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基础设施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实证研究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践行与彰显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基于2011—2019年五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借助“宽带中国”战略准自然实验,研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高了家庭收入,而且还有效抑制了收入差距。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增加创业机会、就业机会,提高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创业效应”和“就业效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家庭收入效应在城市、城镇化率高的地区,年龄中等、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中更为显著,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和人力资本差异。

中国家庭联合收入财富不平等测度研究

使用年金法构建同时包含收入和财富的一维指标,即联合收入财富,基于该指标全面测度中国经济不平等程度并进行分解。结果发现:与收入不平等相比,联合收入财富基尼系数提高了13.36个百分点,其中房屋是影响家庭经济不平等的最重要财富形式;联合收入财富不平等程度在各年龄分组、城乡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联合收入财富不平等主要由收入和财富年金值的边际分布本身所导致,而两大边际分布之间的关系对总体不平等的影响相对较小。

新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中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

如何通过科学的财税政策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推进共同富裕是学术界和政策界面临的共同命题,其中,收入所得税对激发劳动力市场活力、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劳动参与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2020年的三期面板数据,采取双重差分法分析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提高个税免征额促进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参与,但未显著增加劳动时间。经过更换回归模型、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个税免征额提高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在不同性别和婚姻状况的群体中存在差异,对女性群体、已婚群体的劳动参与影响更大。机制上,新税改显著降低了个体由于照料家庭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因此,未来个税政策的改革方向应包括:持续关注重点人群的收入情况,有效发挥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充分考虑个税改革对于女性和已婚群体劳动供给更强的激励作用,积极推行鼓励已婚女性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细化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或标准,增强劳动者获得感,激励低收入群体就业,助力共同富裕。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数字治理下农民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效应

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兼顾“发展”与“共享”的双重目标,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支撑。以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增长效应,能有效提升其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发展”目标。分位数回归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结果均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分配效应,能够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共享”目标。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将显著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同时,数字治理参与对具有较低社会资本群体的收入赋能作用更显著。

工业机器人应用会加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吗?

基于IFR数据库中国工业机器人数据,在科学测度2007—2019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基础上,细致刻画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加剧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因而有效处理机器人应用的收入分配效应能为高质量增长和共同富裕战略的协同共进提供重要支撑;工业机器人应用会通过提升就业技术结构高级化水平和资本利润率两个渠道,加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工业机器人应用在高劳动收入份额区域内引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效应较为显著;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利于激发产业结构服务化及合理化的演进动力,并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具有催化剂作用。为此,中国政府应及时和准确地预判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目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影响,并在享受人工智能时代红利的同时,平抑其对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负面冲击。

数字鸿沟与家庭收入结构多元化

基于香农-维纳多样性指数构建收入结构多元化指标,在此基础上考察数字鸿沟对家庭收入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鸿沟越大,家庭收入结构越趋于单一化,该结论通过了多种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鸿沟会通过限制互联网工作渠道、减少互联网人力资本投资等途径抑制居民收入结构多元化。异质性分析说明,数字鸿沟对家庭收入结构多样性的抑制影响在非打工家庭、无银行贷款家庭和东部地区家庭中更加显著。

中国居民消费结构转型驱动力:收入效应还是相对价格效应

本文基于结构转型框架,以居民消费在各部门的分配份额度量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利用1992—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及投入产出表等数据,通过对偏好进行非线性估计并结合反事实分析方法,实证探讨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导驱动力。研究发现:消费的不同定义和测度方式会使结论出现差异。在最终消费支出定义下,收入效应是驱动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导力量;在消费增加值定义下,若利用支出法GDP方法构造消费,则相对价格效应对2002年之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贡献大大增强。本文在理论层面为结构转型相关研究提供了需求侧视角,在应用层面有助于明确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进而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下消费提质升级提供有益的借鉴及参考。

数字经济时代的“红利”与“鸿沟”:异质性劳动力的微观表征

作为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产业发展的方向,数字经济具有双刃剑的特点。文章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结合,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并实证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工资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会对高技能劳动力和非常规认知型职业劳动力产生工资溢价效应,降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从而扩大技能工资收入差距。其中,数字经济引致的城市生产率效应和创新效应是扩大工资收入差距的重要传导机制,且人力资本积累会进一步扩大差距。此外,数字经济的工资溢价效应在东中部地区、人口规模100万及以上的城市、非中老年群体及非农户口群体中更显著。

数字经济、创业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利用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蒂蒙斯创业理论阐释数字经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理论逻辑,并利用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通过促进创业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具体而言,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创业融资和优化创业企业的要素配置,从而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进一步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强化数字经济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从而能强化数字经济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组织型创业与自我雇佣型创业都能使数字经济更好地发挥其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作用;在数字经济的支持下,无论是在制造业中创业,还是在服务业中创业,均能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路径探索:人力资本的增长与平衡效应检验

