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组织推动到亮相共产国际舞台——苏俄、共产国际远东工作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近年披露的苏俄、共产国际档案显示,1920年初至1921年年中,从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外交科、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一系列设在苏俄远东、从俄共(布)系统最终转到共产国际系统的机构及其派遣人员,准确抓住了五四运动中兴起的以陈独秀、李大钊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力量,给予有力的组织推动,从而加快了中国的建党工作,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并推动中国共产党初登共产国际舞台就奠定了地位。

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初次使华对中共建党的贡献

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共产国际为推进世界革命,派维经斯基前往中国开展工作。作为第一位代表俄共(布)奉命赴华的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的重要使命是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帮助中共做好建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与干部准备。为此,他在1920年4月到1921年2月在华期间,积极帮助早期的中国革命者在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俄华通讯社对十月革命进行报道,印刷出版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指导各进步刊物宣传革命,创办外国语学社对进步青年进行理论教育,并从中选拔优秀者赴苏学习,等等,从而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出了杰出贡献。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

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是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们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有许多是正确的,推动了苏区军事斗争的发展,但也有些并不符合实际,严重干扰了苏区的军事行动。它们反对毛泽东的战略策略并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领导职务,同时又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的战法并力求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共产国际派李德任中共军事顾问,在中央苏区掌控军事指挥大权。李德对"福建事变"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又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李德的错误在遵义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和彻底清算。

浅析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山舰事件的认识

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山舰事件性质的认识是有关中山舰事件研究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中较少为人注意的方面。实际上,事发半年后,远东局通过深入考察广州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明确指出中山舰事件源于中国大资产阶级同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利益冲突,是"反共"、"反动"的事件,事件后广州政府政策整个右转,以蒋介石为首的中派窃取了广州政府的权力和国民党的领导权。远东局与联共(布)一样反对北伐,但理由与其不同,这促使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态度发生转变。远东局还认为应加强国民党中的工农成分以影响国民党,最终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国民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再分析——陈独秀不是主要责任者

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到底谁最应该来负这个责任?随着俄罗斯档案馆一些资料的开放,我们有了进一步弄清楚这个问题的可能。在笔者看来,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其失败要负主要责任,这是其无可推诿的。当然,我们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去指责谁,而是总结经验,以史为鉴。

论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失策及其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蒋介石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有着优良抗日传统的十九路军在援热抗日失败和对红军进攻不力的情势下,决定由"剿共"转为联共。1933年11月20日,由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但是,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遵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对十九路军实行分化和瓦解的政策,从而加速了福建事变的失败,也使中共错失了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被迫长征。

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的争论——以双方有关书信为中心的考察

1930年,中共党内被急速"左"转的气氛笼罩着,受其影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合作出现问题。6月,围绕中共中央提前通过重要决议的行为及决议内容,远东局与中共中央之间爆发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为阐明各自立场和观点,远东局与中共中央都以书信形式互相辩驳,使冲突持续升级和扩大,并达致不可调和而诉诸共产国际,请求其裁定的地步。最终,在共产国际的调停下,争论暂时结束。由这些信件出发,可以勾勒分歧的线条与轮廓,从而分析其中的历史信息。

共产国际、俄共(布)的对华机构

从中共早期组织的建立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活动的开展,共产国际、俄共(布)都进行了直接的领导、组织和帮助,并分别有着自己的对华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对华机构是依据苏俄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华政策的调整而设立的。在对华工作期间,正值中国大革命发展波澜壮阔而又危机四伏之时,他们积极参与对中共中央的指导和帮助,在贯彻落实莫斯科关于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全面了解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过去受史料所限,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对华机构问题曾经长期困扰着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大型文献档案资料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出版,为进一步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

张太雷1921年在伊尔库茨克的史实探析

根据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工作需要,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张太雷于1921年1月前往伊尔库茨克,随后担任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临时中方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组织机构中工作的第一人。在任期间,张太雷以其卓越的工作业绩,得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人的高度肯定和充分信任,并因此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于1921年5月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秘档深处的历史——1926-1927年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是共产国际为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而在上海建立的驻华机构。1926-1927年,远东局在华工作期间正值中国大革命发展波澜壮阔而又危机四伏之际。以维经斯基为主席的远东局积极参与对中共的指导,在贯彻落实莫斯科关于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全面了解中山舰事件后广州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当然,在指导中共进行革命的过程中,远东局也犯过一些错误,或者说是执行了莫斯科方面的错误决定。尤其是共产国际、联共(布)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革命性,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而中共只是被当作加强国民党领导地位的助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一直影响着远东局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革命指导方针的制定以及相关工作的开展。总结远东局在大革命时期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