理论而拟定的方剂),备化汤主要由木瓜、茯神、牛膝、附子、地黄、覆盆子、甘草、生姜等组成,在湿证与湿病的治疗上应用广泛。有关备化汤中地黄的使用,宋代的陈无择及其之后的缪问与王旭高对其记述有所不同。陈无择根据丑未之岁运气常位状态下的疾病表现,本“功能气味,合其性用”的治法,宗“甘温治其下”的原则使用熟地黄;缪问在龙砂医家临证实践的基础上,考虑到太阴湿土主岁之年可能出现的火郁情况而使用生地黄;王旭高则主张辨证使用生地黄或熟地黄。现代医家在应用备化汤时,可以结合理论解读与临证实践,酌情选用生地黄或熟地黄。备化汤组方用药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如能系统掌握和大胆应用其配伍规律,备化汤可在湿证与湿病的治疗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郑、孙、殷、方的吴中酬唱及其文学复古意义

明代第一次复古运动在刘瑾乱政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德六年至八年,复古派羽翼郑善夫、孙一元、殷云霄、方豪在吴中地区交游酬唱。吴中酬唱既有对复古理论的实践,也反映出此一阶段复古运动的新变化。在文学复古的观照下,四人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在创作中实践复古派的学古理论;又将此一时期繁盛的道家思想融入诗歌,为复古诗学增加了新的文学元素,同时也为观察复古派文人前后思想的割裂提供了一个窗口。

殷云霄、郑善夫等四人的吴中酬唱与创作风貌

明代第一次复古运动在刘瑾乱政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德六年至八年,复古派作家殷云霄、郑善夫、孙一元、方豪等四人在吴中地区交游酬唱,成为这一时期复古派席卷宇内、散播弥广的表征。其酬唱之作既有对混乱时局的忧危之念、坎坷境遇下的喟叹勉励,又展现出种种游赏之乐和文人情趣,渗透着寻仙慕道的超脱情怀,响应了七子派的复古主张。吴中酬唱是殷、郑、孙、方等复古羽翼相互砥砺下的真情书写,为复古思潮由京师向地方扩散,提供了新的考察视点。

乌梅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方证相应的实验研究

目的:研究中医经典名方乌梅丸及加味方治疗UC在抗炎药效机理方面的中医方证相应依据。方法:建立大鼠UC两种类型模型,用研究方干预,取结肠病变组织,用ELISA法测定与抗炎药效密切相关因子IL-6、IL-10、TNFα和PGE2及用Westen Bloting法测定ICAM-1表达程度。结果:大鼠化学性刺激模型中乌梅丸、乌梅丸加味、芍药汤均影响相关因子(P<0.01,P<0.05),具有一定的抗炎药效,但各复方间差异不显著;而在大鼠免疫化学性复合模型中乌梅丸及加味方均明显影响和调节不同因子,其强度有显著性差异(P<0.01,P<0.05),同时ICAM-1表达程度也有差异。结论:乌梅丸及加味方和芍药汤在抗炎药效及机理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中医方证相应关系。

左归饮与肾阴虚证方证相应机理的蛋白质组学研究

目的:采用蛋白质组学技术在蛋白质表达水平探讨左归饮与肾阴虚证方证相应的机理。方法:将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肾阴虚证模型组与左归饮组3组,对其肝、肾组织蛋白质提取液及血清分别进行蛋白质双向电泳并对电泳图谱进行分析,找出左归饮调节纠正的蛋白质,并进行质谱分析鉴定。结果:找出左归饮调节纠正的蛋白质点21个,质谱鉴定出18种蛋白质。结论:左归饮可以调节纠正肾阴虚证模型动物有关的糖代谢、脂肪代谢、信号传导等酶类非正常表达的蛋白质。

