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芳伯与西婆罗洲兰芳公司史事考论

18世纪后期,客家人罗芳伯等在西婆罗洲建立兰芳公司,前后维系一个世纪有余。本文考核相关史事,认为该公司不曾建元,罗芳伯并未称“大唐总长”,“兰芳大总制”不是兰芳公司自称,是荷兰殖民当局授予兰芳公司第六位“太哥”刘台二的头衔。罗香林对罗芳伯的研究有开辟之功,但也包含若干渲染、误判。兰芳公司及18、19世纪西婆罗洲的多家华人公司都曾被称为“共和”政权,着眼点在于其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功能,领导人由公众推举产生,共同体成员之间日常关系接近平等。虽然这些公司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共和国,但毕竟是中国民众迁徙到另一片土地之后,选择建立的具有共和、民主意味的政权体系。这种选择的基础包括中国传统村社组织和帮会传统,也涉及比较晚近在华南形成的“公司”新传统。移民婆罗洲的华人背后没有强大支持力量,仅以实现社区性生存与获得财富为目标,最终无法对抗荷印殖民当局的宰割。

西周卫国为方伯考

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拥有部分对其控制地区小诸侯的政治统治权。西周存在方伯这种介于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地方势力类型。由于方伯的存在,天子与诸侯的统治关系被部分阻隔,方伯成为周王与诸侯之间的政治枢纽。周公分封其弟康侯为卫国国君,使之成为控制殷地的诸侯之长,后继的卫国君主继续充当方伯,整个西周时期卫国基本上保持方伯地位,为维护西周在东方的统治做出了贡献。

西周方伯发微

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拥有部分对其控制地区小诸侯的政治统治权。西周存在方伯这种介于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地方势力类型,由于方伯的存在,天子与诸侯的统治关系被部分阻隔。方伯的存在对西周的政治制度有重要影响,关系到西周中央权力对地方控制的实际程度。西周方伯主要有周初的"三监"、齐、鲁、卫、楚、徐等。

《逸周书》“伯父”“叔父”考论

在周代,尤其是西周,天子既应该按家庭行辈制度对父亲的兄长称"伯父",又要按职官礼制对于二位方伯称"伯父";既应该按家庭行辈制度对父亲的弟弟称"叔父",又要该按职官礼制对各位州伯称"叔父"。由此也可见,《逸周书.本典解》成王称周公为"伯父"是没有问题的。

论孙恩、卢循起事中身份构建的转变

东晋安帝时期,依靠天师道信仰驱动教众起事的孙恩集团一度成为晋末政争中迅速崛起的新势力。孙恩在起事之初,事实上即展现出宗教与世俗领袖的两种身份形象特质,唯后者未付诸更多实践。其继任者卢循则因应局势变动,屡次提出与桓玄、刘裕等势力同为“建义之党”的新型政治话语,同时于内、外构建完整的“方伯”形象及其意识形态,使该集团从失败的泥潭中成功复起。同时,此种身份构建的转变还与卢循势力在岭南重建之主要兵源发生改变的史实密切相关。上述发现反映出孙恩、卢循起事中以往未被充分关注的现实主义倾向及其背后持续一贯的演进脉络。

两周之际政局与郑武公霸业先兴——兼论“郑庄小霸”之得失

周幽王废嫡立庶,酿成地方诸侯与西北戎人的联合灭周祸事,连带引发两周之际的政治地理危机,不仅由此开启诸侯竞相争霸的历程,而且随着岐丰大本营的丧失和周平王权威地位的下坠,为西周王政向春秋霸政转变打开了缺口。一方面,周末政治空间失序,以洛邑为中心重构新的封建藩屏网络,为中原郑国的崛起提供了地理优势;另一方面,拥立周平王并辅其东迁成功的二号人物郑武公,一身兼领王官伯与方伯双重身份,在秦、晋等大国受困于内忧外患的空档期,大兴“尊王”之举,复有“正东方之诸侯”的机遇,积极实行联盟策略,实已开启霸政先声。至其子庄公时,郑因桓王夺政事件而丧失一贯的王官伯地位,更全力向外服诸侯和方伯身份转型,结强援、伐弱旅、败戎夷,乃至“逐王于葛”,堪称小霸列国间。然而,郑庄霸业是以挑落王室权威、败坏旧有传统而以强力实现,难以得到诸侯公认,最终因庄公谢世后郑国内乱而无以为继。自此以后,春秋霸政进入一个力、德相配,尊王、攘夷并行的更高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