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石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其相关问题考论

在政权更迭频繁、多元文化交汇的背景之下,华北北部民间社会的佛顶尊胜信仰保持了很强的延续性;此信仰在辽中后期也影响到契丹贵族;辽代密教的渊源除了唐密,还包括杂密和直接来自印度的因素。辽中后期,汉族民众也为契丹统治者建造经幢祈福。这些都是中古时期不同文化交融互动和族群关系演进过程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再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逐兔见宝”母题——兼谈该母题的外域文化渊源

佛经故事中叙事引导者角色不限于兔,已形成一种通行的叙事模式。在佛经故事启发下,逐兔与女性、与崇佛脱难等载录,也有某种特定关系。“逐兔”关目在系列作品中,具有某种悬念设立——开解的文本功能。母题中的功能是与“兔”这一“标志”联系起来的。

成县大云寺石窟调查与研究

成县大云寺石窟部分唐、宋时期题壁、石刻文字尚存。寺内"汉永平十二年"刻字说明佛教很早就已传入今陇南市境内,"梁大同九年"刻字证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曾经在陇南境内兴盛及萧梁曾经统治陇南部分地方的史实。大云寺石窟开凿于北朝,创始于北魏的可能性最大,至隋唐时期已具有一定规模,"千佛"(遗迹)塑造于北朝至隋唐期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石幢立于中唐时期。"大云寺"之名始自唐代武则天时期,石窟主要表现佛教内容,也包括儒家、道教和社会历史内容。

中国佛经中的珍稀写本研究

佛教的弘法活动对经书产生了极大需求,佛经写本是满足这种需求的一种方式.写本的抄写者或者组织者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或者亲近佛教的优婆塞、优婆夷.他们抄写佛经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自身断三毒、求解脱、证法身;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末法时期的众生有法典可循.在留存的佛教写本中,一些珍稀写本与同时代的普通写本相比,具有鲜明的特色,如以鲜血抄写的血经、在石头上刻写的石经、富贵的金经等.

化学法保护和修复大理国经幢

大理国经幢造型优美,雕刻技术精湛,反映了密宗造像的特点,被誉为滇中艺术的极品。试图对古幢进行加固保护和修复研究,为更好的保护大理国经幢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西安韦曲韩家湾村唐大德和尚墓发掘简报

2009年10月,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办韩家湾村以西,发掘了唐大和四年(830)僧人大德和尚墓(编号为2009HDM57)。该墓纪年明确,形制保存基本完整,出土了石经幢、陶俑、瓷器和玉器等,为西安地区中晚唐时期墓葬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论唐前期幽州地域羁縻州的佛教活动

唐前期,幽州地区有一些羁縻州的胡人和汉人参与良乡县云居寺的刻经活动。慎州的靺鞨酋长家族参与刻经活动,还有家族成员出家。安置内蕃靺鞨的燕州胡汉混居,胡人、汉人、道士都参与佛教刻经。安置内蕃突厥的顺州也是胡汉之民皆有,存在佛教徒。这些羁縻州的文化面貌呈现多元化特征。宗教信仰的转变是内蕃胡人及羁縻州汉化的重要标志。这些都是我们观察唐朝前期河北北部地域的文化特征和内蕃胡人的精神世界时值得重视的现象。

灵隐寺吴越国经幢短柱造像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

叙录灵隐寺吴越国两经幢短柱所镌造像,与经文及其他相关佛教图像的比照,确定经幢主体造像(一级短柱造像)的依据为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造像可视作最为简化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是该经变相的晚期形态。造像性质的揭示亦明确了经幢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的一种载体。

北齐蒙山大佛北侧《金刚经》摩崖刻经碑综合研究

太原北齐蒙山大佛北侧原存一方摩崖刻经残碑,碑刻字体为楷书,年代大约为唐代。本文对此进行了详细比对,发现残存碑文内容和顺序均与什译《金刚经》高度吻合,这一刻经碑可基本判定为鸠摩罗什译《金刚经》之全本。文献之外,考察其物质形态、文本、媒材、空间与仪式,探求唐人如何看待书刻《金刚经》,以及他们在信仰中是如何体验这一实践的。综合相关佛典以及敦煌写本,可知此刻经碑的建造,首要目的在于营福;而结合位于此碑近侧的禅窟来考量,亦当有禅观之用。此外利用敦煌文献,推知嵌于寺壁的刻经碑这一媒材表现形式出现的原因。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艺术史上这一特定媒材与形式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僧俗·经藏·碑板:辽刻房山石经书经活动的变局

经本抄写是房山石经刊镌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并在辽代产生了一系列的崭新特征。通过稽考辽刻房山石经,探究出辽代书经者中具有代表性的僧人、居士、工匠等三个群体。这些群体的书经活动既受到宗教信仰的驱使,也是既往书经活动的积淀和延续,共同构建了完善的合作网络。在辽代统治者和通理大师的相续规划下石经刊写模式逐步成熟,写经活动亦渐次有组织化,石经抄写的版式布局更为合理,经本大藏经逻辑也更加凸显,为幽州地区宗教、文化史及辽代书学状况的探讨提供了文献资料。