饲料蛋白水平对方正银鲫幼鱼生长、体成分、肝脏生化指标和肠道消化酶活性的影响

为研究饲料中不同蛋白水平对方正银鲫(Fang zheng Caucian carp)幼鱼生长、体成分、肝脏生化指标和肠道消化酶活性的影响,配制蛋白水平为30.18%、33.13%、36.16%、39.34%、42.32%和45.46%的6种等脂等能饲料。选取初始质量为(3.10±0.01)g的方正银鲫幼鱼540尾,随机分成6组,每组3个重复,每个重复30尾,进行为期8周的饲养试验。结果表明:随着饲料蛋白水平升高,方正银鲫幼鱼增重率、特定生长率、饲料效率、蛋白质效率、全鱼粗蛋白含量、肝脏谷丙转氨酶和肠道胰蛋白酶活性均先升高后降低,且在蛋白水平为36.16%时最大,显著高于其他组(P<0.05);肝脏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含量均呈逐渐下降趋势,蛋白水平为30.18%的组显著高于除33.13%组以外的其他各组(P<0.05)。方正银鲫幼鱼特定生长率、蛋白质效率与不同蛋白水平分别进行二次回归分析得,在试验条件下,方正银鲫幼鱼饲料中最佳蛋白质水平为35.29%—37.07%。

基于方证相应学说探寻肾阴虚证的标志蛋白质

目的:基于方证相应学说,运用蛋白质组学技术探寻肾阴虚证的标志蛋白,以期在蛋白质表达水平找到肾阴虚证的物质基础,进而阐述肾阴虚证的发生机理。方法:将昆明系雄性小鼠随机分为老年肾虚证模型组、左归饮组与青年正常对照组3组,对其肝、肾、睾丸组织蛋白质提取液及血清分别进行蛋白质双向电泳并对电泳图谱进行分析,找出左归饮调节纠正的蛋白质进行质谱分析鉴定和Wstern-blot验证。结果:找出左归饮调节纠正的蛋白质点24个,质谱鉴定出20个蛋白质。结论:找到并鉴定了一组肾阴虚证标志蛋白质,根据蛋白质的功能在蛋白质表达水平初步探讨了肾阴虚证的发生机理。

扶正化瘀方影响肝脏胶原生成的拆方配伍研究

将扶正化瘀方拆分为扶正组、化瘀组、虫草组、丹参组及丹参加虫草组。制备各组合药血清,分离培养大鼠肝星状细胞,观察含药血清对培养星状细胞增殖活化、Ⅰ型胶原蛋白及其mRNA表达的影响。复制二甲基亚硝胺大鼠肝纤维化模型,以全方及拆方组治疗,观察模型大鼠肝脏羟脯氨酸(Hyp)含量与胶原沉积的变化。结果各组含药血清均可抑制星状细胞的增殖和活化,其中化瘀药效果最明显;各组含药血清均可抑制星状细胞Ⅰ型胶原mRNA及其蛋白的生成,以扶正组效果最佳。对DMN模型肝纤维化的治疗中,以全方组降低肝组织Hyp含量与胶原沉积最为明显,化瘀药与扶正药配伍后减轻胶原生成作用增强,全方具有较好的综合效果。说明扶正化瘀方有较好的抑制星状细胞增殖与胶原基因表达作用,是该方抗肝纤维化作用的重要机理,其中扶正药重在抑制胶原生成,化瘀药长于抑制星状细胞增殖,而全方具有综合效果。

消癥散瘀方对内异症大鼠MAPK信号通路表达的影响

目的观察消癥散瘀方对子宫内膜异位症造模后大鼠MAPK信号通路表达的影响,探讨其治疗内异症的作用机理。方法将48只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内异症模型组、消癥散瘀方组、丹那唑组各12只,采用免疫组化检测各组大鼠异位内膜C-SRC、EFR、ERK的蛋白表达。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异位内膜C-SRC、EFR、ERK蛋白表达明显升高(均P<0.01);与模型组比较,消癥散瘀方组异位内膜C-SRC、EFR、ERK蛋白表达明显降低(均P<0.01)。结论消癥散瘀方能够降调子宫内膜异位症模型大鼠MAPK信号通路,从而降低子宫内膜细胞侵袭、转移、种植的能力。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从《方言疏证》看戴震的校勘特点