共同富裕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一个远景目标,“富裕”和“共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构造一个反映人力资本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基于经验证据检验人力资本通过增长效应和平衡效应推动“富裕”和“共享”,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提升既有利于“蛋糕”做大,又能有效促进“蛋糕”更好地分配,显著提升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力度大于城镇居民,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变量,推动了“富裕”和“共享”目标的实现;中介效应检验证实了人力资本通过促进农村高技能劳动力流向城镇,间接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从而实现其增长与平衡效应;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平衡效应在低收入省份更加明显,而在高收入省份不显著。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机制及其区域差异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首先在理论上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建构了推动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机制框架,接着使用CGSS2010—2021年调查数据,对不同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过程与成长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在不同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整体成长以及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结构变化都不一样;经济发展未必一定推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收入再分配政策与经济结构升级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强调,要想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加强有关具体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研究

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实践路径。本研究基于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探究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表明:(1)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收敛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共同富裕。(2)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3)机制分析表明非农就业是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4)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共同富裕的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土地出让收入支持乡村振兴动力来源及机理分析

为更好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从马克思地租理论出发阐释土地出让收入的双重属性和本质内涵,描述激励约束机制下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发展的情况。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和《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说明土地出让收入支持乡村振兴的应然领域。采用规范分析法,选取2010—2019年国有土地出让面积、土地出让收入和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土地出让收入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发展的支出在总额上逐年增加,但相较于城市支出比例偏低,且存在收益分配不均的问题。通过对土地出让收入的制度属性的分析,发现分税财政体制、政绩考核制度和低土地财政依赖度三方面是土地出让收入支持乡村振兴的外生动力,为可持续内生动力的产生创造外部环境;土地出让收入的合理分配格局、精准投入、政策引导人才流向乡村三方面是内生动力。厘清土地出让收入支持乡村振兴内在和外生动力来源及其机理,有助于形成土地出让收入合理分配格局,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缩小城乡发展差异。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与内部薪酬差距

企业是推动数字技术发挥经济效应的重要微观主体,也是平衡资本和劳动分配关系的关键所在。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Python爬虫技术评估了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提升员工人力资本水平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也会通过提升管理层人力资本水平扩大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低议价能力企业与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超额薪酬差距的原因在于员工薪酬涨幅小于管理层。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政府应推动劳动力知识技能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推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作用,进而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农业保险、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绿色发展

农业保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文章从农业保险影响农业规模经营、产生增收效应和环境效应入手,采用2007—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农业保险通过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绿色发展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保险是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并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保险助推农业绿色发展的中介机制;多维环境效应研究表明,农业保险对农业碳排放、农业化肥面源污染有重要影响;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和农作物种植规模较高的地区,农业保险更有利于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由此,提出充分发挥农业保险优势、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建议。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理论机制及发展趋势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以分工协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联结为纽带的新型农业产业化组织。但由于发展时间短和组织形态特殊等原因,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性质的认识和发展规律的把握尚不清晰。笔者通过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组织特征、运行机制、功能作用及发展趋势的剖析认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具有联盟性质的合作经济组织,其成员异质性程度高,组织架构呈现立体式,治理方式具有关系保障+章程管理+合约约束的多元重叠特征。相较于其他农业产业化组织,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内部主体联结更为紧密,要素流通效率更高,创新机制更容易与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相结合,在保障粮食安全、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水平、推动农业发展方式绿色化转型、促进乡村兴旺和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具有独特功能。针对当前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状况,政府应重点在法人地位落实、小农户偏向机制和针对性政策扶持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以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更好服务农业现代化建设。

数字技术赋能农户增收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基于CRRS 2022农户调查数据

从粮食单产与农业生产效率两方面构建种粮农户增收的理论框架,并借助CRRS 2022年农户调查数据样本,实证检验农业生产中数字技术采用对种粮农户的增收效应。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农业生产中数字技术采用显著促进了种粮农户收入增加。分别使用工具变量估计、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和安慰剂检验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农业生产中数字技术通过提高农业机械作业效率、农业机械作业水平,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粮食单产水平,实现种粮农户增收。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采用对种粮农户增收具有异质性。数字技术对那些在村里担任职务、经营规模更大的种粮农户增收效应更明显。未来应通过夯实农业数字发展根基、培育高素质农民队伍等途径推动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促进种粮农户增收。

数字普惠金融与收入差距——基于城市人力资本和数字鸿沟视角的分析

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运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基于城市层面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收入差距,而数字鸿沟中的数字接入沟和使用沟抑制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作用;(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促进教育机会和创业机会的均等化提高城市人力资本水平,进而降低城市层面的收入差距程度;(3)数字普惠金融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地区间、收入水平和金融城市等方面存在异质性。相关研究结果为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全民基本收入:社会保障的第三种模式?

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对传统就业模式形成巨大冲击,以正规就业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保障模式面临巨大挑战,“全民基本收入”这一古老思想重新焕发活力,并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运动。本文从社会政策发展的历史脉络切入,把全民基本收入置于社会保障制度演变的历史情景中,通过比较基本收入与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这两大主流社会保障模式的关系,探讨全民基本收入能否成为继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之后的第三种社会保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