经石峪:从佛教道场到文人场所

泰山经石峪本来是一个佛教道场,但在十六世纪后半叶发生重大变化,从道场一变成了一个文人小憩观景、抒发胸臆的场所。今对这一过程作初步梳理和分析,认为其文人化的过程表现在入场的途径、题跋的位置、题跋的格式、题跋的书体、题跋跟经文的关系、题跋的内容及经石峪的功能等七个方面。

经石峪作为佛教道场之浅谈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虽题记未存,但场所固定,我们对其原来的刻经布局设计、内容与礼仪功能可作相当程度的还原。经石峪作为佛教道场是什么面貌?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前来经石峪作何礼拜?经石峪朝拜者礼拜什么内容?这些问题是基础研究,但在研究史上,却因为经石峪《金刚经》气势磅礴的书法而被忽略。今针对上述问题与山东其他摩崖刻经作一比较。

太原新见武周“晋祠华严石经”残碑

本文讨论太原市文物考古所2016年征集的三通残碑,通过查找文献对比解读三通残碑的内容,推断出此三通残碑与“晋祠华严石经”同出一脉。此次发现,可以对“晋祠华严石经”进行补充,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比较重要的资料。

神圣与世俗:房山石经唐刻《大般若经》中的宗教社会空间

房山石经唐刻《大般若经》刊镌过程中幽州社会各阶层皆有参与,构建了有别于实体宗教神圣空间的"社会空间"。此社会空间以宗教的神圣性为依托,在内部群体构成、活动辐射范围以及群众聚集形式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世俗性特征。在此宗教社会空间中,各个信仰群体以家庭、地域、社邑等方式结合,通过各异的参佛理念,或表达个人祈愿,或隐含政治诉求,或流露血缘特征。将刊镌佛经这一佛教活动融入多元化的具有世俗特征的信仰理念,展露了宗教空间中神圣与世俗的矛盾与依存。

五台佛光寺塔坪新发现唐“没故和尚”经幢研究

2022年7月,佛光寺塔坪步道整修过程中,在杲公和尚塔东南方向发现一截经幢幢身。经幢八面,正面题额“奉为没故和尚造佛顶陀罗尼经幢”,第二面线刻“圣老人(文殊菩萨)见佛陀波利像”,第八面有“会昌二年”纪年。经研究,该经幢应为佛光寺僧众专门为“没故和尚”修建的一座墓幢,是目前五台山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经幢实物,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对唐代经幢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西安市祝村唐墓M19发掘简报

2020年1—4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祝村发掘了一批古墓葬,时代跨隋、唐、明清三个历史时期,尤以唐代墓葬数量最多。其中,M19有明确纪年,墓主为唐代官员陈少游之子陈正仪。该墓形制为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室墓,墓中出土石经幢,体现了佛教文化对唐代葬俗的影响。陈正仪墓的发掘为研究晚唐时期高级官吏墓葬提供了新资料。

成都百花潭锦江河道出土石经及相关问题研究

成都百花潭锦江河道出土石经为五代至北宋时期比丘尼正仪所造。石经上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咒、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根本真言、文殊菩萨五字真言等三种佛教咒语。其独特之处在于经文雕刻于石板的正面和顶面,而且"安于江中"。本文认为"破地狱"和"疾证菩提"思想在川渝地区的传播是这三种真言被糅合在同一石经上的信仰依据。

唐代幽州地区的佛教与社会研究现状评述

本文对唐代幽州地区佛教与社会的重要研究成果作了整理。分别从唐代幽州地域的佛寺,唐廷在幽州地区的宗教活动,房山石经,幽州地方势力与佛教,安史之乱、会昌灭佛与幽州地区的佛教,以及唐幽州佛教对辽代佛教的影响几个方面进行梳理,对相关研究进行评述,并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墓葬中的石窟:邢合姜石堂壁画略论

近年出土的北魏邢合姜石堂,因其内壁绘满了佛教题材的图像而广受学界关注。本文分析了该石堂内壁图像的题材与布局,认为其制作者完全依照佛教石窟壁画的模式装饰了这组葬具。这一时期,石堂多与石床配合使用,以承放尸体,模仿了墓主人生前的居室与坐榻;此外,该石堂图像内容与《法华经》有重要联系,具有帮助信众禅观修行的作用。结合这两点来看,墓主生前修行的禅窟出现在墓葬中,来源于"事死如事生"的传统丧葬观念。

海宁安国寺唐咸通经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形态及价值

安国寺唐咸通年经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造像为经幢上首度发现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顺时针绕幢展开富有连续情节表现(含经序)的连环画式、附榜题的经变造像,将观瞻变相与绕幢礼拜(受持本陀罗尼的法门)融为一体,是佛教经变艺术形式迎合大众的重要体现。本文通过与唐宋同题材经变的比较,考察安国寺唐咸通经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造像在布局与内容表现上的特殊形态,指出这种形态一方面因经幢造像的特殊性所致,一方面反映了江南晚唐流行的是此前未见的一种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样式。安国寺经幢对后世经幢造像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