作为一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将其考据方法运用于校勘,他校勘《方言》较少依据版本,而是博综群籍传注,本之小学六书,以理论断;以求是为根本旨归,大胆改正讹文;发凡起例,首次从致讹角度总结误例。戴震的校勘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学术风尚。

《天眼》的语言民俗与文化认同

文章以《天眼》的民俗语言为研究对象,透过作品中的民俗语汇表述,探究其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文章从婚丧民俗词语、社会方言、地名词语、地域风俗名称等语汇层面予以分析,分析了文本民俗语汇与文化认同关系的文脉传承、文化精神、审美共识。通过对文本的社会方言的时代特征、民俗语汇的地域特征分析,揭示社会文化变迁语境与文化认同的关系。

扶正抗癌方治疗大鼠移植性肝癌的研究

目的:复制类似人类原发性肝癌发生发展的大鼠移植性肝癌模型,探讨"扶正抗癌方"对大鼠移植性肝癌的治疗作用及机制。方法:采用Walker256癌肉瘤细胞株接种SD大鼠复制原位种植肝癌模型,分为正常组、假手术组、模型组、抗癌扶正方低、中、高剂量组。定时记录体重、进食及饮水等生命体征;实验1周、2周、3周分别抽取动脉血,进行生化检测:包括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草/丙比值(S/L)、血清白蛋白(ALB)、白蛋白/球蛋白比值(A/G)及碱性磷酸酶(ALP)、γ-谷氨酰转移酶(GGT)和岩藻糖苷酶(AFU);观察各组大鼠的生存时间。结果:实验3周时,扶正抗癌方高、中剂量组ALT、AST低于模型组(P<0.01),ALB及A/G比值高于模型组(P<0.05);高剂量组ALP、GGT、AFU活性明显低于模型组(P<0.01);高、中、低剂量组大鼠的生存率高于模型组(P<0.05)。结论:扶正抗癌方可改善移植性肝癌的大鼠生存状况;保护肝脏功能,降低肝ALT、AST释放;维持ALB水平;降低ALP、GGT、AFU的活性,最终延长移植性肝癌大鼠生存时间,其中以"扶正抗癌方"高剂量组疗效最好。

指南针理论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

指南针产生以后,中国学者对指南针之所以能够指南,从理论上做过探讨。这些探讨大都是从阴阳五行学说出发,结合当时人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而展开的。万历年间,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的指南针理论、地球学说以及相关的科技知识,在这些知识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探讨指南针理论问题。在这些探讨中,阴阳五行的作用淡化了,而从力学角度做的分析却增加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在传教士中,南怀仁的指南针理论最为系统,但他的理论仍然局限在古代科学的范围,并非吉尔伯特的磁学理论。南怀仁的理论在中国影响深远,直到19世纪中叶,仍有中国学者用南怀仁理论解释指南针问题。

扶正化积方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气虚血瘀证)的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扶正化积方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气虚血瘀证)的临床疗效。方法将确诊为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伴肠道化生、低级别上皮内瘤变),中医辨证气虚血瘀证的患者60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服用扶正化积方,对照组服用多潘立酮。两组均4周为一疗程,连续治疗3个疗程。结果治疗组临床疗效为70%,对照组为13.3%(P<0.01);治疗后治疗组中医症状、体征积分与对照组积分比较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较治疗前降低(P<0.05)。两组均未发现不良反应。结论扶正化积方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气虚血瘀证)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六气时行民病证治探析

《黄帝内经》认为六气的逆从胜复等可以作为病因导致疾病的发生。宋·陈无择尊《黄帝内经》之旨,依时气病证之异,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创立六气时行民病证治主方6首。本文从六气角度对6首方剂主治民病证治特点及组方特色进行研究,发现六气司天、在泉不同、民病证治各异,六气所主气候、病证不同,组方各异。同时笔者也提出临床在尊经旨运用六气方的同时,应结合当今时气的特点及个人体质的实际情况,对六气方进行适当加减、灵活运用,从而发挥五运六气对临床辨治的实际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