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书传统、反左书与“透明之石”的过度阐释——《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献疑

在艺术史研究领域,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的重要性已经毋庸赘言。不过其所带来的争议也堪称无以伦比,贝格利教授甚至长篇累牍地对全书展开过尖刻的批评。若以《中国学术》2000年的发表为坐标点,抛开人格攻击的激烈言辞,贝氏批评与作者辩护二者,几乎以一种互文的方式,定格了世纪之交中国艺术史研究领域的高峰对决。本文讨论与质疑的重点,主要针对该书第五章"透明之石:一个时代的终结",从"反左书"历史原境入手,再由楷书上溯,考察甲骨文以来汉字书刻历史中的反书传统,进而分析"透明之石"中的过度阐释现象。由于透明之石并不曾"透明","一个时代"无法终结在南朝,本文还将涉及有关"阈界点"的判断以及"纪念碑性"的收束时间问题。

利用道教文字创造的民族文字

中原的原始宗教道教发展出一套特殊的文字，云篆、反书、倒书等，它的特殊形体以及宗教背景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它依托神秘力量深入周边民族中去，由于民俗信仰相互贯通，从而从仪式到内容自然衔接。周边少数民族在接受道教因素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利用道教文字，创制本民族文字。党项人首次仿照真文创制西夏文，彝族、水族则从文字方向着手，充分利用反左书、倒书，成片制作本族所需的文字。少数民族的文字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主要依靠俗字满足需要，但是道教文字是一个重要来源，在某些文字中甚至是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