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改革后农民收入增长机制与路径选择辨析——以豫东平原为例

税费改革以后,豫东平原地区的农民收入在减负、直补、外出务工等因素的带动下出现了短期内的迅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机制潜在的增收效应已日趋消退。要想维持农民收入长期的增长势头就必须拓展新的增收路径,一个可能的选择是推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合作金融+农业保险+流通体制改革"四位一体的组织与制度创新。

农村税费改革的制度生成透析

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是事关各方参与者在旧制度基础上的规则、规范演进,在这一变迁途径中,既有对历史制度的扬弃,也有对各方当事人(国家、地方当权者、农户)利益协调问题的考虑。从制度的比较分析角度,结合实际操作中的问题对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合理性进行分析,以期寻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中国古代的农村税费改革及其历史启示

本文概述了我国历史上的三次重要的税费改革: 唐朝的“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摊丁入亩”。总结了三次税费改革的背景、内容及结果, 分析了三次税费改革的经验教训, 对我国当前农村税费改革提供了深层次的启示。

农村税费改革：治标之策与治本之策

近期政府推行的力图减轻农民负担的税费改革,仅从规范乡镇政府的乱收费行为,理顺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入手,是不能彻底减轻农民负担的,只能是治标之策.要想彻底减轻农民负担,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应该从城市偏向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城乡二元税制结构的制度性根源入手.因此,要探寻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就必须统一城乡税制,调整城市偏向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

土地家庭承包制下我国农民负担的演变

土地家庭承包制在我国广泛推行后,农民负担渐显,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降演化成一个重要的经济政治问题。1987年以前,农民负担相对较轻,而从1988年到1992年几年间,农民负担高位运行。经一个时期的起伏不定,到1998年以后才渐趋回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全面推开,使得农民负担锐减。

税费改革后新农村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税费改革以后,我国农村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难、基层组织权力弱化、乡村债务无法化解等,它们构成了新农村建设在启动之初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在上述困境下,新农村建设的现实出路是重构农村政策体系及其价值,强化基层组织的权力,重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为农村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

农村税费改革浅谈

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农村继土地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革，和中国的历次重大改革一样，税费改革起源于基层。它对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分配关系起到重要作用，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利”，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在改革起到巨大成效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农民负担反弹的问题。因此，要推进改革稳步进行，我们必须要做好相关配套改革和工作。

农村税费改革后公共产品供给困境探析——实现“十一五规划”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推行在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给我国农村公共品的正常供给带来了沉重的压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税费改革使可持续财政运转困难,大大降低了其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乡镇机构改革的滞后使公共产品供给困难;“一事一议”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不合理。应从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制度、融资渠道及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入手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

农村费改税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是一场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国家、官员、农民三方博弈正僵持,制度变迁成本得不到有效分摊,引发一系列不良的后果。只有在有效分摊制度变迁成本的基础上,全面改革农村的经济、政治体制,才能保证农村费改税的最终成功。

返还间接税:形成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的必要步骤

农民负担的直接间接税费每年至少达到7406亿元,其中间接税近5000亿元。正是由于农民不能通过公共产品的方式获得其负担的间接税,财富主要通过间接税和“暗税”方式从农村净流出,才出现农民负担持续沉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彻底取消对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三提五统”和其他税外收费摊派以后,还必须通过对农村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将农民负担的间接税和“暗税”“还给”农民,这是形成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的必要步骤。

资源下乡与基层治理悬浮

二千多年来,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一直建立在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的基础上。取消农业税后,大量国家资源下乡,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巨变。资源下乡带来国家规范和国家权力的下乡,基层治理主要变成回应上级要求,却疏于内部组织动员。甚至上级转移资源越多,基层治理越是忙乱,与此同时,也越难深入了解农民需要,动员农民和组织农民,让农民成为建设自己美好幸福生活的主体。其结果导致基层治理呈现出内卷的基层治理的悬浮。